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三年，宣帝因荒淫过度而死，他九岁儿子宇文衍即位，杨坚入朝主政，宣帝的弟弟汉王宇文赞早就想当皇帝，上朝听政时常与杨坚同帐而坐，杨坚对此非常恼火。杨坚知道宇文赞是个酒色之徒，就选了几个漂亮的姑娘送给宇文赞，宇文赞满心地接受了，他的权力欲望从此减退了，搬回了王府，天天与美女娱乐玩耍，不问政事。这样杨坚于公元581年7月14日称帝，建立了隋朝。宇文赞由于一念贪私，良知就自然泯灭，即使有点刚毅之气也化为乌有，只能任行贿者摆布，落得可怜的下场。
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欲求富贵是人人同心的，但是每个人自己有更尊贵的东西，只是不去思考罢了。这“贵于己者”就是“良贵”，即自己的道德情感及其善性，这是别人不能给予的，也是别人拿不走的，因而能够表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如果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那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道德人格。
6．既不绝欲也不纵欲
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惟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
——《颜氏家训》
欲望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本身永远没有止境；当你千方百计、筋疲力尽地达到了欲想中的目标后，不仅困乏和无聊就浸透了你，新的欲望又来劳你的神了，一个更大的诱惑在朝你频频招手，于是你又一摇一晃地走过去拥抱它。随着欲望的不断升高，你消耗的心力也愈来愈多，到后来不是只留得不是倦怠便是困顿，纵身欲望的程度与心理的空虚正好成正比。比方说，如果人完全戒绝掉情欲，是否意味着幸福安宁的获得呢？现代心理学已指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
“循欲是苦，绝欲也是苦”，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做事达不到这个量度或超过这个量度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要避免痛苦而得到幸福，就得自修持了。循欲绝欲是两个极端，我们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运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善于把握“中”的尺寸，随时做到适中。
中庸处世被洪应明深刻体会，他在《菜根谭》中写道：“天地寂然不动，而气机无息稍停；日月昼夜奔驰，而贞明万古不易。故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滋味。”“人生太闲，则别念窃生；太忙，则真性不见。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情怡性；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忧勤过度则有损己身，淡泊过度则无以利人。忧虑天下悲悯众生而全力以赴的投身工作，这种人可敬可佩，但如果一个人成了架工作机器，又何以适情怡性？恬淡寡欲，不与世争，这确乎是种高风懿德，但是如果恬淡到对世界竟至于冷漠的地步，则其人生境界过于狭隘，他也难逃自利之嫌。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天和地看起来虽然毫无变化，但光阴流逝，从不停息。所以君子平素要有一份远大之志，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弘愿，并将它形诸实践。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白天与夜晚虽然不停地交替，但日月的光明，却万古不变。所以君子置身社会，工作繁忙时，不妨有份从容不迫、悠闲自得的意味，即使在超负荷运转时，也要保持悠然高远得心境。我们既不能使身心一味的“放”，因为放的过度容易流于狂妄浪荡，只图享乐，缺乏责任心，坠陷于欲壑之中；也不能过于“收”，因为“收”的过度容易流于枯寂冷漠，死气沉沉，毫无生趣，于己于人，皆无裨益。故当执其中道而行，不偏不倚才能超凡入圣。
佛果禅师在当主持时，五祖法演给了他“法演四戒”：一是“势不可使尽，势若用尽，祸一定来。”人们往往顺着势去作某些事，但在势盛时，却不知不觉播下了毁灭的种子。二是“福不可受尽，福若受尽，缘分必断。”红颜少女如果整天对镜自照，想着处处展现自己的自韵，而不能安心于能尽其能的工作，那么顾盼之间，也就变为明日黄花，人老珠黄，只好自叹薄命了。三是“规矩不可行尽，若规矩行尽，会予人以麻烦。”当领导的，如果表现的精明能干，事事限制，则属下一定成不了大器。四是“好话不可说尽，好话若说尽，则流于平淡。”任何好话，如果说得太详细就会给人索然无味的感觉。这也就是常说的“话说三遍如稻草”之意。
急于求成的念头即使存在于潜意识中，也会给人的行为制造障碍。唐诗人韦应物在《对残灯》一诗中将此情景描述的非常生动：“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幽人将遽眠，解带翻成结。”
有一位少年，到深山请求一位异人传授剑法时，问道：“师父，假如我努力学习，需要多久才能学成？”师父说：“也许十年吧。”少年一听着了急：“家父年龄渐高，我得服侍他。如果我更加勤奋地练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学成？” 师父答：“这样大概要三十年。”少年愈发慌乱，请求说“您先说十年而现在又说三十年，我一定要不惜任何劳苦，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成。”那知师父的回答更让他汗如雨下，说：“这样得跟我学七十年才称。”
欲望越迫切，目标越远，实现起来就越加艰难。
