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文子，姓季孙，名行父，“文”是谥号，鲁国大夫。季文子做事情过分的小心，过分的仔细。“三思而后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做法，孔子持不赞成态度。凡事三思，一般是多利少弊，孔子却认为只须两次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这点，官懋庸的《论语稽》这样解释：“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太明，故其美恶两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过为谨慎，然其流弊将至利害循一己之私矣。”
季文子正因事事三思，而导致犯了许多错误。这是孔子知道的，所以他从季文子本人出发，有针对性地认为，遇事不能太谨小慎微，太谨小慎微了容易遇事犹豫不决，办事不能果断；思虑过多，反倒会产生疑惑不定的后果。
能不能从季文子身上推广到别人身上呢？倒如有的人不善思考，遇事急躁，是不是该三思，或更多的思呢？
孔子认为季文子想得太多，说明季文子是个多思过虑的人，而不是浮躁的人。对这样的人做人做事诚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后行”，的确考虑太多了。学过逻辑就知道，学过《易经》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但是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
所以，你如果是个善思而过虑型的人，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过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这个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结果，问题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张，何必三思而后行，再思就可以了。
人生在世，好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有如昙花一现。如果当时不善加利用，错过之后就后悔莫及。如果决定好了的事情拖延着不去做，往往会对自己的品格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人都能下决心做大事，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一以贯之地去执行他的决心，而也只有这少数人是最后的成功者。
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三思而后行自有它的好处，就看当事人如何把握了，尤其是那此不喜欢思考的人。
13．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春秋末期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现身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隐藏退休，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泰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流传了五千年而不改不移，就是因为有一支意志坚定而且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系统，决不是任何势力的附庸，所以才能制衡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君子固穷，克尽职守。能做什么官，就去做什么官，不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去做好。居于什么位置，就当好自己的职责；不在那个位置，就决不操那分闲心。现在的人，自己的事情往往做不好，却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谋算着别人的位置。越俎而代疱，结果谁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反而违背了立位设官的初衷。而且，官场险恶，尔虞我诈。存心不良，定食恶果。
人不是万能的，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材料也不够，不可能掌握内情。因此，我们发现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理的写照。
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从政者本身人格的基本修养，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职权。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通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正如后来所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两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天下人都能够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天下便会稳定，发展富强。各人如果都不干好自己的工作，却总是忙着去考虑他人的事情，那么天下就乱套了。造成的结果，是谁也干不好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会形成社会的不公平竞争恶习，人心因此而险恶，社会因此而动荡。所以，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说话，做多少说多少，甚至做多于说或者不说。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标准有三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为一个老师，他也不能不讲。那就是仁德的人因为无私，不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忧愁；智慧的人因为明悟，不会受到蒙蔽，所以没有迷惑；英勇的人心里装着道义，没有顾虑，所以不会畏惧。孔子虽说自己做不到，但他的弟子们却说，这正好就是夫子自己的传神写照。
14．为人处世注意这四种毛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孔子戒绝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想，看事情不绝对，不固执己见，不事事为自己着想。这四个方面是孔子在修身方面的自律。
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不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它们。
“毋意”，是说孔子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毋必”，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中国人有两句名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说明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事实上“毋必”，说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孔子深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毋必”，就是能适变、能应变。
