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几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鸬鹚并没有捕捉到预期数量，就连几个捕捉高手也没有完成，王老板甚是纳闷，便跟踪调查，发现原来很多鸬鹚抱怨，王老板仅在有订单时，才会考虑改变午餐数量，平时很少兑现“以鹚为本”的诺言，趁此也让他瞧瞧颜色，听到这里，王老板一阵抽搐。
晚上，王老板在万福街上最着名的“飘香大酒楼”订了一桌饭菜，并打电话给A鸬鹚要求其来赴宴，席间，王老板矢口不提捕鱼问题，而一味询问A鸬鹚近日来如何辛苦等诸如此类话题，并许诺从明日起给其3条鱼午餐。A鸬鹚听后极为感动。此后几天，王老板故伎重演，结果，至交付之日，王老板不仅如数交货，而且数量还足足多出20％。
正如寓言中所述，当第二条鱼摆在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但是短暂的欢悦过后进入平静的时候，鸬鹚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报酬，而不是个人奖励，也只有当王老板与其单独交谈的时候，每只鸬鹚才认为这是领导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和重视，特别是给予第三条鱼的时候，鸬鹚的真正潜力才被激发出来，取得了惊人成果。
在日常工作中，任务或目标往往都很具体，也很艰巨，员工每天都处在这种紧张状态下，肯定会产生厌倦和较大压力，而部门领导如果能够突破传统职能角色，倾注更多精力关注员工潜能的激发和情绪的调节，绩效就会大大提高，也许一杯小酒就会获得意外惊喜，也许一声寒暄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曾国藩厚饷养兵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了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可是在用兵上，曾国藩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因而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入死，曾国藩提出厚饷养兵稳定军心的主张。为此，他制定了湘军官兵俸饷优于绿营的制度。
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长夫，以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五千八百两，统带万人者支饷不超过五万八千两。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本过于丰厚”。《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但是，厚饷也造成湘军日后筹饷的困难，军饷的筹措直接关系到湘军的作战以至生存发展。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江忠源部曾因索饷哗变。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湘军精锐鲍超因欠发军饷，发生了“哗于金口，火掠西南”的事件。由于军饷不支，还曾使湘军的一些军事计划无法付诸实施，“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湘军毛有铭部增援寿州，以无饷可领，军行稍滞，成大吉自麻城援寿，亦以饷缺未能成行”。
曾国荃部湘军在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天到达雨花台时，全军不过一千余名，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初，已扩至五万余名，加之由曾国藩负责筹饷的其他湘军部队的人数也在增加，这无疑是导致曾国藩湘军军饷处于紧张状态的主要原因。
由于拖欠军饷，各营将领“无颜以对士卒，故遇细微轨法。不能过为绳切；更虑积以成渐，士气必将懈怠”。大军陈兵天京城外，长期以来毫无进展，湘军锐气日减，士气大落。又因为各营粮饷困难，因此各营官对四处抢劫的湘军士卒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湘军纪律日渐败坏。
