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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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志满中年,立业交游(2)

演戏记

人生一出戏,世界一舞台,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戏中戏”还不曾扮演过,不无遗憾。有一天,机缘来了,说是要筹什么款,数目很大,义不容辞,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便开始筹划。

其实我们都没有舞台经验,平素我们几个人爱管闲事,有的是嗓门大,有的是爱指手画脚吹胡瞪眼的,竟被人误认为有表演天才。我们自己也有此种误会,所以毅然决定演戏。

演戏的目的是为筹款,所以我们最注意的是不要赔钱。因此我们作了几项重要决定:第一是借用不花钱的会场,场主说照章不能不收费,不过可以把照收之费如数地再捐出来,公私两便。第二是请求免税,也照上述公私两便的办法解决了。第三是借幕,借道具,借服装,借景片,借导演,凡能借的全借,说破了嘴跑断了腿,全借到了。第四是同仁公议,结账赚钱之后才可以“打牙祭”,结账以前只有开水恭候。这样,我们的基本保障算是有了。

选择剧本也很费心思,结果选中了一部翻译的剧本,其优点是五幕只要一个布景,内中一幕稍稍挪动一下就行,省事,再一优点是角色不多,四男三女就行了。是一出悲剧,广告上写的是:“恐怖,紧张……”其实并不,里面还有一点警世的意味,颇近于所谓“社会教育”。

分配角色更困难了,谁也不肯做主角,怕背戏词。一位山西朋友自告奋勇,他小时候上过台,后来一试,一大半声音都是从鼻子里面拐弯抹角而出,像是脑后音,招得大家哄堂。最后这差事落在我的头上。

排演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公余大家便集合在小院里,怪声怪气地乱嚷嚷一阵,多半的时间消耗在笑里,有一个人扑哧一声,立刻传染给大家,全都前仰后合了,导演也忍俊不住,勉强按着嘴,假装正经,小脸憋得通红。四邻的孩子们是热心的观众,爬上山头,翻过篱笆,来看这一群小疯子。一幕一幕地排,一景一景地抽,戏词部位姿式忘了一样也不行,排到大家头昏脑涨心烦意懒的时候,导演宣布可以上演了。先预演一次。

一辈子没演过戏,演一回戏总得请请客。有些帮忙的机关代表不能不请,有些地头蛇不能不请,有些私人的至亲好友七姑姑八姨也不能不请,全都乘这次预演的机会一总做个人情。

我们借的剧场是露天的,不,有个大席棚。戏台是真正砖瓦砌盖的。剧场可容千把人。预演那一晚,请的客衮衮而来,一霎间就坐满了。三声锣响,连拉带扯地把幕打开了。

我是近视眼,去了眼镜只见一片模糊。将近冬天,我借的一身单薄西装,冻出一身鸡皮疙瘩。我一上台,一点也不冷,只觉得热,因为我的对手把台词忘了,我接不上去,我的台词也忘了,有几秒钟的工夫两个人干瞪眼,虽然不久我们删去了几节对话仍旧能应付下去,但是我觉得我的汗攻到头上来,脸上全是油彩,汗不得出,一着急,毛孔眼一张,汗迸出来了:

在光滑的油彩上一条条地往下流。不能揩,一揩变成花脸了。

排演时没有大声吼过,到了露天剧场里不由自主地把喉咙提高了,一幕演下来,我的喉咙哑了。导演急忙到后台关照我:“你的声音太大了,用不着那样使劲。”第二幕我根本嚷不出声了。

更急,更出汗,更渴,更哑,更急。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场预演把我累得不可开交之际,天空隐隐起了雷声,越来越近,俄而大雨倾盆。观众一个都没走,并不是我们的戏吸引力太大,是因为雨太骤他们来不及走。席棚开始漏水,观众哄然散,有一部分人照直跳上了舞台避雨,戏算是得了救。我趟着一尺深的水回家,泡了一大碗的“澎大海”,据说可以润喉。我的精神已经总崩溃了,但是明天正式上演,还得精神总动员。

