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期间，魏玛共和制下的德国正处于一个金碧辉煌的文化盛放期，反观奥地利，却从未产生过（甚至从未尝试产生过）一幅体面的自画像。奥地利人唯一能够拿来自抬身价的，只有战前奥匈帝国时代金碧辉煌的文化。如果说奥地利对它的时代有任何“贡献”的话，那主要就是现代的野蛮主义：希特勒就是奥地利人。希特勒1889年生于小镇布劳瑙，并在反犹太主义者雷捷当市长任内，生活于维也纳（他把雷捷誉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市长”）。希特勒就是在维也纳吸收到他的政治“哲学”的：一种把极端反犹太主义、精明的宣传手法、野蛮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亚利安人”应该主宰欧洲的模糊想法共冶一炉的腐臭大杂烩。没有错，以音乐生活、萨歇尔蛋糕和“蓝色多瑙河”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就是为希特勒提供其政治观念的养分的地方。日后，他将会从一个更大的阵地（德国），用他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动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1919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希特勒因伤退役，在慕尼黑加入了一个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小团体。第二年，这个团体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希特勒靠着非凡魅力而跃居至领袖地位。他是一个新品种的政治人，对权力有着永远填不饱的饥渴，藐视传统的行为方式，为人既精明又充满狂想。1922年，善于蛊惑民心的墨索里尼通过虚张声势和武力两种手段的结合，在意大利建立起个人独裁。尽管墨索里尼在很多方面都是纳粹的榜样和老师，但在大胆冒进、投机取巧、善于摆布群众和商界领袖这些方面，都要瞠乎希特勒之后。历史将要证明，不管法西斯主义有多么的浮夸腐败、矫揉造作和冷血无情，都要比希特勒从他最默默无闻时代即已开始梦想的“纳粹新秩序”来得温和。
尽管希特勒具有投听众所好的卓越演说本领，但他从来不忘在演说中炮轰他的眼中钉：自由主义文化、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又特别是犹太人。他在1923年11月发动于慕尼黑一家啤酒店的暴动虽然是一败涂地，但他却把这次溃败善用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利用坐牢那舒舒服服的八个月写出了那本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我的奋斗》。然而，由于魏玛共和在1923年底终于成功控制住通货膨胀，恢复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秩序，而且在外交上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所以接下来的好几年，希特勒所能扮演的，只是一个边缘的小角色。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德国，领风骚的是主张和解外交政策的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而不是狂暴的梦想家希特勒。让德国重返国际大家庭的政策就是由斯特莱斯曼制订的，而他也努力要让德国走出巨额战争赔款的泥淖。这段时期，希特勒的名字从未出现于弗洛伊德的书信中，这反映出，他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时期，尽管德国街头上还是会出现间歇性的暴动，而协约国也继续施压要求德国支付它几乎拿不出来的战争赔款，但在小说、电影、戏剧、舞蹈、绘画、建筑和雕刻等各个文化领域上，却是德国一个大放异彩的时期，精神分析也是。不过，弗洛伊德不管是对魏玛共和还是战后的奥地利都没有好感。1926年，他告诉对他进行专访的菲尔埃克说：“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与才艺也是来自德国，所以我一直在思想上认定自己是德国人。但自从反犹太偏见在德国和日耳曼奥地利弥漫开来以后，我宁可称自己为犹太人。”
如果说弗洛伊德未能从政治局势获得慰藉的话，精神分析在战后的蓬勃发展似乎应该可以给他慰藉；事实却不然，他对精神分析现状的观感是蹙眉和不满。1920年圣诞节当天写给费斯特的信上，他表示自己收到了若干来自世界各国致力于把精神分析大众化的作品，因此不得不承认“精神分析大业在各地都有所推进”。但他随即收回自己的乐观情绪：“你看来高估这件事情所带给我的愉快了，任何从事精神分析所能带来的满足，我已经在一个人的孤独时代享受过，而自从我有了依附者以后，我的困扰要大过快乐。”他又补充说，精神分析越来越高的接受度，并未改变他对一般大众的鄙视，这种鄙视的形成，可追溯到人们不分青红皂白诋毁精神分析观念的时代。他又怀疑，这种态度也许是自己心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其早期孤立岁月的一个结果：“无疑，从那个时候起，在我与别人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可弥合的裂痕。”在这一年前，他又告诉过艾廷冈，自从其工作的非常早期开始，也就是他相当孤独的那段岁月开始，他对未来的最大忧虑，就是“当我不再在世时”，“人类的暴民”会怎样把精神分析胡搅瞎搞。