湘军创建伊始，曾国藩决心一改过去绿营军纪律败坏，以骚扰地方为能事的恶劣影响，十分重视地方士绅对部队的反映，对那些为恶一方，引起公愤者，严加惩处，力求挽回人心。
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曾国荃进驻雨花台以来，湘军久顿坚城之下，斗志日益懈怠，纪律亦日愈松弛，抢劫、奸掠妇女已成湘军内部时有发生的事件。自从合围天京以后，李秀成为减轻城内的粮食供给压力，将大批老幼、妇女放出城，以求其另谋生路。不想，这却成为湘军劫掠、奸淫的主要对象，大批妇女被劫留在营中，“城北各营，颇不守法。江北民渡江耕种，锅铲俱为所夺……亦以外营多不奉法，统帅宽慈重情，军政颇弛，相与忧之。又江东桥所出难妇，陈舫山部下截留几半，属商肪仙此后以帮办压送。”
为严肃军纪，赵烈文特将所闻所见之事禀告曾国荃，希望曾国荃能加以干涉，从而对败坏军纪者加以整顿，没想到曾国荃却对此一筹莫展，对赵烈文无奈地解释道：“各营欠饷过多，勇于多食糜粥，各统领营官俱愧见之，无缘更绳以法。日下食米将罄，采办无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然后又忧心忡忡地说道：“夜梦登高山至顶，顾视无返路，进退不可，疑非吉兆。”
对于日益困扰湘军的纪律问题，曾国藩也深感无奈，他只好写信嘱咐曾国荃，要多方进行抚慰，以免引起变乱，而出现功亏一篑的局面，“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
从此，曾国荃对湘军败坏的军纪更加放任，各级将领也退避三舍。湘军军纪愈益败坏，乃至一发不可收拾。
正当曾国藩被粮饷短缺问题困扰时，江西巡抚沈葆桢却不预先进行商量，径直上奏朝廷，将原来一直解往雨花台大营作军饷的江西厘金，全部留下，充作江西本省军用。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斗争。
沈葆桢的步步高升，全凭着曾国藩的保奏，照理两人之间不应有矛盾、摩擦。但为了各自利益，两人却吵闹起来，以至于反目成仇，症结便是江西的厘金。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辖区内的江苏、安徽尚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上海、苏北更是鞭长莫及，完善之区仅有江苏一省。为了筹集湘军水陆两师的巨额粮饷，曾国藩便与江西巡抚毓科商定，江西的牙税、厘税不作为江西藩司收入，在江西额外另设牙厘局，选任道府大员进行管理，牙厘局所收款项移作湘军军饷。巡抚专管线漕，以发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之饷。不久，曾国藩为解决徽州、宁国的军需，又奏准“江西每月将漕折银协解五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中英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开辟九江为通商口岸，月入关税四五万两，归九江道管辖。次年，曾国藩又奏准每月拨九江关税三万两归湘安粮台。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秋，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军攻占了安徽，随着李鸿章率领淮军去上海，代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上海海关，每月可得五六十万两关税，加之上海商业发达，捐税丰富，上海地区的总收入应不下六十万两。曾国藩的饷源远比咸丰十年宏阔得多，但他仍然坚持将在江西征收的款项用作湘军的军饷，这引起了沈葆桢的不满。
江西、江苏同为两江总督的辖区，可江西的收入无法同江苏相比，每每提交京饷、协饷之后，江西本省所剩无几。而李鸿章却因粮饷充足，不断地招兵买马，不仅淮军很快都使上了洋枪、洋炮，而且军队人数也迅速扩至五万余人。何以这样厚此薄彼？
同治元年秋，沈葆桢上《请留漕折接济军需折》，尽陈其苦衷。
沈葆桢的突然之举，使曾国藩大失所望，他认为这是沈葆桢以怨报德。但无奈朝廷已批准了沈的所奏，这使曾国藩着实为难。虽然，此时湘军饷源不断充裕，在天京城外湘军招兵买马的同时，放弃了江西稳定的收入而另辟饷源，依然是困难重重，可强行争取江西漕折充作军用，已实属不可能。为了在万难时，能够再次得到江西的援助，曾国藩不得不放下架子，致信向沈葆桢解释。
