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创世纪的星河中，腾讯无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它不属于门户、搜索或电子商务等任何流行概念，它无法定义自己，甚至连它出发的起点都是错误的——马化腾对张志东描述的那个把互联网与寻呼机连接起来的“无线网络寻呼系统”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马化腾在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中设计了很多颇为创新的寻呼服务：比如，网页寻呼业务，用户在互联网上访问寻呼台主页，不必拨打长途电话，就可将信息经寻呼系统发送到寻呼机上；再比如，邮件寻呼服务，用户可以在寻呼机上看到发送到电子邮箱的主题及部分内容；还比如，网络秘书服务，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输入每天的行程，网络秘书将在设定的时间将事项及时地发送到寻呼机上。
除此之外，马化腾还设计了一个虚拟寻呼服务：用户无需拥有真正的寻呼机，只需要有一个虚拟寻呼号，朋友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到寻呼台发信息到你的电子邮箱上。在原理上，这已经是一款基于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工具了。
然而，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有点糟糕的产品。
它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技术上的不成熟，而是它违背了一条非常简单却不易被察觉的竞争原理：在一个缺乏成长性的产业里，任何创新都很难获得等值的回报，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马化腾的所有创新都基于一个前提：人们将继续使用寻呼机。
致命的问题是：进入1998年之后，随着移动手机的日渐普及，寻呼机日渐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落伍的通信商品，全国几乎所有的寻呼台都停止了扩张和投入。摩托罗拉公司曾是中国传呼机市场的主宰者，在最旺销的时候，一只摩托罗拉寻呼机可售3000元，其中国合资公司的年利润达到惊人的3亿美元，可是到1998年底，摩托罗拉的寻呼机部门被整体裁撤。这是一个正在陡然下滑的市场，人们在惊恐中等待行业消失的一天。在行业的重大转折点上，马化腾站在了落后的一边，他所提供的软件产品看上去与最时髦的互联网搭上了关系，但是，显然无法真正挽救寻呼机被抛弃的命运。
正沉浸在创业激情中的马化腾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自称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不喜欢冒险”的人——-这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完全不同，所以，在开始筹划创办腾讯的时候，他就在四处寻找业务。有一位朋友介绍了一单河北电信的生意，他们对马化腾的软件系统有兴趣，愿意出20万元一试，1998年的5月到7月间，马化腾跑了四次石家庄，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这让整个团队非常的兴奋，也是促成公司正式创办的主要动因。
为了开拓业务，马化腾想办法弄到了一本“寻呼企业大全”，上面收录了上千个企业的地址和电话，他们就打印了一份业务信函，买了上千个信封，一一手写，然后寄出，每天巴巴地守株待兔。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沮丧。除了河北国信，全国再没有一家寻呼台愿意出20万元购买这套软件，马化腾的报价越来越低。陈一丹当起了业务经理，他回忆说：“我当时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的寻呼台打电话，第一句就问：‘你们总经理在不在？’人家有点兴趣，就上门去谈，一般去两个人，我印的名片是业务经理，马化腾印的是工程师，人家一看挺专业的，好像背后有很大一支团队，其实总共也就我们几个人。我们还是做成了十多单业务，不过价格越来越低，从20万降到10万，再降到8万、5万、3万。这套软件的开发成本在3万元左右，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赚头了。为了多接活，我们什么都做，从网站设计、服务器存储空间和智能更新管理维护的外包服务，到简单的网页制作，有些单子只有5000元。最后，我们甚至连免费的都做过，因为想赚以后的维护费。”
张志东在黎明公司时的同事李海翔此时也进来帮忙，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狼狈不堪的岁月：“那时也没有什么规范和文档，就给你一堆源代码，你就去装，装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别人也说不清楚，就自己看着办，能改就改。改完之后，这个系统就归你管了，因为谁也搞不懂。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一个传统。”
这期间，曾李青对公司作出了贡献，他利用自己在深圳电信的人脉关系，拉到了一笔开发电子邮箱的业务，金额有30万元，这又让马化腾等人小小地忙碌和高兴了好一阵子。
就这样，从1998年底创业到1999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在赛格科技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家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马化腾甚至不敢鼓动陈一丹和许晨晔辞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是在下班之后以及周末赶到赛格科技园来干活。
然而，故事也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创业之神”总是这样，它不按牌理出牌，视过往的成功与经验为累赘，喜欢在极限的状态下挑战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它常常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堵住命运的正门，然后，却在腋下漏出一条缝隙来。
这条缝隙很小很小，在腾讯的历史上它有一个名字，叫OI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