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建
纯金的阳光总是最先落在高楼的尖顶。鲜艳的红瓦上荡漾透明的波浪，发出丁丁冬冬的悦耳的琴音。然后它们顺着向阳一面的长檐流下来，如同一挂七彩的瀑布。而投射到刷了乳胶漆的楼身上的光束，则仿佛已调入那柔和的米黄色，添了几分光泽，几分斑斓，高楼越发像刚出浴的美女，娇娆迷人。
叫做“黄河家园”的这片楼群真是漂亮极了。新辟的居民小区，一色的新楼房，一个崭新天地。温暖、洁净、明亮甚至有点炫目。不像老城，怎么改造也盖不住角角落落陈年久月的混浊和旧房顶那抹抹暗灰。这上千座高楼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从推土机铲平地面，打桩机打下第一排水泥桩，到现在历时一年半，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这里再不是往日荒郊的冷寂景象。这是谁的巨手写下的壮丽诗篇？
只是在一座高楼后面的阴影里、路边的水泥砖地上，还扎着两架破陋的帐篷。帐篷原先的草绿色已被风雨洗褪，而近乎土黄了，篷壁有撕裂的口子和一块块磨掉皮的“疤”。每架帐篷内安了三四张木板床——住着六七个新楼交工后负责维修的建筑工。
他们到这里，算起来已是第四次搬“家”了。刚开过来时，他们住的是简易的板房，那正是工程嗷嗷叫着大干快上的时候，白天工地上人头攒动，晚上板房地铺上背贴着背，翻身都困难，汗臭味、臭脚丫子味熏得人不敢喘气。好不容易挨到大楼的毛坯房矗立起来，他们迫不及待地搬进了那些“大窟窿”，那里可宽敞了，并且夜里有穿堂风拂去全身的疲乏，他们真如乔迁—样兴奋，有人竟在还没装门的砖框上贴了一副大红对联：“华屋建成喜气盈，新居进住精神爽”，横披是“燕入高楼”（我好奇地去看这副对联，那字歪歪扭扭，倒是带着难得的野趣）。可是毛坯房进入了全面装修阶段，他们不得不搬到地下室去住，这批楼的地下室面积也不小，他们打扫干净，买来女明星像挂历挂在墙正中。然而很快楼房要交工，城里人分到房子后就陆续把家里乱七八糟的杂物往地下室运，他们只好给人家倒出来。美化环境，板房拆除了，好歹大队人马转到了新的工地，留下来的几个人两架帐篷就足以安身了。
在光彩照人的新楼房丛林里出现了这么两架帐篷显得很不谐调，新区居民们接受不了了，一些人指指点点说有碍观瞻，一些人睥睨地一瞥赶紧把目光移开。它的主人中午和傍晚收了工，坐在帐篷前烂混凝土预制件上歇息，这一切都看到了。他们又不傻，他们和城里人一样有两只眼两只耳朵，可是他们却不怎么在乎，他们不怕城里人看，不怕城里人议论。最初从乡下来到城里，吃饭时，圪蹴在路边，手里托着地排车形状的面卷子，从一大铁碗菜汤里捞稀稀拉拉的菠菜叶儿，狼吞虎咽，正好被路过的城里人瞄住，他们的脸会刷地红到脖根儿；工间，随地躺下打个盹儿（他们在自家的地头上就是这样），得把头深深缩进衣领里，或者用帽子，要不就是报纸遮住面目。但是慢慢地，类似的场面多了，他们就啥都顾不上了。他们那可怜的羞耻心，被蹭得也如这两架帐篷少皮无毛了。
无家的人处处是家。这几个居然置全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两块砖支起灶就烧水做饭。从周围拾干树枝子当柴，菜是从集市上买。附近有一家“老关东酒坊”，他们去打来散酒，半碗花生米做酒肴，喝得有滋有味。有时还划拳、压指，吆五喝六。城里人路过这里都远远绕着走，我却找借口凑了上去。一是我想接近、熟悉他们，搜集素材，写两篇反映农民工生活的散文；二是我老觉得他们就是我老家来的，是我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真的，我见到民工们心底老泛起这种感情），其中那个黑瘦黑瘦，过早地白了头发的中年汉子，从模样到一举一动都特像我哥哥。我哥哥就是农民，仨孩子上学、找工作、买房子，拉下了一腚饥荒，他也想出来打工、干苦力，但我嫂子怕他犯冠心病，这事儿上死活不松口。