票房是由一位细心而可靠的朋友担任的。他把握着票就如同把握着现钞一样地紧。一包一包的票,一包一包的钱,上面标着姓名标着钱数,一小时结一回账。我们担心的是怕票销不出去,他担心的是怕票预先推销净尽而临时门口没票可卖。所以不敢放胆推票。

第二天正式上演了,门口添了一盏雪亮的水电灯,门口挤满了一圈子的人,可是很少人到窗口买票。时间快到了,我扒开幕缝偷偷一看,疏疏落落几十个人,我们都冷了半截。剧场里来回奔跑的,客少,招待员多。有些客疑心是来得太早,又出去买橘柑去了,又不好强留。顶着急的是那位票房先生。好容易拖了半点钟算是上满了六成座。原来订票的不一定来,真想看戏的大半都在预演时来领教过了。

我的喉咙更哑了,从来没有这样哑过。几幕的布景是一样的,我一着急,把第二幕误会成第三幕了,把对话的对手方吓得张口结舌,蹲在幕后提词的人急得直嚷:“这是第二幕!这是第二幕!”我这才如梦初醒,镇定了一下,勉强找到了台词,一身大汗如水洗的。第三幕上场,导演亲自在台口叮嘱我说:“这是第三幕了。”我这一回倒是没有弄错,可是精神过于集中在这是第几幕,另外又出了差池。我应该在口袋里带几张钞票,作赏钱用,临时一换裤子,把钞票忘了,伸手掏钱的时候,左一摸没有,右一摸没有,情急而智并未生,心想台下也许看不清,握着拳头伸出去,做给钱状,偏偏第一排有个眼快口快的人大声说:“他的手里是空的!”我好窘。

最窘的还不是这个。这是一出悲剧,我是这悲剧的主角,我表演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我动员了我所有的精神上的力量,设身处地地想我即是这剧里的人物,我动了真的情感,我觉得我说话的时候,手都抖了,声音都颤了,我料想观众一定也要受感动的,但是,不。我演到最重要的关头,我觉得紧张得无以复加了,忽然听得第一排上一位小朋友指着我大声地说:“你看!他像贾波林!”紧接着是到处扑哧扑哧的笑声,悲剧的氛围完全消逝了。我注意看,前几排观众大多数都张着口带着笑容在欣赏这出可笑的悲剧。我好生惭愧。事后对镜照看,是有一点像贾波林,尤其是化装没借到胡子,现做嫌费事,只在上唇用墨笔抹了一下,衬上涂了白灰的脸,加上黑黑的两道眉,深深的眼眶,举止动作又是那样僵硬,不像贾波林像谁?我把这情形报告了导演,他笑了,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伤心的劝慰:“你演得很好,我劝你下次演戏挑一出喜剧。”

还有一场呢。我又喝了一天“澎大海”,嗓音还是沙楞楞的。

这一场上座更少了,离开场不到二十分钟,性急的演员扒着幕缝向外看,回来报告说:“我数过了一、二、三,一共三个人。”

等一下又回来报告,还是一、二、三,一共三个人。我急了,找前台主任,前台主任慌作一团,对着一排排的空椅发怔。旁边有人出主意,邻近的×× 学校的学生可以约来白看戏。好,就这么办。一声呼啸,不大的工夫,调来了二百多。开戏了。