7．生活不能太奢侈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培、或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
这是老子的“中庸”思想，其要旨是不要走极端，不要奢侈，不要过分。核心是不要走极端（去甚）。
在老子看来，他们不可能成功，天的意志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谁想改变，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企图保持权力，结果必定会失掉。老子用了一些隐喻论述他的观点，他说，天下万物，有的在前面行走，有的在后面跟随，有的送暖气，有的吹冷风，有的强壮，有的赢弱，有的得胜，有的失败。当时，大小诸侯就是这样，你争我夺，争战不已。老子最后得出结论，从政者要戒除走极端，戒除奢侈，戒除过分。
有人说，老子处世消极，什么事都想取消矛盾或消解矛盾，这种理解不公正的。老子提出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转化，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解决矛盾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即使矛盾激化，实现矛盾的转化，这要看是什么矛盾。解决“甚、奢、泰”这样的问题，不必等激化了再着手解决，那样就麻烦了。当然去甚、去奢、去泰之后，还是存在矛盾的，虽然老子没有谈及，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说，他并没有取消矛盾或消解矛盾。
希望通过执其两端，使矛盾得到和解。然而老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合理性，过去批判中庸思想是走了极端。中庸作为文化心理现象已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思维方式也一直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常用“太极端了”，“太奢侈了”，“太过分了”等说法描绘某人的不良行为。这说明中庸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去甚”是正确的，极端是偏离中道的，不代表事物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事物普遍具有中心和两端三部分，不论从空间角度看，还是从时间角度看，都是这样。
袁世凯掌握了军政大权，就想当皇帝。袁世凯要是像华盛顿一样顺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他的结局就不一样了。
物极必反，所以要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措施。一个团队，一个公司，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样可以帮助管理者对某一具体问题做出决定，明确的目标还有助于防止管理者遇事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搞乱大家的心。
天下通吃，是不理性的行为，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的天下通吃，这不符合博弈原则。床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种霸权者，到最后弄得自己也没有睡觉的地方。镇关西夺了施恩的快活林酒店，凭的是自己还力气，会打架，还有张都监这个保护伞，但是他还是被武松给治了。
同样，一个国家强大了，老想着称霸世界，动不动就插手干涉别国事务，指手画脚，它给别人制造麻烦的时候，自己也会惹麻烦，如秦国当时多牛，可是嬴政先生却遇到了一个恐怖分子荆柯，他差点没命了。总之，偏离中心，离开轨道，就会走入歧途。
去甚、去奢、去泰，这种意识建立得早，并一直深入有志之士心里。《礼记·曲礼上》曰：“欲不可从（纵）。”《定国寺碑》有“漂沦欲海，颠坠邪山”之诲。从古到今，节制私欲，系做人为官之准则。清代因虎门销烟而闻名遐迩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深谙此理。为此，他在故居厅堂手书条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为官40年，行迹遍及14省，统兵40万，位列封疆大吏，始终廉明清正，堪为节制私欲的楷模。
慎用权。林则徐历任河道总督、廉访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并两用人才次被朝廷委以钦差大臣，权不可谓不重，然其用权却十分审慎。在江苏任廉访使时，他提出“察吏莫先于自察”，并在官府大厅上悬挂一副“但闻己过，求通民情”的堂联。赴广州后，给夫人修书一封：“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我是奉命惟谨，毕恭毕敬。夫人务嘱二儿千万谨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和官府佞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意犹未尽，又提笔给在京翰林院供职的长子写道：“服官者应时时作归计，勿贪利禄，恋权位……须磨练自修，以为一旦之为。”
戒贪念。林则徐家道贫寒，小时候，靠母亲和姐妹制作纸花卖钱以为生计，小时即养成了俭朴的作用。因此，他在山东济宁担任运河河道总督时，便立下一方石碑，上书“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无疑反映了他清心寡欲的品格。道光十八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出发前，向沿途经过的州县发出《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到广州后，又在办公的衙署前悬出《关防示稿》，早申明：乘轿坐车雇船，一律自己掏钱；随行人员，“不许暗受分毫”礼物钱财；餐食行准备，概照市价付现钱。晚年出任陕西巡抚时，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自述“田地家产折价三百银有零”，“况目下均无现银可分”，这与当时权贵们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的行径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8．不该要的东西不能要