一天傍晚我来到他们的帐篷前。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次我以借刷子为由和他们搭上了腔。他们正在喝酒，油漆斑驳的小方凳上放着一碗切得块儿大大的猪头肉。瞧见我，立刻拉我“入席”，那铁钳似的大手不容你不坐下，好歹路上没有熟人。老刘推给我他的酒杯（一只玻璃瓶子）；非要我干一杯。小孙把筷子让给我用，他去折了两根细木棍儿。老的少的同声催促我：“吃啊，吃啊！”老王见我不夹肉着急地嚷：“放心吃吧，不闹人。”遂将一块白乎乎的猪头肉送进嘴里大嚼，油便从他的嘴角溢出。我又想起我哥哥，每年我和妻子儿子回故乡过春节，摆了一大桌子菜，哥哥却专拣我们拨在盘子沿上的肥肉吃，还一遍遍说：“这个才香呢！”他在洛阳工作的女儿制止他，讲了一个个她单位的人减肥的例子，我没有说什么，我的心是沉重的：哥哥有肥可减？就是肥肉，他一年能吃多少回？
果然，拉一会儿呱儿，我了解到他们来自我老家邹平县南部的山旮旯里（他们也从口音上早就猜出我是邹平人），相互间是邻村。也许因为地处偏远，那一溜儿村子至今还很穷。村里极个别富起来的，要么是叔叔在县里任局长，能为侄子揽个运输的活儿；要么是舅在某大企业当家，把厂里的环卫工程承包给了外甥。大多数人都没有门路，就是出苦力的差事也得提着两瓶酒去托人找，而辛辛苦苦干一年，年底却往往拿不到工钱。他们中，小孙血气旺，有棱角，突然刀子猛地砍在木墩子上：“我恨不得杀了那狗东西！”其他人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说到这里都垂下头，怨自个儿没本事，连攥紧拳愤愤地骂两句的胆量也没有。
这之后，我读书、写作倦了，就去他们这里转一遭儿。
白天他们忙得不得了，这家水龙头还没修好，另一家已追在屁股上嫌踢脚线接头不合缝。城里人仔细，瓷砖划了一道也要换。求着你卖力，嘴甜得像抹了蜜，加递烟端茶；一修完，转身就不认识你了。夜晚却闲得慌，那实在是一段难熬的时光，没有人来喊他们去干活、支使得他们跟头骨碌了。去公园玩的一帮接一帮，趟起的尘土扑了他们一脸，可谁问一声：你们劳累一天不去遛一遛？他们简直受不了这种冷清，他们大口喝酒，他们直着眼瞅路灯下飘过的女人。夜深了，心情略略平静、好受了，说起了地里的庄稼，不免又是一阵长吁短叹。几乎天天是这个话题，词儿也几乎一成不变，老王还是絮叨那两句：“我家的麦子长得不好，浇不上水，孩子他娘腿有病。”老刘挂在嘴边的话是：“干完这里的活我就不出来了，好好拾掇拾掇我的地，明年种西瓜。咱还得吃地，地荒在那里不是个事儿。”小孙一听这话就不耐烦：“地、地，地有啥恋头？咋就不明白你这辈子为啥这么窝囊！”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他们干活回来不只是一身土了，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们把湿衣服脱下扔在帐篷上，从水管上接来凉水冲洗。光着膀子，穿着裤衩，裸露着质地坚硬的肌块，像一尊尊青铜雕像。这时候他们心里也挺得意的，也就隐隐地期望有人能注意一下自己，朝这里看一眼。小孙一边冲洗一边唱歌，先是低声哼，越唱音越高，歌也换成了“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向前走，莫回呀——头——”公鸭嗓子不打弯儿。歌声惊得帐篷后边的花草叶子哗啦啦地响，但对人却好像消失在了茫茫沙漠。这天，小孙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旧彩电，放在外面的一张破条桌子上，调到放武打片的频道，音量大大的。他好像不甘心，好像在有意搞出动静。但整整一个夏天，满街是出来“散热”的人，可除了乱窜的孩子过来看看热闹，大人们是从来不停停脚步的。