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至少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的一点是，这个分析过程进行得并不容易。在1924年癌症手术初愈，恢复看诊后，他已把每天接见的病人数目减至6人，然而，诚如他在当年5月写信告诉莎乐美的，他已经“因为特殊的感情考量而接受了第7位病人：我那不可理喻地攀附着老父亲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这时对莎乐美已经完全开诚布公。“这个孩子给我的忧虑够多的了，我担心她将来怎样忍受孤单的生活，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让她的原欲从紧抓不放的那个隐密地方驱赶出来。”弗洛伊德又承认：“她具有让自己不快乐的异常天赋。”接着，他又自我安慰地说，他深信只要莎乐美一天活着，他的安娜“将不会感到孤单，但她可是比我们两个都要年轻得多啊”！有过一段时间，也就是1924年夏天，这个分析治疗眼看就要夭折，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弗洛伊德在8月致莎乐美的信上说：“你对安娜的生活机遇的看法是令人赞赏的，也完全印证了我的疑惧。”他深知，女儿在感情上对他的持续依赖，乃是“一种不应被容许的流连，因为那原应只是发生在人生的预备阶段的”。但安娜还是没有放弃流连。“安娜的分析还在持续中，”弗洛伊德在次年5月向莎乐美报告说，“她不是个单纯的人，所以虽然可以清楚看出别人该怎样走，却不容易找到一条自己可以走出去的路。不过，在成长为一个有经验、有耐心和有同理心的精神分析师这件事上，她表现出了辉煌的进展。”尽管如此，他又表示，安娜的总体人生趋向是他所不乐见的。“我害怕，她压抑着的情欲有朝一日会开她一个卑鄙的玩笑。我无法把她从我身上释放出去，也看不出有谁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帮我忙的。”但早些时候，他曾经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向莎乐美形容他的矛盾心情：如果安娜嫁人，他的枯竭感将有如不得不戒烟。因此，他是无依无靠地被困在他与他最宠爱的女儿的关系之中的。他陷身在本身需要的网子里，无法遁逃。他早在1922年就向莎乐美说过：“人生有那么多不可解的内心矛盾，它会在有朝一日结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安娜有许多父亲值得为她骄傲以至于宠爱她的理由。不过，弗洛伊德却从未评估过，安娜会选择精神分析为志业，有多少是自发的，又有多少是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因素。这一对父女终其余生都是最密切的盟友，几乎是平起平坐的同事。例如，当安娜有关儿童精神分析的观点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伦敦受到猛烈炮轰时，弗洛伊德就挺身为女儿辩护，发出凶悍的还击；又例如，安娜那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关自我心理学与防卫机制的经典性论文，固然是以自己的临床经验为基础，但它的理论架构，却主要是来自弗洛伊德的作品。安娜对父亲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嫉妒任何可能会减损其特权的人（包括兄姊、母亲和朋友），也对任何批评父亲作品的意见（哪怕只是暗示性的）极其敏感。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父女俩在事业上与感情上都已经是无可分离的了。
在其晚年，弗洛伊德喜欢称安娜为他的安蒂冈妮。这也许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像弗洛伊德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都喜欢拿索福克里斯剧作里的角色来比喻自己的亲人。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把安娜称为“安蒂冈妮”，其可能的弦外之音仍然丰富得让人无法置若罔闻。因为首先，它佐证了弗洛伊德是把自己认同于伊底帕斯的——就是那个勇于解开重大谜题和弑父娶母的古希腊英雄。但还不止这样，伊底帕斯所有子女都是与他亲近得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既是他的子女，也是他的兄弟姊妹。尽管如此，安蒂冈妮在众兄弟姊妹中的地位仍然是独树一帜的：她是父亲一个殷勤而忠实的同伴，而这一点，与安娜多年来都是弗洛伊德的亲密同志是一样的。在《伊底帕斯在科洛诺斯》一剧中，牵着瞎掉的伊底帕斯的手，为他带路的，是女儿安蒂冈妮。相似的，弗洛伊德在1923年动过手术后，安娜就同时身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看护多种角色。可以说，安娜乃是弗洛伊德赖以对抗死亡的盟友。