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
——桓宽《盐铁论》
古人认为一个人的志向要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而一个人的节操都是从贪图物质享受中丧失怠尽。
齐国大夫公行子到燕国去，路上遇见曾元，问：“燕国的国君怎么样？”曾元说：“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就轻视事业，轻视事业的人，就不求贤人帮助，没有贤人帮助，怎么能胜任国家大事呢？他只能像氐族人和羌族人一样野蛮。这样的人不担心自己的国家的兴亡，而只担心他死后不能沿用氐族、羌族实行火葬。想的是蝇头小利，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啊！”孟子曾多次会见齐宣王，但并不与宣王谈论治理国家。孟子的学生十分疑惑，孟子说：“我要先攻破他只讲功利、霸道的坏思想。”孟子讲仁说义，就是要让齐宣王胸怀国家，放眼天下！
有志向，不贪图享受，不该要的东西你就不能要。在生活中，有许多我们愿意，而且应该做的事。同时，在有些时候、某些情况下，许多事情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哪怕是一生只能做一次，哪怕因此而中断了自己生命的延续，我们都必须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与此相反，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我们不必，而且不该做的事。同时，在有些时候，在有些情况下，有些事情即使要做出牺牲也不能干。比如，出卖朋友。
自然，在大千世界中，也有许多我们可求也该求的东西，有许多我们不可求也不该求的东西。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做出选择。
如何选择？如何抉择？1948年，朱自清的胃病越来越重，这天，朱自清正在家里躺着，吴晗来到他家，递给他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书。朱自清看了，不说话，只是颤颤地提起笔，在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到两个月，朱自清便逝世了。朱自清的胃病，对食品是必须严格选择的，在那时候面粉是不可多得的好食品。如果他不签字，别人也能理解。但他还是签了，虽然他的死并不一定仅仅因为这些。我们可以想象，他忍受不了美国面粉的侮辱性，却忍受了病痛的剧烈折磨，这种选择显然是他自己的取向。
孟子曾说过，不要我所不要的东西，不干我所不干的事。求我所必求，为我所必为；当取则取，当舍则舍，如此而已。我所不要的东西，既包括我们不该要的东西，也包括我们不必要的东西。不该要的东西不要，比如，来路不明的不义之财；不必要的东西也不要，比如，名不符实的空衔虚誉。不该要不必要的东西，如果要了，人就变成了外物的奴隶，本来受人驱遣被人役使的外物便转即控制了我们自己。更厉害的，贪小利而忘大义，派生出不满的欲壑，长成吞象的蛇心，最终会一个跟头栽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永世不得“超生”。
相同的道理，不干我所不干的事。干不可以干的事，往往会损害别人，会被千夫所指，会受制裁。即使不受制裁，稍有良知，也会日不安夜不宁，问心惭愧有余；良知即便全失，也免不了担惊受怕，饮食难甘，夜不成寐。干不愿干的事，就必须勉强自己，甚至要强迫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也无法尽心竭力，虽是举手之劳，也会觉得苦不堪言。事情干不好不说，严重的还会因此扭曲了自己、改变了自己，最终失去了精神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
话又说回来，不要自己不要的东西，不干自己不干的事，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其实很难。比如，现在有人正巴巴地送了礼来，要还是不要，就可能十分地伤神费心。这里，不但有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取舍，同时还有人情面子、人际关系的考虑。说到底，我们都是凡人，是凡人就难以超凡入圣。
这里的关键，只怕还在于我们自身。一句话，当取则取，当舍则舍。只要来得正，黄金美玉不嫌轻；不当取则不取，来路不正，一瓢一饮也算重。至少，心术不正的礼总是不能接受的，该打回去也还得打回去。
9．欲利于己，必害于人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
孔子认为，作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他是不会老关心个人利益的得与失，更不会一心追求个人利益，否则，就会招来怨恨和指责。
为什么按照个人私利行事会招来怨恨呢？理由很简单，自私，小则妨碍他人利益，中则妨碍集体利益，大则妨碍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此后果，岂不招致怨恨哉？
一个人基于利害而做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仁者爱人，他们热爱的是仁爱的同类，因为热爱同类仁爱的人，所以就会憎恶那些邪恶的人。爱与憎都是相对的，有爱就会有憎，有憎才会有爱，叫做爱憎分明。爱得深才会恨得深，恨得深才会爱得深。惩恶才能扬善，扬善必须除恶。所以，只要你一心实行仁义道德，那么就不会去做恶事了。因为仁义与邪恶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