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帮助我把报纸放进列车里。头一站是一个叫乌莱卡的小站，往常这里只卖两三份报。我看到一大帮人聚集在站台上，我以为这是什么参观团呢。我还没来得及走出车厢，他们就把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我在这里卖出35份报纸。从底特律到休伦港的其他各站情况也是这样顺利。在距离休伦港不到半千米的地方……那个荷兰孩子迈克尔·奥茨骑马等候我。在我走近城市时，有一大群人朝我走来。于是，我喊道：‘公民们，报纸一份25美分，报纸不多了，不够大家买了。’我把报纸一下子卖完了。收入十分可观，我觉得那是‘一大笔钱’。”当天晚上，爱迪生给母亲的不是1美元，而是100美元。
这次成功，给爱迪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由此，你可以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会把电报看成是最好的发明了吧。因为正是各站站长在广告牌上写了电文，才有如此巨大的成功。”
爱迪生明白了：信息的轰动性和传播的迅速是多么重要。
爱迪生想到了：若能在列车内发行报纸，销路肯定不错。如果能自己发行报纸，一定能赚更多的钱。
爱迪生说干就干。
在底特律一家叫做路易斯的旧货店里，爱迪生发现一台用手工操作的小型印刷机，据老板说，这本是菜馆里印刷菜单用的。爱迪生谨慎地察看了一番，决定把它买下。在这儿，爱迪生还发现一盒使用过的铅字。爱迪生积攒了购买印刷机和铅字的钱，买下后把它们搬进了行李车，安装在靠近实验室的地方，于是，一个列车印刷厂建成了，他要出版第一份列车报了。
爱迪生把他的报纸命名为《先驱周报》，他包揽了办报全过程。社长、记者、编辑、出版者、发行人，又是排字工、印刷工和报童。这份报纸当然是很简陋而又原始的，版面比许多报纸都小，但内容却很丰富。报纸登载了有关铁路沿线和在铁路上工作的人和他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爱迪生回忆说：“我的报纸纯粹是铁路新闻，出了车厢，大概没人发生兴趣。但是我对自己的创造感到十分自豪，把自己看成是地道的报人。我的新闻经常是‘詹姆斯溪车站的行李长约翰·罗宾逊昨天摔下站台，一条腿受伤。他的同事都表示同情。’或者是：‘柏林顿三号机车已进厂大修。”’他自己讲，也有一些更吸引人的新闻，如在“出生”栏下就有：“A·得特尔的妻子在底特律枢纽站G.T.R休息室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此为第二十二例。”这些内容保证了在铁路沿线各站有较固定的长期订户。同时，他把各地的主要消息收集起来，摘要刊登；有关战事的简讯，也是每期必有；附近各商场的物价，末尾的商业广告栏也是受欢迎的内容。爱迪生以每份8美分的售价出售，很快报纸的印数增加到400份。
六、实验室风波
爱迪生作为一位年仅15岁的出版商，并没有让他的报务工作占去他的全部闲暇时间，在列车回到休伦港之前，他仍然要抽出时间在颠簸的列车中潜心做他的化学实验。他一会儿拿起德国大学教授弗瑞森斯的《定性分析化学》细细阅读，一会儿又忙着配制化学药剂，一遍一遍地试验。
似乎一切都按着爱迪生的心愿顺利地进行着。他没有想到，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了。一天，在离休伦港大约还有10千米处，飞速前进的火车驶过不平整的路段，行李车倾斜了。只听得“砰”的一声，正埋头做实验的爱迪生回头一看，原来是放黄磷的瓶子从柜子里掉下，瓶子打得粉碎，黄磷因摩擦而起火，车厢的地板燃着了。爱迪生大吃一惊，忙脱下衣服，想将火扑灭，可是火愈烧愈烈。正在此时，乘务员推门进来，立即用水扑灭了火，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那位乘务员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平日里对爱迪生是很友好的，这时火已扑灭了，却重重地打了爱迪生一巴掌。在下一个叫做斯米茨一克里克的车站上，他不由分说把爱迪生赶下了列车，实验室所有药品、用具，印刷间的印刷机、铅字、报纸，以及书籍、衣服、桌凳等全被扔了出来。爱迪生被震惊了，看到心爱的物品一片狼藉，他的心痛得紧缩了。他在站台上伫立了很久，然后默默地归整着他的实验和印刷器材，他得想办法把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运回家去，他是不会放弃他要做的事情的。
