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文化与中国鼻烟壶生产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并进入宫中，西方文化便在森严壁垒的紫禁城内扎下了根，并开始对宫中的生活方式和器物制作产生深刻的影响。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培育和发展，到乾隆时期，反映西方文化特点的器物在宫中几乎随处可见。虽然在乾隆以后，清政府开始走向没落，但种种迹象却表明，西方文化对清代宫廷文化的影响却从未间断，从未减弱。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刘潞、刘月芳同志研究，清代初期，西方文化在清宫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如西方的天文、历法、军火制造、机械、地理学、建筑学、医学、绘图、音乐等，均进入宫廷，深受康熙皇帝喜爱。这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适过西方传教士来实现的。到了清代中期（乾隆和嘉庆时期），清宫中的西方文化主要体现在艺术品和宫廷建筑方面，其中尤以西方工艺美术品和西洋绘画的影响最为突出。清代后期，宫中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在思想领域，这也是清代后期涌现出大批思想家的原因。
关于西洋工艺美术对中国宫中鼻烟壶的影响，正是在上述大的文化背景的笼罩下的产物。虽然在整个中国鼻烟壶发展史中，西洋工艺美术对中国宫中鼻烟壶的影响不是主流，但却不容忽视，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西洋工艺美术的影响，那么中国的鼻烟壶或许要逊色一些。
西洋工艺美术对中国宫中鼻烟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没有西洋传教壬进入中国，深入宫廷，鼻烟壶在宫中的出现或许还要再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宫中盛行使用鼻烟壶以前，西方一些国家的宫廷早巳流行。明末清初，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向中国皇帝奉献了鼻烟壶。皇帝对这些鼻烟壶的喜爱，不仅使传教士们赢得了好感，得以在中国传教，而且也使在西方宫廷中早已普遍使用的鼻烟壶，也在中国宫廷生存下来，发展下去。
第二，从清代初期西方传教士进献的鼻烟壶种类来看，主要是玻璃制品，一方面是品种单调，另一方面是数量有限，难以满足皇室的需要，因此中国的皇帝先是以往日盛药的小瓷瓶作为鼻姻壶的代用品，不久就干脆在宫中造办处生产制作各种鼻烟壶。
第三，外国人直接对宫中鼻烟壶制作施加了不少影响，这主要是指在清官造办处，曾有一些西洋画家和工艺匠师参与了造办处各类器物的制作。
第四，大量西方鼻烟壶由传教士和使节带入宫廷，宫廷在制作鼻烟壶时，常模仿其造型和装饰。
除了宫廷以外，西方文化还对地方的鼻烟壶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广州为主。
据《岭南丛谈》卷三十二记载，清代西洋商船上的海员们流行吸鼻烟，他们的鼻烟有的放在盒里，有的放在壶里。清代初期，广州被定为中国唯一向西洋船只开放的口岸，因此不仅使西洋吸闻鼻烟的习俗流传到了广州，而且也促进了广州鼻烟壶的发展。从这一时期一些西方人的游记中可见，西方人曾专门对广州的鼻烟壶生产做过考察。
关于西方工艺美术对中国鼻烟壶制作的具体影响，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举例说明。
二、渗透着西方文化的中国鼻烟壶
西洋工艺美术对中国鼻烟壶制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鼻烟壶的装饰和造型两方面，下面分别举例予以说明。
玻璃鼻烟壶与内画鼻烟壶
我们曾说过，最初从西方传到中国的主要是玻璃鼻烟壶（盒，瓶），在中国鼻烟壶较早生产和较为丰富的，也是玻璃鼻烟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巧合所内含的必然关系。
古代中国以制瓷工艺名扬海外，玻璃制造业比较落后，明代末年欧洲的玻璃制品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受中国皇帝的喜爱。据清宫档案记载，早在雍正六年，广州人便把利用欧洲进口的玻璃制作的鼻烟壶进贡到了宫中。清代康熙年间，在宫廷造办处设玻璃厂，生产制作鼻烟壶等用品，一些懂得玻璃制造技术的西方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玻璃鼻烟壶的生产，如汪执中、纪文等人，从造型工艺和配方等方面，指导了鼻烟壶的制作。另外，金星料鼻烟壶也是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研制成功的。至于内画鼻烟壶的产生和西方玻璃背画之间的关联，我们已经叙述过，这里不再赘言。
珐琅工艺与珐琅鼻烟壶
珐琅是一种玻璃质，如果在其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珐琅器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掐丝珐琅、画珐琅、錾胎珐琅三种，不过用于制作鼻烟壶的，主要是以玻璃、金属（铜为主）、瓷为胎的画珐琅。画珐琅是在清康熙年间由清宫造办处烧造成功的，但它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画珐琅曾被称为“洋瓷”，一语道破了它并非中国所产。实际上，早在清宫廷生产珐琅制品以前，广州已开始了珐琅生产，而广州的珐琅工艺又是从法国传进来的。康熙皇帝对珐琅制品非常喜爱，他一方面下令广州进口珐琅器，另一方面邀请法国艺术家格瑞弗雷进入宫廷，任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役长，指导珐琅生产。珐琅作也根据格瑞弗雷的指点，制作了一些法国宫廷和贵族中流行的珐琅鼻烟壶。当然，从整个珐琅鼻烟壶的生产情况来看，主要的还是中国风格。
