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谁能牵猫散步
24591400000015

第15章 锦边碎花(3)

李老分析道:“有些纰漏看来不大,但性质恶劣,发展下去后患无穷。”“从古至今‘小毛病’不知毁了多少人。”“随着一些人的捧场,一些人的放纵,恶性发展起来,终于堕落到犯大罪判重刑的地步。”在《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一文中,李老认为:“‘一俊遮百丑’的观点很坏事,认为某人有一大俊(功),可以遮百丑———众多小过,这是很危险的。须知在一定条件下小丑可以发展成大丑,特别是在必要的监督十分松软的时候。”“一俊遮百丑”的现象如今依然存在,有些时候还比较严重。所以李庄先生关于此问题的一番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好在许多地方和部门正在尝试建立用人失察追究制,希望能尽快建立和完善,能切实发挥作用。如此,也不负李庄这位资深共产党人的期望。

对于拜金主义,李庄先生认为,“这种社会瘟疫传染极快,腐蚀人们的灵魂,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扭曲,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社会舆论虽然群起痛诋,这种现象似乎并未萎缩,且有继续发展之势”。他痛斥拜金主义者,“为了钱,有人可以丢掉主义(社会主义),可以违反法纪,可以违反道德,可以不顾廉耻。总之,只要有钱,什么都敢干,都肯干”。他将拜金主义定义为“人人切齿的社会瘟疫”(《精神、法制双管齐下》)。

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顽症,几乎成为一种文化。这是公认的事实。正如李庄先生所言:“现在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个肿瘤。”(《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他在列举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腐败的几组数字后指出:“这些数字说明了腐败现象逐年发展,但也说明了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强。”同样一个事物,可以辩证地去看。是好是坏,要有一颗纯正的党心和一颗纯洁的良心,才能掂量得清楚。

如何治理腐败,有主张进行教育引导的,有主张反面警示的,李庄先生也有类似主张,但他更进一步地认为,“应该依法治罪”。“不管是官是民,不管大官小官,不管属何党派,不管其祖宗三代是何成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领导、组织不得干预。”这体现了李庄先生强烈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与时代同步的人文精神。李庄先生以为:“现在我们国家是‘盛世’,我认为治‘盛世’也要用重典,因为这是健全法制的必要手段。”

他认为,有些人有些事只能靠法律而不是靠其他办法解决,比如王宝森之类,只能自毙,不能自纠;比如“第一夫人”,只能伏法,不能自查。从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考察,李老此论十分中肯。李庄先生指出:“群众希望继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使诸事有法可依,更希望加强力度,严格执法。”

(《饭桌上的议论》)李老之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一个老报人、老知识分子,一个一辈子以“教育”人为己任的人,居然十分重视法治,可见其深入骨髓血液的先进的治党治国理念与精神,可见其对人类发展史的熟稔与对人类前途的科学把握。在许多方面,他高人一筹。

李庄先生随笔所涉及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关于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问题。监督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这不仅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也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纠正错误的需要,是使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需要。李庄先生说:“对干部加强监督,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监督制度不能说已经完备,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够严密的制度也常常不能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组织生活能够正常进行吗?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严格开展吗?可以作出肯定答复的可能不是多数。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情况,许多人心里都很清楚,更在应该加强之列。”关于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监督者往往处于下风头,搞得不好,常常会受到被监督者的刁难以至迫害。因此,如何认识和运用好监督手段,不但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意识问题,还是技术问题。关于舆论监督,李庄先生以为:“就新闻媒介的总体来说,每天都有报道,每天都有批评。这也是提供信息,交流情况,传播经验教训,同大量的正面宣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殊途同归,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事业做好。为了弘扬正气,抵制抑制以至铲除邪恶势力与腐败现象。因此,尽管“现在有些人讳疾忌医,很怕批评,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新闻从业人员施加影响和压力”,尽管“表扬和批评,后者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李庄先生倡导,革命新闻工作者明白这一点,应该知难而上。

“只要站稳为人民最高利益奋斗的立场,持与人为善的态度,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确系事实准确,就敢揭发问题,批评错误,抨击坏人坏事。”

他认为,“这种作品也应该被看作正面宣传”。这里,不仅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社会思想,也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新闻理论。

对于群众监督,李庄先生持宽容态度与支持立场。

对于“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种社会现象,不少人持否定与批判态度。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我曾著文肯定这一现象,或者说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与李庄先生之论比,有不小差距。李庄先生说:“应该重视时下群众中流行的一个顺口溜:‘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肉是好事,歌颂党的政策好,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显著改善。吃罢饭,想起社会上发生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生气,骂人,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汹涌奋进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沉渣泛起,邪风侵入,对此应有思想准备。”

