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大志的人，绝不能创大业成大事。韩瑞芝说：“天下未有有其志而无事者，亦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什么事先要立定志向，立了志事就能成。立下大志后，尤其要有坚忍不拔，不惜生命相搏的气慨，正如朱熹所言：“立志不坚，终不济事。”就是要能将志趣持得住，把志气奋扬得起，这样有什么不可及，什么事不可做呢？有志而事不成，只在于立志不坚定，中途遇阻拦就放弃了。所以拿破仑说：“真正的才智，就是刚毅坚韧的志力。”中国古代的哲士说：“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人的贫贱是可转化的，有志者就能转化，无志者转可难。嵇康说：“无志者，非人也。”人要想立命，而无其志，就是圣人也无可奈何，佛祖也无可奈何，上帝也无可奈何。因此古代的贤士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在东就往东，志在西就往西。志在做大人，就学大人的学说，说大人所说的话，走大人走过的睡，做大人所做的事。志在小人，自然不会奋发向上，而自愿与小人为伍。如果要想改变人生、创造人生，完全在于从立志的根本点做起。曾国藩曾经说过：“人的气质由于天生，极难改变。欲求改变之方，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意志决定之后，就要努力不懈地行其志，坚持其志，涵育其志，自然就会日新月异，终究能达成。
《易经》中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句话的是说，君子即使身处逆境中，也要积极追求，不达目的不罢休，身可死而志不可夺，虽面临困境也不气馁。没有大志向的人，不可能他大业，成大事。韩瑞芝说：‘天下没有立下志向却不能成事的人，也没有不立下志向却能成事的人。“每做一件事，都要先立定志向，然后才能成功。苏轼说：”古代成大事的人，不仅有超世的才能，还树立了坚忍不拔的志向。“立下大志，尤其要坚忍不拔，不惜以生命相搏斗的气势。朱熹说：“立下的志向不坚定，最后也不能成功。”做人如果能把握得住志向，奋扬得起志气，还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树立了志向而不能成功，原因在于树立的志向不坚定，当遇到艰难险阻时，就放弃追求了。
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人生的贫贱是可以转化的，只要有志向就容易办到。没有志向的人，要想转移贫贱太困难了。三国时著名的狂士嵇康说：“没有志向的人不是人。”人要想做事，要想安身立命，可是没有志向，就是圣人对你也无可奈何。
唐翼修说：“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做自了汉。人生顶天立地，万物备于我。范仲淹还是秀才时便立志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有宰相的气象。设心行事，能利人利物，就是圣贤，就是毫杰。小志向岂能成大事？”人的志向小，眼光就短浅；眼光短浅，见识就不长远；见识不长远，气象就不辉煌。
春秋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纵横天下，可是孔子说管仲“小器”，认为他没有圣人的志向，没有圣人的胸怀，没有圣人的气象。诸葛亮曾经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卑，去细碎，广咨问，除悭吝；虽有掩抑，何损于美德，何患于不计。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作为领导者，自然要有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古代称三皇无言而化成，尧舜端正躬身无为而治，王者以道理服人，霸者挟制士人以权势，各有各的修养，各有各的所成，大体上不外乎三项：内就以圣德修养自己，外就审视万民的好恶而理性，衡量彼此的强弱而为政守，中则知人而善任。
刘劭在《人物志》中说：“中庸之德，它的实质是无名。所以咸而不碱，淡而不溃，质而不缦，文而不绩。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能达到中庸，就有各种德行的长处，而没有各种德性的过失。这就是他们所以成为圣人与明君的德行。
《长短要术》中评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时说：“文子说：‘凡是领导者的方法，心想小，志想大，智想圆，行想方，能想多，事想少。所说的小心人，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大的人，包容天下，一齐殊俗，是非聚集， 中则作为轱辘。圆智的人，始终没有弊端，四远方流，就像深泉而不枯竭。行方的人，直立而不屈服，洁白而没有污点，虽薄弱也不改变操守，虽强大也不肆志。能多的人，文武兼备，动静中仪。事少的人，执约而治广，处于静而待以急躁。作为天道貌岸然来说，达到极限就要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盈满就要亏损。所以聪明睿智的人，宁可守着愚鲁。多闻善辩，守住它以为节俭。强武勇毅，守住它以为畏惧。富贵广大，守住它作为狭隘。德施天下，守住它作为礼让。道贯古今，守住它作为谦恭。这六条，从前的君王守住它，所以能守住天下。”
《传记》说：“没有开始的动乱，没有依靠着的富贵，没有依仗的尊严，没有违同，没有傲礼，没有骄能，没有迁怒，没有贰过，没有计谋也不道德，没有犯罪也不义气。这十条，是古代人立身的东西。”