安娜为父亲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在他无法执笔时代写书信或代表他在会议上宣读论文，从1923年开始，她也以最亲近的方式照顾着他的身体。对外，会被弗洛伊德赞扬照顾好他的人不止一个。“我太太和安娜温柔地照料着我。”他在1923年春天动过第一次手术后告诉费伦奇。12月动完第二次手术后不久，他又告诉撒缪尔·弗洛伊德：“如果说在经过这次溃败后我的身体还留有任何力量的话，那都是完全拜我太太和两个女儿的体贴照顾所赐。”但事实上，安娜才是他的护士长。当弗洛伊德戴上颚假体碰到困难时，都会找安娜来帮忙（为了搞定这种笨拙的装置，有时候得花上她半小时的努力）。不过，这种照顾病人的工作没有让安娜反感，反而把这对父女的感情推到了最极致。现在，双方对对方来说都变成了是不可或缺的。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大部分的诱惑策略都是不自觉的。有时候，他会坦言自己对安娜始终生活在他身边的矛盾感情。“安娜的工作很出色，”他在1921年4月告诉“亲爱的马克斯”艾廷冈：“她开朗、勤劳而活跃。我会很乐于把她留在家里，一如乐意听到她出嫁的消息。但愿两者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不过，更多时候，他会为女儿的不婚状态感到忧虑，而且会形诸笔墨。“安娜的身体棒极了，”他在1921年12月写给侄儿的信上说，“而如果她不是度过了第26个生日（昨天）而仍待在家里，那这个福分就可以说是没有瑕疵的了。”就像索福克里斯笔下的安蒂冈妮，弗洛伊德的安蒂冈妮也是终身未嫁的，但这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所预知得到的必然结局。在他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有一个显然是装钱用的信封，而这笔钱，又无疑是他给安娜的生日红包。信封的正面写着这句话：“为嫁妆基金或独身基金贡献的心意。”
弗洛伊德会找安娜来充当心灵感应实验的受试者，正是他们亲密性的一个指标。弗洛伊德在1925年曾告诉亚伯拉罕，安娜具有“心灵感应式的敏锐直觉”，但当时只是半开玩笑的。弗洛伊德对心灵感应现象的态度，可以用安娜有一次对钟斯所说的话一语道破：“这是个一定会同时让他既着迷又排斥的主题。”钟斯曾指出，弗洛伊德喜欢谈一些有关神秘巧合和神秘声音的传闻，而且对巫术性思考多少有一点相信（但从未全信）。最能够反映他对巫术性思考有着若干相信的，是发生在1905年的一件事：当女儿玛蒂尔德罹患了一场凶险疾病时，他“不小心”砸碎了一件心爱的古董，以作为换取神祇让女儿痊愈的代价。但不管怎样，最让弗洛伊德着迷的，还是心灵感应现象。
在一封写于1921年的信中，他宣称自己并不是“那些对所谓神秘心理现象的研究径斥为不科学、无价值甚至危险的人士之一”。相反的，他把自己形容为这个领域“完全的门外汉和新手”（但又补充说他“并未能自免于某些怀疑主义的唯物主义偏见”）。同一年，他起草了一个备忘录《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以供“委员会”的成员——亚伯拉罕、艾廷冈、费伦奇、钟斯、兰克和萨赫斯——内部讨论。在这个备忘录里，他所持的立场与上述一致。他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理由去追随那些鄙夷神秘心理现象的既有意见。“这不是它（指精神分析）第一次会借助于平常人那些模糊却牢不可破的猜测，去对抗知识人的妄自尊大”。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承认，迄今为止有关这些方面的所谓“研究”，都跟“科学”两个字沾不上边，而精神分析师又是“无可救药的机械论者和唯物论者”。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并不打算拉抬迷信而与理性为敌，但另一方面，他科学家的身份也不容他对任何问题预设立场。他表示，他相信很多神秘的心理现象都可以加以科学解释，例如一些惊人的预言或巧合就往往只是强有力愿望的投射。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神秘经验——特别是在思想转移的领域里——有可能是可信的。在1921年，弗洛伊德宣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开放的，但与此同时，他又把有关的讨论局限在他最亲密的小圈子之内，以免太公开讨论心灵感应的议题会使人们对精神分析分了心。
