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明确规定什么是自持和自制，那么，这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并以这种自己为自己颁布的法来自觉地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自持与自制力，这便是这一原则的内涵。中庸思想之所以强调“慎独”，因为人往往都是被一些客观的因素和伦理法则所被动约束自己，而不能独自一人、无他人在场监督时也自觉地遵守严格的律条。所以一个人不仅在公共场合、而且在独处时都能够服从某种伦理观念和法律的自我约束，才是了不起的。
不难发现，大凡“守矩”，无非都是出于某一种规则或律令。由于这种规则或律令的要求，我们才决定止步不前，或接受某种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实。然而，作为这些规则和律令来说，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便是外在的；一类则是内在的。前者是别人为自己订立的，后者是自己为自己订立的。古人们之所以强调“守矩”多半是出于对外在规则和律令的服从和惧怕。在现代社会中，真正的“守矩”则不是那样，它是一种自我立法、自我约束之下的“克制自己”，是真正地由衷地出于一种自我本身的需要。
美国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和作家富兰克林在青年时代就为自己立了十几条规定，其中包括节制，即食不过饱，饮酒不醉，沉默寡言，俭朴等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时时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一代乐圣贝多芬读到康德的这句话，情不自禁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并打上三个感叹号：“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头上的星空。康德！！！”显然，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敬畏，能自我立法，保存心中的“道德法则”，那么就能够对自己更好地约束，达到“慎独”的境界。
6．如何完善独立的人格
简子曰：“《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立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
欧阳修说：“君子修养品德，内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外要修饰自己的仪表。”苏洵说：“脸脏了不忘擦洗，衣服脏了不忘清洗，这是做人起码的常识。”按照这个常识做人，完成了自我的人格，才能被人看得起。要被人看得起，平时做人要端重，要庄严，要恭敬；不要轻佻，不要苟且，不要散漫。
君子不重则威。人作为万物之灵，能超越自我，成就事业，这都要依靠自己去创建，依靠自己去奋斗。做人如果可以深入观察自己，唤醒自身沉睡的潜能，那么，伟大无比的力量和奇迹将会因此而产生。唤醒潜能后，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和圣人没有什么不同，圣人和你也没有什么不同；你就是英雄，英雄就是你，英雄和你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你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变化，如生活条件变化，家庭关系变化，职业变化，地位变化，或者受挫遭难，或者伤残，但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保持独立的人格，自尊自敬，自爱自重。陆象山说：“双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就是自尊自重。陆象山又说：“天下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这就是自敬自爱。
为人处世力行中庸，并不排斥自尊，没有自尊，与中庸思想只会越来越远。自尊是自我规矩，自我规矩才能自成方圆。自尊不是自我夸大，惟我独尊。自夸的人狂妄，怪异，荒诞。做人要自尊，就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在自己的心中确立这样的信念：天地赋予我的优势并不比别人少一分一毫，别人有的我也有，只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精进如斯，成功就不会少我一分。做人不能自暴自弃，以致辜负了天赋的才华，辜负了人生的美好。
孔子教导弟子们说：“对人诚敬、有礼，就不会遭到侮辱。”自尊的人，是一个自敬的人。不尊敬自己，如何尊敬别人？如何获得自尊？程颐说：“修养须用敬。”对身体尊敬，就不会怠慢；对慷尊敬，就不会躁动；对行为尊敬，就不会放纵；对事业尊敬，就不会懒惰；对天地鬼神尊敬，就不会疏忽。尊敬也是恭敬，做人处处恭敬，就不会德不立，就不会业不成。
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即使立身在黑暗世界，也像站在万里晴空之下一样。一个人的欲念邪恶不端，即使生活在青天白日之下，也像被魔鬼缠身一般终日胆战心惊。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十岁以前过着耕种牧畜的生活，他的父亲名谈，为太史令，“掌握秘籍、职司记载。”博学天文、史事，通晓诸子学术，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熏陶。十岁时，随父到长安，诵读古人经书，由于父亲工作之便，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文化历史资料。二十岁以后，司马迁开始周游各地名山大川，他游历淮河，长江一带，深入乡野，探访古迹，采集传说，考察风土人情。他到过刘邦起兵的沛县等地，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的故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事迹，他登上会稽山，去寻找民间传说已久的禹穴。为了勘察大舜所葬的地方，他又登上九嶷山。他考察过屈原的遗迹，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赢曾经看过的夷门。