《玉钤经》说：以明示的人肤浅，有过不自知的人是弊端，迷而不返的人流盲，以言取怨的人有祸患，令与心违的人废弃，后令错误于前的人毁灭，怒而无威的人好犯，好集众辱人的人有祸殃，杀辱所任的人危急，怠慢自己所尊敬的人凶恶，貌合心离的人孤独，亲佞远忠的人灭亡，信谗弃贤的人昏庸，私自给做官的人浮滑，阻碍公行的人动乱，群下外恩的人沉沦，凌下取胜的人侵夺，名实不符的人减损，厚己薄人的遗弃，薄施厚望的人不拔，赏而忘贱的人不长久，用人不正的人危险，为人择官的人失去，决策不仁的人险恶，阴谋外泄的人失败，厚敛多藏的人灭亡。这些作为人君自理的大体。现在人明白这些，当然知道什么是自我修养了。
简单地说，只有以中庸的道德修养为为人处世的心法，守住它，戒除至偏而重圆融。无倚无偏，无过无失，而又无德不兼，无德不全，这是中庸的至善。
5．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菜根谭》
洪应明认为，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当不如意时要适应环境，遇到横逆磨难应能忍耐，在平安无事时要想到危难的来临，假如人们确实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样就连上天也无法施展他捉弄人的伎俩了。
祸福在人自取，因此，人能求福，也能避祸，求福与避祸，也全在自己，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危才可以求安，虑退方能得进，惧乱然后可以保治，戒亡然后可以求存。有一次，孟子学生问他如何才能使国家免于灾患，孟子 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孟子说，那自然首先在于行仁政，但还不仅于此，还要尽力防患于未然。国家无内忧外患，就趁此靖平之时修明政治法典，那样，纵使强大的国家也会惧怕了。这就是《诗经》上说的：“趁着雨未下来云未起，桑树根上剥些皮，门儿窗儿都修理，下面的人们谁敢把我欺。”假使在靖平之时追求享乐，怠惰优游，那就等于自找祸害。
刘备死活不听诸葛亮等下司的劝谏，强行伐吴，遭到惨败，悔恨成疾而死。
事情起因于吴蜀荆州之战，那场战争关羽被东吴大将吕蒙所俘，孙权劝降不从，把关羽杀害了。刘备闻知痛不欲生，要兴兵伐吴。殊不知这不是伐吴的最佳时机，只会把自己的老命搭进去。
五虎上将赵云劝刘备说：“哥呀，窃国的是曹操，而不是你的小舅子孙权，如果能出兵先把老曹给解决了，小孙自然会屈服于你，所以你不应该把曹魏置于一边，而与吴国作战。仗一打起来，一时是结束不了的，姓曹的那帮小子就会来打我们。伐吴不是上策！”
刘备不听劝，执意要伐吴。诸葛亮是他的铁杆追随者，他说：“陛下初登宝位，如果征讨汉贼魏国曹丕，以伸大义于天下，陛下可以亲自统帅六师；如果只想伐吴，叫他人领兵去就可以了，何必亲自出马呢？”刘备不听，反正军权在握，他可以说了算，这种军事体制实在隐患重重。他说：“我要兴兵，你们阻挡我，太不体谅我和关云长的感情了。”
诸葛亮说：“孙权用奸诡之计，使我们丢失了荆州，关羽老弟不幸遇难，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篡汉之首者是曹操，影响蜀国统一天下的，并非孙权，如果铲除魏国，则吴国自服，愿陛下纳大臣和众将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诸葛亮尽管是大话连篇，但从整个战略上看，他反对刘备出兵伐吴是正确的。
刘备谁也劝不住，亲率75万大军讨伐东吴，沿江而下，到达巫江峡，从建平起到彝陵700里间，沿江河、水草之地，安营扎寨，共设了几十个大营。诸葛亮得知如此布阵，哀叹道：“如此败军之阵，吴军如果火攻，蜀军必败无疑。”
正如诸葛亮所言，东吴大将陆逊善于用兵，笑谈刘备如此布阵，不懂兵法，下令火攻蜀军。夜间吴军乘东南风起，手持火把，突袭蜀营，火烧蜀营700里，蜀军惨败，尸体遍地，吴军锐不可挡，刘备几乎丢了性命。他回来后，羞愧交加，无脸见大臣们，积郁成疾，染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感情用事，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多划不来，或许老刘真的有与老关“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念头，但是自杀都比让东吴陆逊逼得好没面子的气死强。至少手下那些当兵的不会为了他兄弟之间的义气去当炮灰。
二弟关羽死在没眼力上，三弟张飞死在没眼力上，大哥刘备也死在没眼力上，三个没眼力的人在一起，让一个有眼力的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当自己变成身系众多人生命或利益的角色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可瞎胡闹；自己说了算，却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尽管树一些好听的名义，但很容易被人看出这种人目光的狭窄。
6．学会适时调整自己的位置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躋。
——《诗经》
“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了一分，如交游减便免纷扰，言语减便寡愆尤，思虑减则精神不耗，聪明减则混沌可完，彼不求日减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菜根谭》如是说。的确如此，人生在世能减少一些麻烦，就多一分超脱世俗的乐趣。如交际应酬减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困扰，闲言乱语减少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和懊悔，思考忧虑减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聪明睿智减少就可保持纯真本性。假如不设法慢慢减少以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反而千方百计去增加这方面的活动，那就等于是用枷锁把自己的手脚锁住。
