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所谓“换汤不换药，还是老一套”，又所谓“新瓶装旧酒”。换了瓶子向对方退步，可酒还是老酒，酒力反而更大，因为对方肯定猝不及防地毫无还手之力了。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一种奇特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如，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非常恼火，要求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那本书里偷来的，但我到房里翻开那本书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那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嘲讽和挪揄的程度更深了一层。
9．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君子，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而小人的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君子和小人理解为国君与老百姓，假若不带有政治偏见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错。毕竟君子和小人所关心的事情是不会相同的。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会去争夺竞斗，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的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的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小人贪利而忽视仁义，所以争夺仁义的人，决不会招怨与树敌。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待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是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橹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土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知。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顺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小人的脸同刀子。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终还是打败了自己。
10．怎样去赢得自己看好的职位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论语》
不要担心没有职位，所担心的是任职的才干。不要怕没人了解自己，谋求的是去作为他人所了解的事。
孔子认为只要自己具有任职的本领，得到职位与否是机会的问题，而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要自己能在工作中发挥特长，干出成绩，别人是否知道无关紧要。这些是君子应具有的修养。
孔子经常与弟子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是希望他的弟子在成名之前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学问、修养、才能的培养，具备足以胜任官职的各方面素质及技能。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
从统治者来说，不害怕自己没有职位，怕就怕自己没有担任那个职位的才能德性。因为才称其位的人，办事潇洒自在；才德无以称其位，有了职位也会失去的。所以，要想进入仕途的人，首先要培养的是自己的才德。同样，人不要害怕没有知己，因为只要你有被人们认知的才德，自然会有知己的。怕就怕在你没有任何值得他人认知的地方，那么你就是感叹终生，也不会有什么知己的。也就是说，宁可让自己去等职位和知己，也不要让职位和知己等我们，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准备好承担职位和接受知己的条件。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世上混。所以处世中庸的“中”，也是“立”，即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
君子忧虑的是自己无能，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不怕没有职位，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够任职的才能；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问题是要使自己有可以为别人知道的才能本领；最重要的还在于自己究竟能不能自立，能不能担当大任。总之，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的无能。所以孔子提出“求诸己”，把内功练好，要立足于努力增长自己的才能，“求为可知也”。这是一种现实而积极的人生态度，有这样的态度，就会自强不息，也就不会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甚至误解自己而懊恼了。因此，孔子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被别人了解而不愠怒，是君子的品格。
自己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爱，就要反省自己在仁爱方面是否做得很好了；管理人事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就要反省自己是否足够明智；待人以礼却得不到别人同样的回报，就要反省自己是否足够敬了。凡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都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自己做正了，天下人就都归心于你了。有矛盾、有问题先从自己方面检查起，这是“求诸己”；反之，眼睛盯着对方，只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就是“求诸人”。“求诸己”，就会责己严而责人宽；“求诸人”，就会责己宽而责人严。
11．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询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古代人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
因此，在孔子的心目中，就有了这样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2500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孔子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陈东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言明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陈东却不出面，派来儿子陈小东。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陈东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广布眼线，终于有一天，陈东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陈东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陈东，你上当了！”陈东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陈东冷汗直流，用手摸摸胸口，又忙掏药，看样子心脏有点不妥。陈玉书对陈东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陈东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一个珠宝商人，叫他开支票，估计他在那儿存了钱。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当普通一员时自觉人微言轻，尚与伙伴们亲同手足，同喜共忧。一旦他的地位上升了，便官升脾气涨，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便羞于与他们为伍，保持一定距离。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在会上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挤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12．把问题考虑得太复杂不利于行动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论语》
季文子每做一件事要经过多次思考后才开始行动。孔子听说这事，就说：“思考一两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