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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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志满中年,立业交游(1)

我与《青光》

民国十六年春,北伐军打到南京,我在炮火声中走上海,闲居无聊,友人张禹九约我到《时事新报》主编《青光》。那时候全国各大报均在革新副刊的内容,例如北京《晨报副刊》

先后由孙伏园、徐志摩主编,面目一新,撰稿的人有鲁迅、冰心、沈从文等。上海报纸如《申报·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撰稿的人有鲁迅、茅盾等。《时事新报》易主,邀我去编《青光》。

《青光》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刊,占一页报纸的一半,大约可以容纳一万多字,可是也追随一般的风气,由鸳鸯蝴蝶消闹杂俎变为新文艺的园地。

《时事新报》总编辑为潘公弼。我去任事的那一天,潘先生指着一张桌子,说:“这是你办公的地方,抽屉里有存稿,每晚九时把编好的稿件交给排字房的领班,勾画出一个版面的略图,交待他几句必需的话,你的任务已毕,可以回家去了。”

我初听这任务很轻松,可是我坐下来打开抽屉一看,我吓坏了,满满一抽屉稿子可用的少而又少。于是找忙了起来,忙约稿,忙自己写稿。

约稿不大容易。能写的人未必肯写,肯写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写出可用的稿子。既约了而不用,得罪人。我记得帮我大忙的是我的朋友陈登恪,排行老八,我们都叫他陈老八,他撰写《留西外史》长篇小说,算是给我捧场的,等我离开《青光》他也辍笔了。后来《留西外史》在新月书店出版,仍是未完稿。

自从我主编《青光》以后,投稿的人非常多。前几年我遇到高克毅先生(笔名乔志高),他说他就是常投稿的一个。

高先生的中英文造诣非常高,笔下严谨而又有风趣,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露出端倪。而我现在竟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经他一提起,我觉得非常光彩,虽无慧眼,但识英雄。

《青光》也得罪人。有一回采用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马桶,无数的苍蝇飞绕,马桶上写了“性史”二字。我无意冒犯了张竞生先生,只是当时冒张先生之名而印行的《性史》有十几册之多,恶劣之至。而张先生为了这幅漫画很是生气。还有上海盛行“小报”,种类繁多,不是鸳鸯蝴蝶,便是低级趣味,这种小报视新文艺为眼中钉。《青光》不免也受到攻击。有一次我采用了一篇小文,开头第一句“某某公,讳某某”,其时某公尚健在。一小报以为抓住了毛病,大肆诋毁,不仅指作者不通,连带也要编者负责。其实生而曰讳,有何希奇(顾亭林《日知录》辩之甚详),徒见其无知而已。有一个小报长篇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夸张上海文明如何优越,乡下人如何愚蠢鄙陋。

我觉得这种写法不公道。《青光》便刊出了一篇连载《上海人到纽约》,直到那小报不再刊《乡下人到上海》才罢手。

我在青光上写了一些小文,后来辑成一小册,题名《骂人的艺术》,新月书店出版,现在看来觉得十分肤浅,悔其少作。

我当时使用一些笔名,如秋郎、谐庭、慎吾、徐丹甫等。“秋郎”是冰心戏作,她有两句诗调侃我,“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我觉得秋郎二字也不错,就取以为笔名了。

此后我很少用笔名,近三、四十年几乎绝对不用笔名,实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原则,因为我觉得用真名写文章可以约束自己,不说过分的话,不说不负责任的话,不在背后伤人。

我在《青光》只约有半年光景,秋后我在暨南大学执教,在复旦光华也兼课,疲于奔走,便辞去编务,继任的是一位王世颖先生,现在我们台湾报纸副刊,不但篇幅扩大,而且内容突飞猛进,编辑人员多至十个八个,蔚为一大奇观。当年的《青光》鄙不足道矣。

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

杜工部早年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章法参差错落,气势奇伟绝伦,是一首难得的好诗。他所谓的饮中八仙,是指他记忆所及的八位善饮之士,不包括工部本人在内,而且这八位酒仙并不属于同一辈分,不可能曾在一起聚饮。所以工部此诗只是就八个人的醉趣分别加以简单描述。我现在所要写的酒中八仙是民国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间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岛大学共事的时候,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热,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宽敞的市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

我们聚饮的地点,一个是山东馆子顺兴楼,一个是河南馆子厚德福。顺兴楼是本地老馆子,属于烟台一派,手艺不错,最拿手的几样菜如爆双脆、锅烧鸡、汆西施舌、酱汁鱼、烩鸡皮、拌鸭掌、黄鱼水饺……都很精美。山东馆子的跑堂一团和气,应对之间不失分际。对待我们常客自然格外周到。厚德福是新开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饭庄老掌柜陈莲堂先生听我说起青岛市面不错,才派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岛来开分号。我记得我们出去勘察市面,顺便在顺兴楼午餐,伙计看到我引来两位生客,一身油泥,面带浓厚的生意人的气息,心里就已起疑。梁西臣点菜,不假思索一口气点了四菜一汤,炒辣子鸡(去骨)、炸肫(去里儿)、清炒虾仁……伙计登时感到来了行家,立即请掌柜上楼应酬,恭恭敬敬地问:“请问二位宝号是在哪里?”我们乃以实告。此后这两家饭馆被公认为是当地巨擘,不分瑜亮。厚德福自有一套拿手,例如清炒或黄焖鳝鱼、瓦块鱼、鱿鱼卷、琵琶燕菜、铁锅蛋、核桃腰、红烧猴头……都是独门手艺,而新学的焖炉烤鸭也是别有风味的。