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近下层人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为后来写《史记》准备了条件。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续当了太史令。在他42岁时，开始了《史记》的著述。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冤而遭大祸，司马迁在狱中受到奇耻大辱，本想“引决自裁”，但为了完成他不朽的著述，才“隐忍苟活”下来，狱中他想起以前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时，曾推衍出《周易》的卦爻。他想起了孔子在陈、蔡二国遭了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江南而赋《离骚》，双目失明的鲁史官左丘明编撰《国语》，双脚受了重刑的孙膑忍着巨大的痛楚而作《兵法》。这一切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狱中他效法这些不朽的名家，发愤而作，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心愿，只能忍辱含垢，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2年，他以极大的毅力和雄深雅健的文笔，完成了这部53万多字宏伟的历史巨著——《史记》，不久，他即去世。
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说明了一个人心地如果光明磊落，即使立身在黑暗的狱中，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也像站在万里晴空的天下一样，能做出顶天立地的事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邪恶不端，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只能终日战战兢兢，无所作为。
7．让自重意识始终处于觉醒状态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
三省，作为儒家自我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作为对自己言行的严格要求，自觉地反省自己，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就能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为人谋而不忠乎”。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为朋友谋事，还是谋其他事，事情不论巨细，只有全力以赴，怀着一份一心想把事情办好的忠诚，才能有所成就。如果进一步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要讲奉献精神。一个人只有无私奉献，才能最终有所收获。春天种豆，秋天却想得瓜，世间怎会有如此美事？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古人云：“黄金万两容易得，人生知己最难求”，是指知音难觅，不过，寻觅知己还是在于自己。与人交往，只有做到诚实无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传不习乎”，一个人从老师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只有经过持之以恒、反复不断地复习和实践，方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东西，从中获益。要么只是徒一“书橱”而已。
孔门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强调的是自觉性。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只有具备了不断自我反省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逐渐走向完美。这里提到了反省的三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一个男人的所有方面：其一，对待事业是否敬业；其二，与人交往是否诚信，虽然文字上是说“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但我们可以扩大到与人交往的范围，其三，是否能温故知新，这一点与前面的“学而时习之不以说乎”是相呼应的。
一个人如果能具备反省的能力，就自然会变得谦虚不傲慢，变得彬彬有礼不自以为是，在与人交往时也就能善于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自然也就能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盲从。因此，我以为，一个人是否具备反省能力，是衡量其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曾参此段语录，可以看作是对“学而时习之”一段之“唯”。孔子讲“学而时习”之“悦”，曾参“唯”以“传不习乎？”孔子讲“朋来”之“乐”，曾参“唯”以“朋交”之“信”。孔子讲“人不知”之“不愠”，曾参“唯”以“为人谋”之“忠”。仅从这两段的语录做比较，曾参的境界也显然没有孔子高。
曾参的此段话，还是拘于道德境界的。拘于道德境界，就不能达成儒家所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就体会不到孔子所说的“悦”、“乐”。
曾参这里所讲的，恰恰是儒家道德实践重要的方法，即内省式的体验。内省、反省、扪心自问，说的是人的道德行为本身是自做主宰的。内省“传不习乎”，不是说习与不习有关乎老师之责骂，而是习与不习有关乎反省后的“心安”与“心不安”。心安，则理得，老师之责骂与否干我何事。孔子所讲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义正在于此。倒是在这一点上，曾参之“唯”，有其不可多得处。
8．背地里不做亏心事
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