对于“吃肉骂娘”,李庄先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理性的肯定。他说:“饱餐之后,闲谈之际发发牢骚,是为骂娘骂腐败,骂贪官骂以权谋私者,骂杀人越货、无法无天的歹徒,骂钻政府空子、鲸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大款’,骂对上述坏人恶行的‘一手软’,骂乱涨价……总之,骂一切损害社会全面建设,破坏改革开放的人和事。”这种“骂”,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自发的群众行为(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是一种有效的群众监督。有了群众的“骂”,才可能更快更准地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才可能纠正倒错的社会机制,才可能惩治危害社会者,使社会呈良性发展态势。李庄先生对于监督问题的阐释,有很强的理论性、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作为新闻界耆宿,监督问题与新闻特别接近,几成一体,所以他的阐述便十分的从容、生动、丰富而深刻。他提出,盛世也需危言,“为了我们国家的千秋大业,把问题看的重些,有益无害”。

李庄先生倡导艰苦奋斗。艰苦的年代需要艰苦奋斗,这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大有成就,我们国家日渐富裕,许多人以为应当开始讲享受的局面,李老却十分清醒、十分冷静。他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国力显著增强,这是就整体而言。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国家还不能说富裕,人均国民收入还相当低,几千万农民尚未脱贫,经济不好的企业职工的生活还相当困窘。”(《艰苦奋斗常讲常新》)对于一些人、一些单位、一些地区的“暴富”,对于上万元一瓶的美酒,上千元一条的纸烟,几万元一桌的酒席,千百万元一座的鬼城,李老均持保留态度。确实,中国近年出现的许多奢靡之风奢侈现象,与先辈闹革命的初衷不符,与中国的现实生产力不符,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如果不遏制奢靡之风,中国就会出现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会受到污染,中国将失去和谐稳定,中国的发展将会被迟滞以至破坏。因此之故,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之初,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奔赴西柏坡,重温与倡导“两个务必”。

这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艰苦奋斗的必要,也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李庄先生的远见与卓识(李庄先生的文章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李庄先生呼吁“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应该常讲常新”。他认为:“由于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任务、方针相应改变,群众对许多事物的态度、要求和承受能力,同革命战争年代甚至改革开放之前都有变化,‘艰苦奋斗’的内涵、要求,甚至行为准则都应该随之发展。”时代前进了,“艰苦”的内涵当然变化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应当享受改革的成果,时代前进的成果,享受应当享受的物质利益。要求人们仍然吃糠咽菜穿补丁衣服不但不必要、不可能,也不应该。不侵吞,不霸占,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索贿受贿,不吃拿卡要,不攀比,不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享受,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生存与发展,过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大致相同的生活,就可谓“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丢。作为一个老党员,李庄先生在此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他的告诫是中肯的、有用的,是值得我们思索与采纳的。

除了上述内容,李庄先生在他有限的随笔中还对于制假贩假问题予以了抨击。他呼吁打假,打掉“大红伞”

的保护,拆散“人鬼相依”的格局。他对无节制非理性的追星现象提出批评,他呼吁治散治软治滥,他倡导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作“天命之年的思考”,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顾与检视,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豁达的人生观,博大的胸怀,谦恭的品性,高尚的人格。读李庄的散文随笔,如同在与一位哲人、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社会批判者进行对话。我想,以李庄的人格与学养,以李庄的正直、磊落、直言,如果他不是在做报人做总编辑,他在杂文方面应该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随笔,虽不是鲁迅匕首投枪般的篇什,也不是邓拓“头颅掷处血斑斑”的篇章,但确实是有钙质有血性有内涵,令人警醒的文章,不是所谓的“新基调杂文”,不是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更不是粉饰太平、愚弄公众的伪文章假文章。李庄马克思主义的正气与共产党人、学者的胆识是超常的。比如他说左倾左祸就不在“左”字上加引号,其有深意存焉;比如他揭露江青,也敢于指出毛泽东晚年对江青有意无意地包容与纵容。李庄眼里没有神。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可贵!这些,是许多政治家学者文人所缺少的,作为后学,我从李庄先生这里学了不少东西,包括血性、钙质,包括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批判精神,包括胸襟、视野,包括务实朴实的文风与类似《浮生六记》凝练、隽永的文字。哲人说过,站在巨人肩上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那么,李庄文集,李庄的散文随笔就是我要登上的巨人之肩。我幸运。