我们轮流在这两处聚饮,最注意的是酒的品质。每夕以罄一坛为度。两个工人抬三十斤花雕一坛到二、三楼上,当面启封试尝,微酸尚无大碍,最忌的是带有甜意,有时要换两三坛才得中意。酒坛就放在桌前,我们自行舀取,以为那才尽兴。

我们喜欢用酒碗,大大的浅浅的,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对于菜肴我们不大挑剔,通常是一桌整席,但是我们也偶尔别出心裁,例如,普通以四个双拼冷盘开始,我有一次做主换成二十四个小盘,把圆桌面摆得满满的,要精致,要美观。有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四拼盘换为一大盘,把大乌参切成细丝放在冰箱里冷藏,上桌时浇上芝麻酱三合油和大量的蒜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冷荤,比拌粉皮高明多了。吃铁锅蛋时,赵太侔建议外加一元钱的美国干酪(cheese),切成碎末打搅在内,果然气味浓郁不同寻常,从此成为定例。酒酣饭饱之后,常是一大碗酸辣鱼汤,此物最能醒酒,好像宋江在浔阳楼上酒醉题反诗时想要喝的就是这一味汤了。

酒从六时喝起,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时,不大能喝酒的三五位就先起身告辞,剩下的八九位则是兴致正豪,开始宽衣攘臂,猜拳行酒。不作拇战,三十斤酒不易喝光。在大庭广众的公共场所,扯着破锣嗓子“鸡猫子喊叫”实在不雅。别个房间的客人都是这样放肆,入境只好随俗。

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乐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其中大多数如今皆已仙去,大概只有我未随仙去落人间。往日宴游之乐不可不记。

杨振声字金甫,后嫌金字不雅,改为今甫,山东蓬莱人,比我大十岁的样子。五四初期,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玉君》,清丽脱俗,惜从此搁笔,不再有所着作。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算是蔡孑民先生的学生。青岛大学筹备期间,以蔡先生为筹备主任,实则今甫独任艰巨。蔡先生曾在大学图书馆侧一小楼上偕眷住过一阵,为消暑之计。国立青岛大学的门口的竖匾,就是蔡先生的亲笔。胡适之先生看见了这个匾对我们说,他曾问过蔡先生:“凭先生这一笔字,瘦骨嶙峋,在那时代殿试大卷讲究黑大圆光,先生如何竟能点了翰林?”蔡先生从容答道:

“也许那几年正时兴黄山谷的字吧。”今甫做了青岛大学校长,得到蔡先生写匾,是很得意的一件事。今甫身材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

赵瓯北有句:“骚坛盟敢操牛耳,拇阵轰如战虎牢。”今甫差足以当之。

赵畸,字太侔,也是山东人,长我十二岁,和今甫是同学。

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他可以和客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我初次晤见他是在美国波斯顿,时民国十三年夏,我们一群中国学生排演《琵琶记》,他应邀从纽约赶来助阵。

他未来之前,闻一多先即有函来,说明太侔之为人,犹金人之三缄其口,幸无误会。一见之后,他果然是无多言。预演之夕,只见他攘臂挽袖,运斤拉锯制做布景,不发一语。莲池大师云:

“世间酽醯醇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锢牢密不泄气故。”

太侔就是才华内蕴而封锢牢密。人不开口说话,佛亦奈何他不得。他有相当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从不参加拇战。

他写得一笔行书,绵密有致。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他有妻室儿子,他家住在北平宣外北椿树胡同,他秘不告人,也从不回家,他甚至原籍亦不肯宣布。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

闻一多,本名多,以字行,湖北蕲水人,是我清华同学高我两级。他和我一起来到青岛,先赁居大学斜对面一座楼房的下层,继而搬到汇泉海边一座小屋,后来把妻小送回原籍,住进教职员第八宿舍,两年之内三迁。他本来习画,在芝加哥作素描一年,在科罗拉多习油画一年,他得到一个结论:中国人在油画方面很难和西人争一日之长短,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他放弃了绘画,专心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之研究,至于废寝忘食,埋首于故纸堆中。这期间他有一段恋情,因此写了一篇相当长的白话诗,那一段情没有成熟,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而他从此也就不再写诗。他比较器重的青年,一个是他国文系的学生臧克家,一个是他国文系助教陈梦家。这两位都写新诗,都得到一多的鼓励。一多的生活苦闷,于是也就爱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兴致高。常对人吟叹“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他一日薄醉,冷风一吹,昏倒在尿池旁。