“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就是孔子学问修养的伟大处。
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
孔子教人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个人一旦做到了无我，那就可以绝对地无私了，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牵挂，那“意”、“必”、“固”自然都就没有了。随意猜测，往往会违背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会异想天开，或者狂妄自大，自寻烦恼；主观武断，往往不合情理，造成严重的后果；固执己见，往往会被人视作老顽固，破坏大事；自我一旦被放在了首位，那么瞻前顾后，充满私心，自然无法与天地自然相合一。
晋朝刘道真读过书，由于遭受战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好到一条河边当纤夫。刘道真素来嘴不饶人，喜欢嘲笑别人。一天正在河边拉纤，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在一只能上摇橹，道真嘲笑说：“女子为什么不在家织布，而跑到河里划船？”那老妇反唇相讥道：“大丈夫为什么不跨马挥鞭，而跑到河边替人拉纤？”
又有一天，刘道真正在草屋里与别人共一只盘子吃饭，见到一个年长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从草屋前走过，三个人都穿着青衣，就嘲笑她们说：“青羊引双羔。”那妇人望了他一眼，说：“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言以对。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爱故意找碴儿、寻衅滋事，想让别人下不来台。这时你如果退避三舍，必会遭人耻笑；如果视而不见，也难免有软弱之嫌。你想化被动为主动，反唇相讥，既可让寻衅者无言以对，也能在主动中有台阶可下。张因和李意见相左，便想在公众场合故意给李难堪。李在一次发言中，不慎读错了一个字，张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李：“水平太差，那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还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说话！”李见张故意寻衅滋事，也就不客气了，笑着对他说：“这总比你作错事不认账还强出一点吧！”李的话实际是事出有因，张在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后，非但自己不承认，还欲嫁祸于人，但又被人揭穿。因为这件丑事人人皆知，因而李的话一出，众人皆知其意，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欲辱人而自取其辱。
15．没有法度和游戏规则的竞争必陷于混乱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
孟子认为，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
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了。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依据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一再强调。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
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矩形和圆形来。我们的生活，办事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否则，各行其是，准会乱了套。
唐玄宗时，有李适之和李林甫两位宰相共同辅政。二人面和心不和，互相勾斗，但表面上还很客气。
唐玄宗荒于酒色，穷奢极欲，弄得国库日见空虚，满朝文武都很着急，思谋开源节流之计。最后，皇上也感觉到了财政威胁，下诏让两位宰相想办法。
形势所迫，二人都很着急。但李林甫最关心的却是如何斗倒政敌，独揽大权。看着李适之像热锅上的蚂蚁，李林甫生出一条毒计来。
散朝之后，二人闲扯，李林甫装作无意中说出华山获金的消息。他看到李适之眼睛一亮，知道目的达到了，便引开话题说别的。李适之果然中计，忙不迭回家，洗手磨墨写起奏章来，陈述了一番开采华山金矿、以应国库急用的主张。
唐玄宗见到奏章大喜，忙召李林甫来商议定夺。李林甫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玄宗说：“有话快讲！”李林甫压住了声音装作神秘地说：“华山有金谁不知？只是这华山是皇家龙脉所在，一旦开矿破了风水，国作难测。”玄宗听罢点头沉思。那时，风水之说正盛行，认为风水龙脉可泽及子孙，保佑国运。而今听得李适之说出了这样的馊主意，玄宗心中当然不高兴。李林甫见有机可乘，忙说：“听人讲，李适之常在背后议论皇上的生活末节，颇有微辞，说不定，这个开矿破风水的主意是他有意——”玄宗心烦意乱，拂袖而去了。李林甫见目的达到，心中暗喜。
自此，玄宗见了李适之就觉得不顺眼，最后，找了个过错，把他革职了。朝廷实权，便落在了李林甫手中。但如此踩着别人肩膀上，失去正当的竞争规则，使唐朝到此人心惶惶，国家陷入混乱。所以无论在职场、官场、商场，都要有合理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得懂规矩，否则人与人必然是明争暗斗，弱肉强食，失之于中庸。
三、欲速不达——合理控制时间，保持持续发展
1．只强调速度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他来见孔子请教管理方面的事情，孔子告诉他做一个地方首长，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的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地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孔子行政，强调层次和秩序，一步步稳扎稳打，决不突击政治或者急功近利。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端正名分，也就是各人自己的职守要明白；各人都明白了自己的职守本分，那么说话也就顺畅了，然后做事也就能够成就，礼乐教化也就因之而兴起。礼乐教化得以实行，道德标准也可以建立，便能够辅助以刑罚法律。道德礼仪教人如何去做，刑罚法律教人什么不能去做。这样一来，百姓便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
孟子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也。”人心浮躁，是很难干成一番事业的，当今一些人在学习上，今天要当作家，明天要当画家，后天要当钢琴家，结果什么也没学成；在工作上见异思迁，一个位子没坐暖就跳槽，结果一样本领也没掌握；在经商人，喜欢跟风，看别人什么赚钱也做什么，想一日暴富，结果亏了老本，栽了跟头。
中庸处世，重视学习工作的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反对不切实际地追求速度。孟子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只是小技术，如果不静下心来控制节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快飞来，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习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上的差异，和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