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样的情形：发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猎的题材（爱情，性，琐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经验……）；创造在道德判断上暧昧含糊的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运用前卫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角，纪实与虚构的互相渗透）等等。其间，最为重要的探索表现在“哲学”、世界观上面。这包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这种对文学的思想性及表现手法的探索在文学的思想艺术形态上得到体现。创新的强烈愿望，既是文学界充满活力的证明，但也是浮躁心态的流露。不少作家意识到长久的文化封闭给作家们吸取人类文化成果带来的巨大压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80年代文学的“潮流化”的倾向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人们通常会采用组织“运动”、掀起“潮流”的方法，来提出其主张、表达其思想倾向，并加速其实现。批评家归纳作家写作的某些类同点，给予突出和命名，也会使作家产生对“潮流”的趋近或依附的心理。这种倾向，在创作上，会表现为作品在取材、主题、方法等的趋近和雷同。
从总体上说，80年代的文学是当代文学的复苏，在十年“文革”中遭遇打击的作家们恢复了创作热情，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表现了我国在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后，在思想领域出现的各种倾向。80年代的文学，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90年代的文学概述——变化中的文学环境
90年代中国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产和流通，与国家机制仍有着密切的关系。1992年，中国社会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文学体制的改革也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开始施行。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而进入市场。作家的生存方式因为市场化而改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文学作品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受到市场选择的集体行为。
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是充满希望的乐观前景。80年代整个文化氛围的理想主义情绪大体是建立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想象的基础上的。但在具体的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却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偏差；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了“边缘化”。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怀疑。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识和文学内容中，80年代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作家们变得迷茫困惑，作品中批判和反省的基调大量凸现。
90年代的文学环境公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更多地却是对“多元化”、“个人化”等的提倡。对于原先那些被理解为集体性或统一性的观念，例如“发展”、“历史批判”等的认识，趋于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认识，而且有其社会实践的依据。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作出了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得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销售渠道）传播。同时，在90年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为明显。对于这种分化的描述有多种方式。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区分为三种形态，即“主流文化”（又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又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称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常常是互相交叉、渗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进一步分化。这种分化并不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争论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其中最为重要，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993~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从对社会和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的批判中提出问题，从而引起争论。争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展开。什么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费性文化现象以及90年代的社会现实等，是其中主要的话题。
90年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提倡文学的“独立性”，更多地转移到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雅”与“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也被重新提出。但在市场体制下，即使是“雅”或“纯”文学也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因此，“雅”与“俗”的区分也变得含混起来。
90年代的文学概述——文学现象
9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些评论家提出了“新时期”结束话和“后新时期”概念。他们在将“新时期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的同时，认为到了90年代，文学的主题、总体风格、读者与文学的关系都因为社会”转型“而开始转变”，因而，“新时期文学”“结束了”。他们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文学，而90年代文学则是“商业社会”的写作形态。对于“后新时期”的概念则未得到普遍认同。
“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这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文化并没有作有意识的全面调整。在90年代，文学作品与发展着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力量逐渐体现，并构成了文学的“实体性”的内容。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在“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界又提出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从90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难以看出类似于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样以潮流的方式推进的痕迹。在一个已逐渐失去单一“主题”并呈现“多元化”的社会，对于文学的基本想象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历史发展和文学新潮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怀疑。
在文体样式上，作家们热衷于创作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数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在90年代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几乎都创作了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王蒙、王安忆、贾平凹、张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刘震云、苏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长篇。长篇小说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学“成熟”的某种标志。作家针对更为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长时间地关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有利于更好地表现时代主题。王安忆、张承志、余华等作家都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显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但长篇小说的兴盛与商品化文学市场也有密切关系，而且长篇小说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较大的影响。从阅读上看，读者只要弄清了人物关系，对于一部长篇就可以不断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读中短篇小说那样，每次阅读都必须从头开始。从改编影视作品考虑，需要的也主要是长篇。
90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现象是，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如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关于“后学”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等。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引进了欧美6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日趋理论化，文学批评已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而是寻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新批评、叙事学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都有表现。理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批评的认知前提，也使得批评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文学的阐释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90年代由于文学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文化立场分化的显现，相应地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被称为“文化批评”的形态。这种批评并不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作出判断，而关注作品的文化性质和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因而对文学的市场化作出了更为有效的解释。但是，由于这种批评越来越与文学创作脱节，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而作家从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出发，对90年代批评状况也发出许多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