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学状况
在90年代，大多数文学作品重点表现内容，不太重视文学形式的探索。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以及一些“先锋”诗人对“叙事”和语言的自觉意识的强调，在90年代基本上已作为一种文学的“常识”被接受，融会在普遍的创作追求之中。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说领域的韩东、朱文、鲁羊、述平、东西、李冯等，诗歌领域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对文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只不过，他们在文学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如80年代先锋实验那样热烈。
90年代文学创作仍然把反思历史作为主题，但在反思的立场和深度以及历史的指向上，却有了不同。从90年代初期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和《1937年的爱情》，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池莉的《预谋杀人》、《你是一条河》，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为题材，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有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历史只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的现实不同的空间。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这些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因此，有些批评家将之称为“新历史小说”。
在90年代的作品中，也包括有“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在散文领域，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50~70年代历史的纪实性回忆录。主要的如“火凤凰文库”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录》、李辉的《人生扫描》等。在批评领域，也有关于反思20世纪的“激进主义”等的讨论。此外，还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说如《红旗谱》、《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过去未能发表的《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顾准日记》等的发掘。这些都是对世纪末人民要求反思历史的不同的呼应。
90年代商业社会中的消费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经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他们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关注精神问题和现实批判的主题。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和散文《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张炜的小说《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散文《夜行者梦语》，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和散文《我与地坛》，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和散文《重建乌托邦》。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种“精英”立场，试图寻求反抗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因而，在这些作品中，强化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等主题。
在90年代，文学作品着重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由于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关注，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现实主义”理论整合。例如“新写实”在90年代的发展，“新状态”、“新体验”、等命名，都显示了这种取向。文学在表现“现实”时的基本方式和内容都有一些变化。与此同时“个人”经验在文学中具有了新的特别的含义。一方面，意味着脱离80年代的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独立姿态，另一方面，个人经验成了作家据以描述现实的主要参照。前者更多地体现在诗歌写作中，通常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以及以“亲历者”的身份切入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小说，都是如此。因此，“个人化写作”（或称“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作家和评论家谈论较多的话题。张旻的小说可以看作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一例。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说，多取材于校园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开主人公对自己故事的叙述。主要内容往往与人物的个人情感经历与欲望体验相关，着意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体验。张旻的叙述委婉平静，能比较精确地把握细节和感受。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日益突出的“新”现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成为了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80年代“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体制之内的人和事。但在90年代，一些体制外的人与事，如都市白领，个体户，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由于作家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些现象，因此，他们一般会倾向于从物质存在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影响去考虑。例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单眼皮，单眼皮》，何顿的《弟弟你好》、《生活无罪》，邱华栋的《都市新人类》、《手上的星光》，张欣的《绝非偶然》、《首席》等。这些小说尽管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但是缺乏思想深度。朱文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他着重于描写个人欲望的展开和表现形式。所处理的题材往往带有某种“道德”反叛性，事件和叙述语言有粗俗化的特点，但是在叙述上却能够冷静地控制节奏，因而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活力。何顿擅长于写以“个体户”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现这些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群的生活经历。他发展了王朔小说表现的市民生活内容，通过生动的故事具体地展示人物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他的小说以湖南方言作为讲述语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态”色彩。
90年代文学的转型
90年代，中国文学同80年代相比，有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
一、泛商品化的文学盛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急速提升，文学迅速面向市场进行了大幅度的自我改组。有的作家频频投入影视创作，在平面媒体这个最大众化的领域放大了自己的身影，同时也逐渐将文学创作“资本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商业利润。有的作家与出版社联合操作，炒作“选题、写作、包装、精心策划”的一条龙流程，达到作家品牌化的目的。
商业不但表现在文学生产的社会过程中，也制约着文学创作的思维轨道，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长篇小说数量的猛涨。假如把这些长篇小说置于艺术分析的透镜下稍稍一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叙述泡沫，其实是人为拉长的中篇、短篇小说，这个“小说最长化”的奥妙，自然是文化工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起作用。
二、文学走进大众生活。从50~80年代，宏大叙事在中国文学中是作家至高无上的追求。文学文本中充满“时代”、“历史”、“阶级”、“未来”等庞大的话语，显示着作家的圣洁情结。
90年代的文学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将立足点悄悄移动到个人体验上，以平视的角度，叙述普通人“一地鸡毛”式的甜酸苦辣。连军旅文学这个“红旗半卷出辕门”的慷慨之地，也空前地“向内转”，《醉太平》、《突出重围》等大量作品浓墨书写军人们的儿女情长。这一转变，也使女性文学蜂拥而出。以往在宏大叙事的框架里，女性作家温情脉脉的个人化的想象没有合适的地位。90年代的日常叙事语境，顿时打开了女性写作的所罗门之瓶，色彩斑驳的女性“私语”、“密语”飞流直下，令人叹为观止。
三、休闲文学占据市场。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80年代的文学以思想解放为主导，“反思”、“启蒙”的立场清晰可见，同样伫立于新的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大旗下。其间虽然有一些“无主题变奏”，但无碍大局。而90年代的文学淡化了模式，开始了转化的历程。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引人注目：一是文学的娱乐性大大膨胀，使文学从以往的“饭前祈祷”变调为大众化的“饭后消遣”。金庸小说的盛行，正是这个变化的一个侧面。二是性文学悄然兴起，作品的视角逐渐转到人的下半部，从原欲、情欲角度窥视人生，并将所见所思毫无顾忌地倾泻到社会公共空间。
90年代文学的转型，意味着巨大的价值断裂。这类转型，必然包含着深刻的裂变与痛苦。痛苦来自作家自我扬弃中的回肠九转：惆怅、焦虑、恐惧、压抑、震惊、孤独、荒诞……可是，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却很少表达出这些痛苦的情绪。相反，作家投入市场狂欢的得意感和批评家出席“理论聚餐”的轻松感处处可见。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能够如此愉快地告别痛苦？难道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成熟到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境界？其实并非如此。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负载的是人的忧患。正如屈原所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丧失了痛苦的文学，必然是随波逐流的历史过客，最终被逐出人类的审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