好像人们根本就没看见他们，根本没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是他们已经被这座城市接纳，融入了这座城市，还是这座城市里其实并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我承担了为一位老画家写部传记的任务，采访、整理、投入创作，一向松松垮垮的我拧紧了发条。我去他们住处的次数少了，十天半月也不去一趟了。当我完成传记前半部分的初稿，不管天晚，大步走出三区大门，拐向那个地方，那两架帐篷却无影无踪了。我惘然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凉凉的秋风袭来，逼我快离开。
只有那上千座高楼依然在夜色下闪闪发光……
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
2004年秋天，我分到一套189平方米的住房。集体作的装修虽是大致的，但对出生在草房里、沿着乡野小路走来的我来说，已是感到赛过天堂。我很快搬了过来。住了几天，注意到卫生间浴盆下往外渗水，另外阳台上三块瓷砖的釉面有破损。我便提出修理的申请，次日建房指挥部派来了两个维修工。
门铃响了，四只硕大的脚像老牛蹄子，踏入门槛，都裹着厚厚的黄泥（夜里下了场雨），噗噗地径直往前走，我擦得一尘不染的奶油色地板上凸现一趟刺眼的泥痕。这在我意料之中。我曾在路上见过他们，他们衣服上满是泥浆、灰粉，身上散发着汗臭味，脸很长时间不刮，胡子拉碴。这些建筑工从乡下来到城市，给城市建新楼，改善居住条件，他们却是挤在低矮、狭小的工棚或地下室里，加上他们天天跟泥灰打交道，如何干净得了？但在他们进卫生间前，脱下外衣往地板上一扔，差点挨住粉白的墙壁，我的心又一紧。不过我没让他们看出来。理智在对我说，这正考验你呢，你的散文写农民，赞颂他们的勤劳朴实，说他们手上虽有牛粪，内心却洁美，蛮动情的。现在他们来到你眼前，看你是什么态度：你离开农村已二十多年，你的情感到底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情感融合，这可就要见分晓了。
水龙头、管线接头、皮垫子……他们逐一仔细查找漏水原因。浴室里空间太小，两个人就转不开。那胖一点的查找着，瘦高个在外面吸着烟，断断续续地哼民歌小调《小白菜》。我站在卫生间门口，一面看胖子工作，也有监工的意思，一面和瘦高个说话。瘦高个姓李，今年五十六了，孙子满地跑了，小儿子今年冬天娶媳妇，女方要的彩礼很重，他还得出来“扛活”。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邹平县西董乡，我说我老家是明集东闸。“乡亲”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亲热而又有点自炫地说：“老乡，你瞧着，我保证给你弄得熨熨帖帖的。”说着就去替下了矮胖子。
矮胖子被唤作“小张”，实际上已四十出头了，生着一双张飞眼，头发、胡子扎煞着，说话话头话尾都带个脏字，显得很粗鲁。他对社会有明显的不满情绪，我一了解，他竹筒倒豆子似的全说了出来。原来他就住在市郊，是村里的底子户，穷，谁都瞧不起，村支书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上面来了救济金也“忘”了发给他。有一回他喝酒时说支书的坏话，不想传到了支书耳朵里，支书站在他门前的街口，双手叉腰，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吓得他们全家三天没敢出门。去年冬天，支书用牛皮靴踢着他家地头那六棵碗口粗的白杨树，说是集体财产，指使人伐走，他说这树是他栽的，归他。支书就抡起胳膊打他的嘴巴，他慌忙架起胳膊一挡，结果不知怎么支书的胳膊折了。这可闯了大祸了，支书狂吼：“你、你竟敢打我！”消息飞往村里，支书的仨儿猛虎般扑上来，他的两根肋骨被踏断，鼻血糊住了脸。他住了七八天院，出院后到乡法庭告状，要支书为他支医药费，可法庭却判他向支书赔情道歉……泪水一直在这个铁塔汉子的眼眶里打转儿，我相信他的话不夸张，我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事，确实在个别落后乡村还有新恶霸横行。穷人对他们就像鸡蛋对石头一样，没处说理，无依无靠，有人投向了上帝，我知道我的老家还有邻村解家，近年就出现了基督徒。