传说，缯国旧地疆界的执掌官，看见了楚相孙叔敖，说：“我听说，做官久了的人，士人嫉妒他，俸禄多了的人，百姓怨恨他，官位高的人，君主憎恨他。如今你孙相国居官久，俸禄厚，职位尊三者都具备，却没有得罪楚国的士人和民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孙叔敖说：“我三次做楚国的相国，思想上更加谦卑，每当俸禄增加，施舍就更加广泛，地位越高，礼貌就越恭敬。因此，才不得罪楚国士人和民众。”
所以古人说：“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现在同样有这样的人，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虽然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忧愁，到了社交场合，尤其在灯红酒绿中能知道自我警惕，以免无意中误入堕落迷途，遇到有权有势蛮不讲理的人不畏惧，而遇到孤苦无依的人却具有同情救助之心。
孟子说：“无同情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无羞耻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无恭敬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无是非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人有报复心，人能对那些不能善待自己的人施以报复，这大约是显示人类的严厉和人事的严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间的许多杀伐征战，人类的许多冤怨相报的争斗，都由此而来。比如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国死了三十三个官吏，老百姓没有一个去营救的，邹国国君对孟子发牢骚，说这些老百姓实在可恨。孟子却对他说：“时逢灾荒，在你的国中，百姓们年老体弱者抛尸荒野，年轻力壮者四处逃荒，而你的谷仓里堆满了粮食，库房里存满了珠宝，你的官吏却不向你报告，让你开仓济民，这等于是残害百姓。曾参曾经说过：‘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将怎样回报你。’现在，你的百姓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了！你有什么可责备他们的呢？”
俗话“拿得起，放得下”，这是对人生顺逆安危中庸态度。所谓“拿得起”指的是人在踌躇满志时的心态，而“放得下”则是指人在遭受挫折或者遇到困难或者办事不顺畅以及无奈之时应采取的态度。一个人来到世间，总会遇到顺逆之境、迁滴之遇、进退之间的各种情形与变故的。歌德说得好：“一个人不能永远做一个英雄或股者，但一个人能够永远做一个人。”这里，“做一个英雄或股者”，指的便是“拿的起”时的状态；而“做一个人”，便是“放得下”时的状态了。说到底，如何对待这‘做得下”，才是真正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英雄气概或者胜者风范的重要标尺。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就能对大悲大喜、厚名重利看得很小很轻很淡，自然也就容易“放得下”了。‘模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王安石的这两句诗，将“戏事”与“真情”区分得十分分明。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戏事”，就是指那些能拿得起、也该放得下的事；能做到如此随和且随缘地看待人生旅途中的一切利害得失与祸福变故，一个人岂有不会“道我赢”之理？
纵观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大都呈波浪起伏、凹凸不平之状，难怪乎古人要说“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了。但是，当一个人集荣耀富贵于一身时，他是否想到会有高处不胜寒的危机、有长江后浪逐前浪的窘迫呢？好吧，那就不要过分贪恋巅峰时的荣耀和风光，趁着巅峰将过未过之时，从容地撤离高地，或许下得山来还有另一番风光呢！
有一个叫秦裕的奥运会柔道金牌得主，在连续获得203场胜利之后却突然宣布退役，而那时他才28岁，因此引起很多人的猜测，以为他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然，泰裕是明智的，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运动的巅峰状态已是明日黄花而以往那种求胜的意志也迅速落潮，这才主动宣布撤退，去当了教练。应该说，泰裕的选择虽然若有所失，甚至有些无奈，然而，从长远来看，却也是一种如释重负、坦然平和的选择，比起那种硬充好汉者来说，他是英雄，因为他毕竟是消失于人生最高处的亮点上，给世人留下的毕竟是一个微笑。
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李宁，退出体坛后选择了办实业的道路，不也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功吗？如同一切时髦的东西都会过时一样，一切的荣耀或巅峰状态也都会被抛到身后或烟消云散的。因此，做一个明智的人，既然“拿得起”那颇有分量的光环，也同样应当“放得下”它，从而使自己步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作出另一种有意义的选择。这样，我们又有什么惆怅或遗憾的呢？
7．遭遇羞辱时，内心不失矜持
已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
——吴兢《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