从目前所见的实物来看，清代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已经能够成功地制作铜胎画珐琅鼻烟壶，并且明显地闪耀着西洋文化的光彩，由此看来，西洋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清雍正时期常制作珐琅鼻烟壶，从清宫造办处档案可知，雍正曾明确地表示制器要用西洋珐琅工艺，如雍正三年六月十九日，“郎中保德呈览奏称：做花用西洋珐琅……”。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员外郎花塞来说：怡亲王谕着照前做过仿西洋珐琅撒袋饰件大小每样再做五副。遵此。”雍正十年二月十六日，“宫殿监副侍刘玉交：西洋玻璃烧珐琅白拱番花五彩人物杯一件。传旨：此拱花甚好，做珐琅鼻烟壶时墙子上照样烧造。钦此。”制作器物所用的珐琅料，也有不少是由西洋进口的，如雍正六年造办处档案记载：“七月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浅蓝色、松黄色、浅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蓝色、浅蓝色、松黄色、深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增珐琅料软白色、秋香色、淡松黄绿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以上共九样。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将此料收在造办处做样，俟烧玻璃时着宋八格到玻璃厂每样烧三百斤用。再烧珐琅片时背后俱落记号。闻得西洋人说烧珐琅调色用多尔那们油，尔着人到武英殿露坊去查，如有俟画上用小珐琅片时即用此油……”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清代宫中不仅直接用西洋珐琅料，而且在调珐琅色时，也借鉴了西洋的方法。在清代，清宫中制造了大量玻璃胎画珐琅和铜胎画珐琅鼻烟壶，景德镇等地制作了瓷胎画珐琅鼻烟壶，对此，我们不能否认西洋珐琅工艺对鼻烟壶的制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迎合西洋人口味的鼻烟壶制作
中国文化的博大足以吸收和融化任何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改造，又使中国的文化内函更加丰富，鼻烟壶的制作也体现了这一点。清代中期以后，中西贸易往来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鼻烟壶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中西文化毕竟有着悬殊的差别，对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内容及工艺特点有着不同的认识。当中国的鼻烟壶日益为西洋人喜爱的时候，或许是出于贸易上的考虑，鼻烟壶的制作也在某些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追求适合西洋人的口味。关于这一点，广州的鼻烟壶匠师们有着丰富的经验。
早在唐代时期，广州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对外贸易商港。宋代，这里所接待的主要是阿拉伯商船。明代后期至清代，停靠广州港的则主要是西洋的商船了。来到广州港的西洋船员们经常带来西洋的鼻烟壶，这些有着特殊西洋风格的鼻烟壶，为广州鼻烟壶匠师们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为了对外贸易的需要，广州匠师参照西洋鼻烟壶，中西结合，制作了大量具有西洋特点易被西洋人接受的中国鼻烟壶。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在象牙、玳瑁鼻烟壶的雕刻上，吸引欧美的鉴赏家们；其二，在象牙、瓷质鼻烟壶的彩绘上，借鉴西洋风格；其三，在彩瓷、画珐琅鼻烟壶上，描绘西洋风景人物；其四，模仿西洋鼻烟壶的造型，例如仿西班牙银元鼻烟壶；其五，有的研究者提出，当时英国人曾在广州设立工厂，专门生产再出口的鼻烟壶。
正如今天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对全国的影响一样，广州鼻烟壶的制作，也对当时包括宫廷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的鼻烟壶制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清宫中利用西洋人指导生产具有西洋风格的各种鼻烟壶；江西景德镇早已是全国著名的瓷都，在明清时也是全国瓷器和御用瓷器的最大产地，鼻烟壶的制作也是其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扩大景德镇瓷胎鼻烟壶的出口，大批鼻烟壶都是在成型后运往广州，再在广州彩绘适合西洋人兴趣和爱好的装饰图案。在这一点上，广州具有中国彩瓷鼻烟壶的再加工和转口贸易港的重要作用，在中国鼻烟壶为世界所认识和普及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洋风景人物画在鼻烟壶上的运用
在玻璃眙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和金属胎画珐琅这三种鼻烟壶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以西洋风景人物为装饰题材的，无容置疑，这也是西洋工艺美术对中国鼻烟壶制作施加影响的结果。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鼻烟壶上装饰的西洋风景人物题材，具体可以分为人物、风景、村舍、教堂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有时是独立运用的，有时是交叉复合运用的，其中尤以人物题材为多，据不完全统计，有母婴图、逗婴图、戏鸟图、牧羊图、骑马图，清谈图、肖像图、游赏图、行旅图等近十种，母婴图在人物题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现以铜胎画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为例供大家欣赏。此烟壶通高5．1厘米，扁圆体，腹部两面开光内均绘西洋女子头像及西洋建筑，西洋女子敞胸、黄发，手举玫瑰花、表情宁静、体态丰满。烟壶底有“乾隆年制”款。此为众多西洋人物及西洋风景鼻烟壶中的一件。
那么，在鼻烟壶上（当然也包括其他器物）为什么会出现西洋风景人物的装饰题材呢？我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更具体地说，与西洋传教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