这听起来有点意兴阑珊和妄自尊大，但弗洛伊德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他所鼓吹的，是一组高度专业性的观念，而且是最不怡人、最易引起反感的观念。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出现，不只是对当道的心理学派与精神病学派的否定，也是对平常男女那种无根据的自尊感的否定。在《精神分析导论》一书中，弗洛伊德以带点戏剧性的方式指出，精神分析是历史上对人类自尊心的三个重大伤害之一。第一个伤害来自哥白尼，他证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个伤害来自达尔文，他把人与动物的界线泯灭。现在，又来了个弗洛伊德，大声宣称人的自我基本上不过是潜意识与不受控制的心灵力量的仆人，这样的主张能够期望受到世人的理解乃至欢迎吗？
精神分析的命题在冷冷的日光下听起来是不太可能为真的，甚至是荒谬的，而它们所倚赖的证据则显得遥远和难于评估。要能接受它们，一个人必须做出信仰的跳跃，但这却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1919年的维也纳是一个对新知如饥似渴的城市，很多稀奇古怪的激进观念会被人们在咖啡厅里热烈讨论，其中包括了精神分析的学说。“那时候的空气，”哲学家卡尔·波普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充满了各种革命性的口号、观念，以及新颖而通常是不羁的理论。”克劳斯那句刻薄而广被征引的警句——“精神分析是一种可以自己医治自己的疾病”，虽然早已不新鲜，但仍然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的写照。波普当时虽然才17岁，却认为自己的论证已足以彻底推翻精神分析和阿德勒式的心理学。他认为，这些系统的不可信，表现在它们无所不能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乃是出于内容的含糊不清使然，以至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它们拿来当自己的证据。波普主张，这些系统在表现出能解释一切的同时，也等于证明它们什么也解释不了。那时候，像波普这一类“速成”的专家遍地皆是，而波普还算是他们之中最老练的。在这样的意见气候中，精神分析的推广会止步不前，自是不会让弗洛伊德意外。
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咖啡厅、鸡尾酒会和戏台上受到欢迎，并没有成为推动人们尝试去认真了解它的动力。他的专门术语和基本观念往往受到误读，甚至扭曲，以便迎合一般人的需要。1923年，一个评论者马松在评论四本有关精神分析的作品时这样说：“精神分析不只感染了我们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这种感染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它也在其他很多方面潜入了与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马松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商业机构在雇用人员时，使用精神分析方法的越来越多；并表示希望精神分析最终可以“解决由三K党所引发的问题”。不过，在结论里，他却态度一转，表示：“必须坦承的是，我们对它的终极价值不无怀疑。”大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对精神分析发表意见的人之中，坦承他们的怀疑的比比皆是。
公众媒体（报纸和杂志）在散播误解与轻率的判断上也难辞其咎，它们常常会把弗洛伊德描绘为一个滑稽甚至有威胁性的漫画角色。在战后的不安时代，这个漫画化的弗洛伊德对读者深具吸引力。按照这个描绘，弗洛伊德是个肃穆、蓄胡的德国教授先生，带着滑稽浓重的中欧口音，整天把性挂在嘴边。大家都相信，他的学说是要鼓励人们尽情把性需要表达出来。即使少数认真的评论者，也宣称他们在弗洛伊德作品里得到的困惑要多于启蒙。像玛丽·艾沙姆在《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上坦承，自己虽然努力想要弄明白弗洛伊德在《享乐原则之外》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想说些什么，“但本书评者却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碰到很多困难，而最近出版的两部作品更是前所未有的困难”。艾沙姆相信，这些困难是源于弗洛伊德尝试“以‘后设心理学的’方式来呈现其早期的探索结果的缘故”。接着，她又把后设心理学误称为“一门新创的学问”。
在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中间，会挺身为弗洛伊德辟谣或对精神分析的误读做出澄清的，寥寥无几。传教士、记者和教师都谴责弗洛伊德散播淫秽观念，认为精神分析大行其道是一种灾难。1924年5月，《内在心灵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布朗博士在纽约圣马可教堂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把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心灵的分析形容为“腐臭的”。会上，纽约大学语言学会的会长波登博士本来想要勇敢地把弗洛伊德一些基本观念提出说明，但布朗博士却加以反对，所持的理由是：“弗洛伊德不是教心理学的”，又说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观念“要说的是意识有一个外部的隔间，里面充斥着各种有害观念，而它们都磨刀霍霍准备好要冲入我们的意识中。尤有甚者，他把一切都分解为性”。看来弗洛伊德被指控为执迷于性这个老罪名，始终洗刷不去。