陈命凡,字季超,山东人,任秘书长,精明强干,为今甫左右手。划起拳来,出手奇快,而且嗓音响亮,往往先声夺人,常自诩为山东老拳。关于拇战,虽小道亦有可观。民国十五年,我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事中之酒友不少,与罗清生、李辉光往来较多,罗清生最精于猜拳,其术颇为简单,唯运用纯熟则非易事。据告其诀窍在于知己知彼。默察对方惯有之路数,例如一之后常为二、二之后常为三,余类推。同时变化自己之路数,不使对方捉摸。经此指点,我大有领悟。我与季超拇战常为席间高潮,大致旗鼓相当,也许我略逊一筹。

刘本钊,字康甫,山东蓬莱人,任会计主任,小心谨慎,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而对方呼声,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一九四九年来台,曾得一晤,彼时耳聋益剧,非笔谈不可。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女性,安徽桐城人,在国文系执教兼任女生管理。她有咏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台湾洪范书店曾搜集她的散文作品编为一集出版,我写了一篇短序。在青岛她居留不太久,好像是两年之后就离去了。后来我们在北碚异地重逢,比较往还多些。她一向是一袭黑色旗袍,极少的时候薄施脂粉,给人一派冲淡朴素的印象。在青岛期间,她参加我们轰饮的行列,但是从不纵酒,刚要“朱颜酡些”的时候就停杯了。数十年来我没有她的消息,只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联合报》“幕前冷语”里看到这样一段简讯:

方令孺皤然白发,早不执教复旦,在那血气方刚的红色路上漫步,现任浙江作者协会主席a,忙于文学艺术的联系工作。

老来多梦,梦里河山是她私人嗜好的最高发展,跑到砚台山中找好砚去了,因此梦中得句,写在第二天的默忆中:“诗思满江国,涛声夜色寒,何当沽美酒,共醉砚台山。”这几句话写得迷离徜恍,不知砚台山寻砚到底是真是幻。

不过诗中有“何当沽美酒”之语,大概她还未忘情当年酒仙的往事吧。如今若是健在,应该是八黄际遇,字任初,广东澄海人,长我十七八岁,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做过韩复榘主豫时的教育厅长,有宦场经验,但仍不脱名士风范。他永远是一件布衣长袍,左胸前缝有细长的两个布袋,正好插进两根铅笔。他是学数学的,任理学院长,闻一多离去之后兼文学院长。嗜象棋,曾与国内高手过招,有笔记簿一本置案头,每次与人棋后辄详记全盘招数,而且能偶然不用棋盘棋子,凭口说进行棋赛。又治小学,博闻多识。他住在第八宿舍,有潮汕厨师一名,为治炊膳,烹调甚精。

有一次约一多和我前去小酌,有菜二色给我印象甚深,一是白水汆大虾,去皮留尾,汆出来虾肉白似雪,虾尾红如丹;一是清炖牛鞭,则我未愿尝试。任初每日必饮,宴会时拇战兴致最豪,嗓音尖锐而常出怪声,狂态可掬。我们饮后通常是三五辈在任初领导之下去作余兴。任初在澄海是缙绅大户,门前横匾大书“硕士第”三字,雄视乡里。潮汕巨商颇有几家在青岛设有店铺,经营山东土产运销,皆对任初格外敬礼。我们一行带着不同程度的酒意,浩浩荡荡地于深更半夜去敲店门,惊醒了睡在柜台上的伙计们,赤身裸体地从被窝里钻出来(北方人虽严冬亦赤身睡觉)。我们一行一溜烟地进入后厅。主人热诚招待,有娈婉小童伺候茶水兼代烧烟。先是以功夫茶飨客,红泥小火炉,炭火煮水沸,浇灌茶具,以小盅奉茶,三巡始罢。然后主人肃客登榻,一灯如豆,有兴趣者可以短笛无腔信口吹,亦可突突突突有板有眼。俄而酒意已消,乃称谢而去。任初有一次回乡过年,带回潮州蜜柑一篓,我分得六枚,皮薄而松,肉甜而香,生平食柑,其美无过于此者。抗战时任初避地赴桂,胜利还乡,乘舟沿西江而下,一夕在船上如厕,不慎滑落江中,月黑风高,水深流急,遂遭没顶。

酒中八仙之事略如上述。民国二十一年青岛大学人事上有了变化。为了“九一八”事件全国学生罢课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对日作战,青岛大学的学生当然亦不后人,学校当局阻止无效。事后开除为首的学生若干,遂激起学生驱逐校长的风潮。

今甫去职,太侔继任。一多去了清华。决定开除学生的时候,一多慷慨陈词,声称是“挥泪斩马谡”。此后二年,校中虽然平安无事,宴饮之风为之少杀。偶然一聚的时候有新的分子参加,如赵铭新、赵少侯、邓初等。我在青岛的旧友不止此数,多与饮宴无关,故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