——《与凤翔邢尚书书》
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仰起头来看看觉得自己对天无愧，低下头去想想觉得自己不愧于别人。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孟子是以“天爵”藐视“人爵”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人格是乐的真正主体，离开主体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所谓乐是不存在的。“仰不愧”、“俯不怍”之乐，完全是一种个体人格的自我写照，他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就是指此而言的。
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传统中有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倾向，前者导致对道德教育的逆反心理；后者则使政治淹没了道德。这两种倾向应特别注意加以克服。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必须一方面遵循知识论的规律，遵循人们的道德品质和心理成熟的规律。
另一方面，还要遵循生命成长的规律，遵循心性论的规律，用中西方文化来滋润生命。我们的教育资源中最好的东西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做人之道和修养理论，但在我们的道德教育内容体系中却忽视了这个基础，使概念化、理论化的教育内容成了空中阁楼，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道德教育体系中成了稀缺资源。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是在处理好个人志与气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社会国家的命运之中，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李嘉诚先生曾经说，盲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东西，却很少受伤，反倒是眼睛好好的人，动动就跌跤或撞倒东西。这都是自恃眼睛看得见，而疏忽大意所致。盲人走路非常小心，一步步摸索着前进，脚步稳重，精神贯注，像这么稳重的走路方式，明眼人是做不到的。人的一生中，若不希望莫名其妙地受伤或挫折，那么，盲人走路的方式，就颇值得引以为鉴。前途莫测，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太莽撞才好。
李嘉诚对下属说这段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人们凡事三思而后行，谨言慎行，该进则进，不该进就要退。人生的舞台是旋转的，不定的，我们应该慎重选择自己的路，走好每一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为人处世，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一个美国游客到泰国曼谷旅行，在货摊上看见了一种十分可爱的小纪念品，他选中3件后就问价钱。女商贩回答是每件100铢。美国游客还价80铢，费尽口舌讲了半天，女商贩就是不同意降价，她说：“我每卖出100铢，才能从老板那里得到10铢。如果价格降到80铢，我什么也得不到。”
美国游客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他对女商贩说：“这样吧，你卖给我60铢一个，每件纪念品我额外给你20铢报酬，这样比老板给你的还多，而我也少花钱。你我双方都得到好处，行吗？”
美国游客以为这位泰国女商贩会马上答应，但只见她连连摇头。见此情景，美国游客又补充了一句：“别担心，你老板不会知道的。”
女商贩听了这话，看着美国游客，更加坚决地摇头说：“佛会知道。”
美国游客一时哑然。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钓鱼一样，设了一个诱饵，但女商贩并不上钩，关键在于她深深懂得：商人必须讲究商业道德，正经钱可赚，昧心钱不可得；别人能瞒得住，但良心不可欺。
做人处事的道理和经商的道理是相通的。“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前一句话几乎包含了各种层面的人生活动，比如做官、种田、经商、打工等等；后一句则强调，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于人于己问心无愧，无论处于何种人生情境，无论是别人知道还是别人不知道，做人都要珍视“人”这个崇高的称号，必须保持个人品德的纯洁无瑕。
利用别人不知道而欺骗别人是一种最大的不道德。《后汉书》中记载了一则“杨震四知”的故事。东汉时期，杨震奉命出任东莱太守，中途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是由杨震推荐上来的。这天晚上，王密拿着10斤黄金来拜见杨震，并献上黄金以感谢他往日的提拔。杨震坚决不收。王密说：“黑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为了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在行动之前，要审查自己的良心，是不是缺失了。在行动中，让良心起调整和监督作用；在行动后，良心对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价和反省。“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做人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记住曾国藩这句话，对你做人处世大有益处。你无愧于人，对方自然对你信任，你何愁不被人接纳与认可呢？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反而，如果瞒着人做了亏心事，虽然得到了便宜，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境界的倒退。
9．一经发现过错就要勇于改正
过，则勿惮改。
——《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