在布朗博士以“腐臭”之名加在弗洛伊德观念上的一年后，著名的纽约犹太教改革派拉比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倡导者威斯以较细致的语言重提这个指控。他在“国际学舍”向学生演讲时，力劝他们远离门肯的影响，而致力于重新发现阿诺德作品中的甜美与光明。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在‘以新神取代旧神’这件事上”，还有一个比门肯的犬儒主义更坏的榜样，那就是弗洛伊德主义。就像其他很多焦虑的观察者一样，威斯认为弗洛伊德乃是一个鼓吹释放原始本能的先知。“我乐于把弗洛伊德与康德相提并论，”他说，“因为在康德的‘你必须、你将会和你能够’理论之外，弗洛伊德又加上一个‘你被允许’。”威斯在结论里洪亮地说：弗洛伊德主义乃是要“挖进我们的情绪与欲望、梦与激情的污水沟里”。其他人的批评要更轻浮，像费城长老教教会的麦克尼尔牧师在斯托尼布鲁克的一个会议上说：“今天，每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个热衷谈精神分析的话题，如果你想他们赶快闭嘴，可以要他们把‘精神分析’这个字拼出来。”
这一类的贬斥，乃是当时的典型，而且不限于美国一地。艾延冈在1922年11月从他最爱的巴黎写信告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那里正在与吵闹的反对声音苦苦搏斗：“看来，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法译本出版的同一天，碰巧有一篇叫《弗洛伊德与教育》的文章发表，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此文是一个叫阿玛尔的教授写的，他在文中吁请政府要保护小孩，让他们免受精神分析的污染。这位阿玛尔先生的语气非常愤怒。”愤怒正是人们对弗洛伊德所带来的信息的另一种防卫策略。
围绕着弗洛伊德的观念展开的讨论，不管是出自同情者的还是敌对者的，程度往往很吓人。1922年，一个作者在伦敦《泰晤士报》评论《精神分析导论》时指出，精神分析“因为其使徒般的过分狂热，以至于交上了厄运”。又说精神分析开始时本来是“对心理科学的一个贡献”，后来却不幸成为了“一种‘喧闹’，也就是说，它成为了对它的意义只有些微了解的人所热烈讨论的对象”。姑且不论这种把责任完全推到弗洛伊德追随者身上的说法是否公允，这篇文章有一点没有说错，那就是精神分析已经在那些对它没有多少知识的人之间成为了一种喧闹。被弗洛伊德视为其信徒的瑞典医生皮耶在1925年指出，精神分析之所以会引起激动不安的情绪，是因为它俨然像“一种新的宗教而非新的探索领域，特别是在美国，精神分析的文献多得足以形成雪崩。‘去精神分析一下吧’已经成为了时尚”。知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麦克杜格尔在一年后也指出：“除了弗洛伊德专业上的追随者以外，一大群的门外汉、教育工作者、艺术家和半吊子之徒也对弗洛伊德的思辨着迷，因此把它变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时尚。也因此，弗洛伊德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在美国和英国变成了流行语。”
欧洲大陆对弗洛伊德语汇的抵抗力，只比英美要强上一点点，但观感就像英美一样，好坏参半。“在日报里，”亚伯拉罕、艾廷冈和萨赫斯在一封1925年5月从柏林寄出的连环信上指出，“有好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谈论，但主要是负面的，不过并非总是如此。”他们在信中也带来了好消息：由柏林精神分析机构（成立于1920年）所举办的课程总是能吸引大量听众，而且培养出了一些让人满意的候选分析师。他们也不忘提供弗洛伊德一则有娱乐性的消息：一个叫佐默的人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精神能量的测量法》的小册子，他在其中宣称：“有一天我结识了精神分析，而这使我与基督教更接近。”10月，亚伯拉罕又告诉弗洛伊德：“德国的报纸和期刊对精神分析的讨论是没完没了的，我们发现在任何地方都会提到它。”当然，“攻击性的言论是不会少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从未像现在一样强烈”。但亚伯拉罕所未提的，乃是这些感兴趣的人对精神分析的了解，并未比那个声称自己因结识了精神分析而得以更亲近上帝的佐默先生强多少。
这种混杂而以反面居多的信息，也是当时维也纳意见气候的特色。卡内提［德语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回忆他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维也纳的见闻时指出：“几乎没有一席谈话是没有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的。”尽管“大学里的领导人物仍然趾高气扬地反对他”，但“分析‘口误’已蔚为社交聚会的流行游戏”。伊底帕斯情结造成的“喧闹”也不遑多让：暴民中鄙视崇高事物的人都乐于承认自己具有这种情结。事实上，很多奥地利人认为弗洛伊德有关侵略性的理论非常具有时代的关切性：“目击过谋杀残酷性的人都是难忘的，而很多参加过战斗的人现在都回来了。他们深知他们有什么样的本领，也贪婪地抓紧精神分析所提供给他们的‘人有杀人倾向’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