2005.7.6。

开花与结果的树。

朱世忠先生要出书,书名《秋天开花的梨树》。

秋天开花的梨树,如果不是种在反季节的塑料温棚里的,而是长在世忠家乡固原的山坳里的,按常理,那八成是结不了果的。我想这是世忠的谦虚。

秋天开花的梨树,又不是按季节按常理生存生长的梨树,当别的梨树杏树果树摘尽了果实,享尽了赞誉而欲落叶冬眠时,这棵梨树却开了花,在秋风萧瑟的黄土高原上,显示的是怎样的生命力,怎样的风景!这是世忠对文学的虔诚与坚韧。

世忠是谦逊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说:“年二十不狂,非吾子也;年三十仍狂,亦非吾子也。”世用该狂傲的年纪是如何狂傲,如何目空一切,如何纵横捭阖,如何“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我没有看见,也没有耳闻。我认识世忠时,他大约正三十左右,作为文友相聚,他是一点儿狂劲也没有,没有少年得志的轻浮与骄横,合了朱熹的标准。其实,世忠那时确有资格狂一把的,他是他们家乡中学1978年考出的唯一的大学生;他的教学成绩出色,那时已当了学生科长,不久又当了副校长,年轻轻的,“从七品官”;他的普通话极标准,口才极佳,演讲出色,是远近闻名的优秀主持人;他业余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杂文小说评论,调银川前是固原市作家协会主席。这样的人,狂一点骄一点躁一点似乎才合常理,人们也能接受,而不狂不骄不躁呢,倒显得不正常。也许,世忠是傲的,有傲骨,那种傲,不显山不露水,不做给别人看,而只支撑自己的人生,支撑自己的文学旅程。

世忠是坚韧的。他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那时的他,事业上担子极重,而且,还要照顾多病的母亲,幼小的儿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世忠开始栽种、培育文学之树。世忠很勤奋,读了许多书,他的写作,涉猎面很广。读书和生活中如有所得,便会流注于世忠笔端。小到几百字的小文,大到一万多字的宏论,世忠自然地收获着。这一二十年,不算他丢弃的未发表的“废稿”,单是已发表的,就有二十多万字。这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说当然微不足道,但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却是成果累累的。

文学对于世忠而言,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生存的方式。因此,这棵树不管她何时发芽,何时开花,结不结果,关系都不是很大。只要能够浇水施肥除虫剪枝,只要能在树下劳作,就够了。

《秋天开花的梨树》是世忠文学之旅的一个驿站,一份总结。她由三个部分组成:散文、杂文、评论与小说等等。

世忠的散文,我以为是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他写人性人情,写父爱母爱,写情窦初开,写对人生的憧憬与向往,写人与自然,写天地人生。他写为病中的父亲买烟,买劣质烟,用剩下的钱买书,父亲宽容,而他一生内疚;写母亲,多是“想像中的母亲”,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是如何一步步将“想像中的母亲”逼进窘境的;写姥姥的“三字真言”,是“太浪费”三个字;写西海固,言“找不到比西海固更加孤独的风景”,但“西海固孤独着,决不企求喧嚣”。

这些,都能激起人们感情的微澜以至狂澜。最能体现世忠散文飘逸诙谐风格的,是《相思解密》一文。这篇小文写了少年朱世忠如何暗恋一个女同学,为了她,因偷向日葵而挨打;为了她,骑车“故意把自行车往水坑里骑”。他不无得意地宣称,印象派大师凡·高的《向日葵》算什么,我的向日葵才更神圣圣洁,更有青春活力与生命张力。

可结局却是,多年后他向同学以至那位女同学讲起此事,早已为人妇的女同学茫然地问他,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篇文章如果让文学评论家说,应该是属于什么什么流派的,可惜我说不上。读了此文,我倒有了一个想法,我以为,文学之于世忠,恰如那位少女之于世忠,不论她知不知道,世忠都是跟定了追定了的。为了她吃点苦受点累遭点误会都不在话下。“纯洁的心永远不会老”。

世忠的杂文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特点是,涉及重大问题不多,十分平民化,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为民众鼓,为民众呼。这是十分难得的。这得益于他农家子弟的出身,也得益于他平民化的文人情怀。

世忠的小说不多,但我以为极有特点,读了他写以“狼儿子”著称的猎人的篇什,总感觉那里有《老人与海》

的影子。那篇小说的人物不多,但故事精彩,寓意深刻,是读过之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