又有人出主意,把大门打开,欢迎来宾,不大的工夫座无隙地。

我们打破了一切话剧上座的纪录。

戏演完了,我的喉咙也好了。遇到许多人,谁也不批评戏的好坏,见了面只是道辛苦。辛苦确实是辛苦了,此后我大概也不会再演戏。就是喜剧也不敢演,怕把喜剧又演成悲剧。

事后结账,把原拟的照相一项取消,到“三六九”打了一次牙祭。净余二千一百二十八元,这是筹款的结果。

相声记

我要记的不是听相声,而是我自己说相声。

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为了筹什么款开游艺大会,有皮黄,有洋歌,有杂耍。少不了要一段相声。后台老板瞧中了老舍和我,因为我们两个平素就有点贫嘴刮舌,谈话就有一点像相声,而且焦德海草上飞也都瞻仰过。别的玩意儿不会,相声总还可以凑合。老舍的那一口北平话真是地道,又干脆又圆润又沉重,而且土音土语不折不扣,我的北平话稍差一点,真正的北平人以为我还行,外省人而自以为会说官话的人就认为我说得不大纯粹。老舍的那一张脸,不用开口就够引人发笑,老是绷着脸,如果龇牙一笑,能立刻把笑容敛起,像有开关似的。头顶上乱蓬蓬的一撮毛,没梳过,倒垂在又黑又瘦的脸庞上。衣领大约是太大了一点儿,扣上纽扣还是有点松,把那个又尖又高的“颏里嗉(北平土话,谓喉结)”露在外面。背又有点驼,迈着八字步。真是个相声的角色。我比较起来,就只好去(当)那个挨打的。我们以为这事关抗战,义不容辞,于是就把这份差事答应了下来。老舍挺客气,决定头一天他逗我捧,第二天我逗他捧。不管谁逗谁捧,事实上我总是那个挨打的。

本想编一套新词儿,要与抗战有关,那时候有这么一股风气,什么都讲究抗战,在艺坛上而不捎带上一点抗战,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老舍说:“不,这玩意儿可不是容易的,老词儿都是千锤百炼的,所谓雅俗共赏,您要是自己编,不够味儿。

咱们还是挑两段旧的,只要说得好,陈旧也无妨。”于是我们选中了《新洪洋洞》、《一家六口》。老舍的词儿背得烂热,前面的帽子也一点不含糊,真像是在天桥长大的。他口授,我笔记。我回家练了好几天,醒来睁开眼就嚷:“你是谁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家里人听得真腻烦。我也觉得一点儿都不好笑。

练习熟了,我和老舍试着预演一次。我说爸爸儿子地乱扯,实在不大雅,并且我刚说“爸爸”二字,他就“啊”一声,也怪别扭的。他说:“不,咱们中国群众就爱听这个,相声里面没有人叫爸爸就不是相声。这一节可千万删不得。”对,中国人是觉得当爸爸是便宜事。这就如同做人家的丈夫也是便宜事一样。我记得抬滑竿的前后二人喜欢一唱一答,如果他们看见迎面走来一位摩登女郎,前面的就喊:“远看一朵花。”后面的接声说:“教我的儿子喊他妈!”我们中国人喜欢在口头上讨这种阿Q式的便宜,所谓“夜壶掉了把儿”,就剩了一个嘴了。其实做了爸爸或丈夫,是否就是便宜,这笔账只有天知道。

照规矩说相声得有一把大折扇,到了紧要关头,敲在头上,“啪”的一声,响而不疼。我说:“这可以免了。”老舍说:“行,虚晃一下好了,别真打。可不能不有那么一手儿,否则煞不住。”

一切准备停当,游艺大会开幕了,我心里直扑通。我先坐在池子里听戏,身旁一位江苏模样的人说了:“你说什么叫相声?”旁边另一位高明的人说:“相声,就是昆曲。”

我心想真糟。

锣鼓歇了,轮到相声登场。我们哥儿俩大摇大摆地踱到台前,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躬,然后一边一块,面部无表情,直挺挺地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大扇子。台下已经笑不可抑。老舍开言道:“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洋歌唱得不错。”