实验室着火的事已经传开了。
当他走到家门口时，突然看见母亲正急切地在门前等他。回到母亲的怀抱，爱迪生心中的委屈和痛苦，顿时烟消云散了，爱迪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爱迪生还没有忘记在行李车中所发生的那次灾难。他说：“从少年到老年，我遭遇了许多不幸的事，但是，哪一次都没有像失去第一个实验室时那样使我感到失望。”
这次灾难的严重恶果是，乘务员那一巴掌打聋了爱迪生的耳朵。爱迪生本人也曾一度默认了这种说法。但后来他又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我从来也没有遇到有人打我耳光的事。”据爱迪生的挚友，后来的汽车大王，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大老板亨利·福特回忆，爱迪生的耳聋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造成的。福特说：“他指给我看弗雷泽车站附近的那个地方……爱迪生说：‘就在这儿我等着几个顾客来买报，在站上耽搁了时间，列车已开动，我跑过去，拉住车厢后边的梯蹬。我气喘吁吁，因为那时的梯蹬很高，自己没有力量往上爬。一个列车员弯下腰，拽住我的耳朵往上拉我的时候，我感到耳朵里喀嚓响了一声，从那以后，就聋了。拽我耳朵的人是为了拯救我不致摔下去，才这么做的。还有人说，耳聋是爱迪生小时候得猩红热的后遗症，甚至有人说是遗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至今是个谜。但耳聋是事实。起初，爱迪生只感到耳部疼痛，后来感到微弱的听力受阻，渐渐地症状愈加严重，最后就听不清低微的声音了。但他一再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习惯于这个缺陷，并时常感觉到耳聋使他具有了某些优点，使他免受不必要的外界影响，有助于他埋头工作。他曾说：“耳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是有利的。我在电报局工作时，我只能听到我的工作台上的电报机，别的电报机并不能像干扰别人那样干扰我。”他甚至认为耳聋是自己的福气。他说：“走在百老汇的人群中，我可以像幽居森林深处的人那样平静。耳聋从来就是、而且现在也是我的福气。它使我失去了许多干扰和精神痛苦。我曾听人说：‘爱迪生没有神经。’我的神经不比任何人少，而且同样灵敏，但却不受外界干扰。”
爱迪生和一个他熟悉的同龄人商量如何增加报纸的发行量，那人认为，报纸应多刊载一些读者喜欢的杂谈、趣闻以及各式各样的市内消息，人们都喜欢知道他人的秘密，如果有这些内容，大家觉得有兴趣，就会买你的报了。爱迪生决定同那人合作办报，把周刊改名为《秘闻报》。报纸的发行量大大增加了，但那些认为报纸刊登了自己秘密的人却大为恼火。一天晚上，爱迪生从火车站回家，正走到荒无人烟的圣克莱尔河边，一个魁梧、健壮的家伙跟了上来。原来他的故事被登在了《秘闻报》上，爱迪生拒绝说出作者的名字。壮汉如同发了疯的无赖，抱起爱迪生走到河边，把他的头浸入水中使劲摇晃，最后，竟把他扔进冰凉的河中。爱迪生险遭灭顶之灾。
不久，爱迪生放弃了出版工作。毫无疑问，爱迪生在当时是最年轻的出版者和编辑，如果不是因为他被科技所吸引，也许他会终生热爱新闻事业，成为一个杰出的出版家。他的朋友福特曾这样评价他：
“我不是说青年的爱迪生能破天荒地在火车中印刷报纸，也不是说他能在这样幼年时候办成第一流的报纸，却是说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意志去成为科学家，并能运用他的天才向各方面进展，使自己能够赚钱去实行他真正的工作。
“当时，他还不知道他的真正工作是什么，但他已知道一定要先把物质的性质弄清楚，才能够利用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