外表的查找一无所获，不得不查里面。老李向我要了一盏台灯，灯光从浴盆下的小方孔照到洞里。但小方孔正对着马桶，中间不到一尺宽，蹲不下人。老李侧身躺下，头伸进方孔往里瞅，腮被方孔外沿的瓷砖挤扁了。仍瞅不出症候，他伸手叫小张递过錾子、锤子，他要把排水管外围的水泥、砖凿下来。洞里亮不开架势，老李干起来很费力，半天才凿下拳头大的一块。他屏住气，一点点地凿，那样子活脱儿是个在掌子面上采煤的矿工。慢慢地老李胸前攒了一小堆水泥渣和砖块，而他背上那“绣”着一圈圈碱花图案的衣裳几乎全湿透。他就这样躺在泥水里（下面只铺了几层报纸）吭哧吭哧地干，穿着整洁的T恤衫，倒背着手，在一旁“监工”的我两颊开始火辣辣地发烧。
足足过了一个钟头，老李凿一会儿，瞪大眼睛听一会儿，贴上手掌寻一会儿，终于从砖块浸水多少上找到了细若发丝的水源。然后由小张粘水管子。老李起身时，也许因为劳累，也许因为在地板上躺的时间过长，身子晃了两晃。我想过去扶他一把，可有倒过来的碎水泥渣、砖块挡着路，他一腚在浴盆上。“没事吧？”我问，“没事儿，这算啥！”他抹了抹额角的泥砂，右手捋着左上臂很有瘦硬感的肌肉，“我结实着呢！我还敢跟小伙子们比试。今年夏天，还没搞维修，老板派我刷乳胶漆，高处得踩着梯子，一天无数回爬上爬下。”说到这里，他嘴角忽然咧出一种自嘲的表情，“可到了夜里，下铺小解，腿站不住了……”他把烟头踩灭，用力一碾，“俺们出苦力的受不了累咋能行！”顿了顿，声音变低，像自言自语，“苦点累点不怕，得把俺当人看，有一家因为俺工具在他地板上划了一道，把俺轰出了门。”他垂着头，很伤心、难过的样子。
我给小张端过去一杯矿泉水，给老李拿来一盒好烟。老李是根大烟囱，这支还没吸完就摸下一支。“这烟好抽。”他沾着泥灰末的手指捏着过滤嘴儿连连说。我并无反感，让他好好过个瘾吧，我看见他兜里装的是那种劣质雪茄。我不愿留着它，供我那帮闲散朋友，吐着烟圈儿，兴致勃勃地大谈金钱和女人。
修好水管子，他们接着就去阳台上换那三块瓷砖。我劝他们休息一下，他们不，说赶在天黑干完。老李故意咚咚地迈步，“我不要紧，就是这小子，”他抬抬下巴指着小张，“这小子过去干起活来比头犍子还猛，自输了官司，像被抽了筋似的，动不动就喊腰疼。”小张装没听见，走到窗台下，端起切割机，立刻，那家伙发出刺耳的尖啸，这同时尘末如同爆炸了的烟幕弹，他头发、眉毛都染成了棕色。割完这块，他“扑扑”地吐了两口，擦擦眼，对准另一条砖缝打开开关。
老李和好了水泥，等着做下一道工序。他站在一边，倾着身子，一只手扶着墙。墙是乳胶漆刷的，不像卫生间里全是瓷砖，有污迹可以擦掉。我想提醒他拿下手来，但不好意思直说，就往他那只手里递烟。他接烟的时候，我发现墙上已赫然嵌上五个黑指印。
吸完烟，他的手又往墙上放。我又递烟，他意识到了我的用意，不好意思地笑笑，看看那污迹，狠狠地拍巴掌，好像是它们犯了过错。然而不过两分钟，他的手再次扶在了墙上！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习惯性动作，有时是手扶着墙，有时是背倚着墙，有时是一个膀子靠住墙……似乎这会给他们以支撑。
是的，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
（选自2006年第4期《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