曾国藩本想以自己的退让，博得沈葆桢的同情与理解。没想到沈葆桢根本没买他的账。
湘军水师控制长江水道后，从扬州到汉口，湘军水师畅通无阻，两江总督的盐税收入甚丰，而江西省却需要筹集席宝田、韩进春等部湘军、江忠义等部楚军、彭玉麟等部湘军水师共计三千人的军饷，沈葆桢穷于应付。为此，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夏，沈葆帧奏请将九江关税尽先江西充作军饷，朝廷再次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
曾国藩对于沈葆桢的苦衷是能够理解的，可是对于沈葆桢不顾情面的做法，他十分不满，虽然默认了江西收回九江关税，但曾国藩也本能地对此进行了反击，对于沈葆桢所奏的不实之处，予以揭发。沈葆桢看透了宦情的淡薄，于是他便呈上《吁恳开缺折》，将与曾国藩之间争执公开化。朝廷对于曾、沈之间的矛盾早有了解，面对太平天国失败已成定局的局面，拥兵自重的曾国藩则愈来愈成为朝廷猜忌的对象。抚持其对立面，削弱其力量，已成为这一时期朝廷政策的出发点。在曾、沈意见不合的问题上，明显出现了袒护沈葆桢的倾向。
在朝廷的庇护下，沈葆桢更觉应该争回自己的权益。在左宗棠攻下杭州，太平军余部纷纷逃向江西时，沈葆桢疲于奔命，江西的军事开支激增，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三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准许将江西税厘月十万余两归江西经收。曾国藩闻讯，急忙具疏力争，结果户部偏袒沈葆桢，指出即使没有江西厘金的收入，则两湖、川、赣仍月可协解湘军十五万五千余两，警告其不要广揽权利，贪得无厌。
曾国藩接到“部文”以后，十分忧愤。在与沈葆桢争斗的过程中，并非缺江西饷源不可，气的是沈葆桢“无一事可以先商后奏”，“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所以曾国藩争的就是总督的面子，可是，在与沈葆桢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朝廷则屡屡袒护沈葆桢。这使曾国藩深深感到来自于各方面的猜忌，以及清政府在暗底下对自己所掌握兵权搞釜底抽薪。一时间，苦闷、忧虑的情绪包围着他，使他寝食难安。
于是，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告假养病。实际上这也是向朝廷施加压力。果然奏效，此时朝廷还要全力仰仗曾国藩稳固东南半壁江山。朝廷便将江西厘金一分为二，总督与巡抚各得其半。为打消曾国藩的顾虑，又特将购置阿思本舰队的退款五十万两，拨给曾国藩充作军饷，其中二十一万两可以在上海、九江等关立刻提取。加上淮北盐厘每月八万两，曾国藩筹集军饷的困难基本可以缓解。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利用高薪可以激励下属、创造财富。以高薪养人，以人创利，可谓最明智之举。利用金钱不仅是手段也是战术，对一个人的付出是有限的，但这个人所带来的利益回报却是无穷的。
捕神
宋朝的时候有个山区野兔横行，附近农民伤透了脑筋。在采取了各种措施而未见成效之后，他们决定邀请捕兔人朱湫前来消灭兔子。朱湫被人们称为捕神。他手持弓箭，绝对的百发百中，他还有一只能听懂人话的猎狗。
捕神果然身手不凡，未过十天，毫无戒备的兔子们便尸横遍野！乐得村民们连挑起大拇指称“捕神果然是厉害”。
捕神是一个不能夸的人，已经准备要走的他，听到村民的夸奖便改变了主意，再干十天。遭遇了这场血腥的屠杀，劫后余生的兔子们明白遇到了劲敌。于是昼寝夜伏，行踪飘忽，即使觅食，也是左顾右盼，稍见草动，便溜之大吉。害得捕神和他的猎狗十天的工作一无所获！
捕神觉得名声受到了损害，便常常责怪猎狗，猎狗自然不服，以乱叫表示抗议。捕神恼羞成怒，发誓要将捕兔大战进行到底。
第二天，捕神开始在附近山区进行搜索。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只隐身石后的兔子出现在捕神眼前！他毫不迟疑拉弓就射，“嗖”的一声，居然打中了兔子的后腿！“猎狗，逮住它！”望着中箭而逃的兔子，捕神坐在一个椅子上一边点烟一边下达指令，仿佛那只兔子的命运已定。“任何兔子都逃不出猎狗的追捕，更别说一只瘸腿的家伙。”捕神得意地吐着烟圈，等着猎狗胜利归来。猎狗回来了，垂头丧气的，显然未能完成任务。
“该死的猎狗，那只兔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