我说:“不错!”一阵笑。“现在咱们两个小小子儿伺候一段相声。”又是一阵笑。台下的注意力已经被抓住了。后台刚勾上半个脸的张飞也蹭到台上听来了。

老舍预先嘱咐我,说相声讲究“皮儿薄”,一戳就破。什么叫“皮儿薄”,就是说相声的一开口,底下就得立刻哗的一阵笑,一点不费事。这一回老舍可真是“皮儿薄”,他一句话,底下是一阵笑,我连捧的话都没法说了,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半天笑的浪潮消下去之后才能继续说。台下越笑,老舍的脸越绷,冷冰冰的像是谁欠他二百两银子似的。

最令观众发笑的一点是我们所未曾预料到的。老舍一时兴起,忘了他的诺言,他抽冷子恶狠狠地拿扇子往我头上敲来,我看他来势不善往旁一躲,扇子不偏不倚地正好打中我的眼镜框上,眼镜本来很松,平常就往往出溜到鼻尖上,这一击可不得了,哗啦一声,眼镜掉下来了,我本能地两手一捧,把眼镜接住了。台下鼓掌喝彩大笑,都说这一手儿有功夫。

我们的两场相声,给后方的几百个观众以不少的放肆地大笑,可是我很惭愧,内容与抗战无关。人生难得开口笑。我们使许多愁眉苦脸的人开口笑了。事后我在街上行走,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看,那就是那个说相声的!”

回忆抗战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同事张忠绂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遂约定翌日早班火车上见面,并通知了叶公超先生同行。公超提议在火车上不可交谈,佯为不识。在车上我和忠绂坐在一起,公超则远远地坐在一隅,真个的若不相识。在车上不期而遇的还有樊逵羽先生、胡适之太太和另外几位北大同事。火车早晨开行,平常三小时左右可到天津,这一天兵车拥挤,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

大家都又饿又累。杂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国饭店,暂时安歇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前程。我们是第一批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界中人。

我从帝国饭店搬到皇宫饭店,随后搬到友人罗努生、王右家的寓所。努生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面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

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

每天下午努生和我到意租界益世报馆,努生是《益世报》总编辑,每天要去照料,事实上报馆的一切都由总经理生宝堂先生负责。平津陷落以后报馆只是暂时维持出版,随时有被查禁之虞,因为我们过去一向主张抗日。到报馆去要经过一座桥,桥上有日寇哨检查行人,但不扣查私人汽车。有一天上午生宝堂先生坐车过桥去上班,被日兵拦截,押往日军司令部,司机逃回报馆报告,报馆当即以电话通知努生勿再冒险过桥,报馆业务暂时停顿。生宝堂夫人是法籍,由法人出面营救亦无下文。

从此生宝堂先生即不知下落。不知下落便是被害的意思。抗战期间多少爱国志士惨遭敌手而默默无闻未得表彰,在我的朋友中生宝堂先生是第一个被害的。

情势日急,努生、右家和我当即决定,右家留津暂待,努生和我立即绕道青岛到济南遄赴南京向政府报到,我们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到了南京我很失望,因为经过几次轰炸,各方面的情形很乱。有人告诉我们到中研院的一个招待所去,可以会到我们想见的人。努生和我去到那里,屋里挤满了人,忽警报之声大作,大家面面相觑,要躲也无处躲,我记得傅孟真先生独自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楼梯底下,面色凝重地坐在那里。在南京周旋了两天,教育部发给我二百圆另岳阳丸头等船票一张,教我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于是我和努生分手,到长沙待命去了。

说起岳阳丸,原是日本的商船之一,航行于长江一带。

汉奸黄秋岳(行政院参事)走漏消息,日本船舰逃出了江阴要塞,岳阳丸是极少数没有逃出的商轮之一,被我扣留。下关难民拥挤万状,好不容易我挤上了船,船上居然还有熟人,杨金甫、俞珊、叶公超、张彭春等,而且船上居然每日开出三餐“大菜”。国难日殷,再看着船上满坑满谷的难民,如何能够下咽。

三天后,舟泊岳阳城下。想起杜工部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