然而，到了第二年，弗洛伊德却丢弃了他的部分谨慎，向他的维也纳同仁发表了一篇论梦与心灵感应的文章。他事先警告他的听众说：“这个讲演将不会为你们解开心灵感应之谜，也不会让你们得知我本人是否相信真有心灵感应这回事。”在结论里，他也一样的模棱两可：“我有让各位产生我窃信神秘学意义下的心灵感应是真有其事的印象吗？如果有，我将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一直努力要达到的，是完全的不偏不倚。我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这种立场，因为我对心灵感应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看法。”弗洛伊德发表这篇文章的动机也让人好奇，因为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梦境，不但不能证明心灵感应的可信，反而会让人怀疑——诚如他所说的——预言性的梦境和心灵感应可能不过只是一种潜意识活动。看来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要让心灵感应的议题继续保持活力。钟斯说得好：“（在弗洛伊德身上），想相信的愿望和不想相信的警告激烈交战着。”
纵贯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都叮咛他的同人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太正面的立场。其中一个理由是，有关的证据都是不彻底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精神分析公开宣称心灵感应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将会让敌人又有大造文章的机会。1925年初，费伦奇曾经想在下一届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上发表一篇论心灵感应的文章（内容以安娜和她父亲所做的实验为基础），并以此事征询弗洛伊德，后者的反应是断然反对：“我忠告你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
尽管有这些顾虑，弗洛伊德的立场却慢慢松动。在1926年，他告诉钟斯，自己一向以来“都对心灵感应现象有所偏爱”，而之所以一直有所保留，只是为了不让精神分析与神秘学走得太近。不过到了最近，“那些我与费伦奇和我女儿所携手进行的实验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我觉得应该把那些策略性的考量放在后座。”他又补充说，他之所以愿意挺身为心灵感应现象说话，是因为这个现象所受到的待遇，让他联想起精神分析过去所受的待遇。所以，他已经准备好横眉冷对千夫指。不过，他又安抚钟斯说：“如果有人因为我的‘堕落’而责备于你的话，你可以回答说，我对心灵感应的执迷——就像我的犹太人脾气和嗜烟如命的激情一样，只是我的自家事，与精神分析的本质无关。”尽管安娜对父亲的了解要比任何人为多，但在有关心灵感应这件事上，她也低估了父亲的信仰意志。她告诉钟斯，弗洛伊德对心灵感应议题的态度“只是力求‘公平’，也就是说，不要别人用以前对待精神分析的态度去对待它。而对于两个潜意识心灵可以不借助一座意识桥梁而沟通这件事，他自始至终只是相信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罢了”。这个辩护固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却反映出，安娜对父亲的保护之心，是不遗余力的。
弗洛伊德虽然有女儿做支柱，但心情仍然起伏不定。在1924年4月写给兰克的信中，他带点恼怒地抱怨亚伯拉罕完全搞不清楚他的身体状态：“他希望我的‘微恙’很快就会过去，说什么都不肯相信我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和缩减了的人生与工作计划。”弗洛伊德在9月向钟斯承认，他正在进行一些研究，但那都是“次要性质的”，“现在没有任何我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在1925年5月向莎乐美形容，自己正渐渐凝固为一个麻木不仁的硬壳，又说根据事物的原理，“这是一个从有机变为无机的开始”，说这时候他身上那个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的天平，显然正逐渐向死亡的一边倾斜。他刚刚才“庆祝”过69岁生日。不过，这并不表示，他的活力从此真的消失。因为在8年后，也就是他77岁时，他的活力仍然让他的病人希尔妲·杜丽特尔印象深刻。“教授几天前告诉我，”杜丽特尔在她的日记上写道，“如果他可以再多活50年，仍然会对人类的心灵或灵魂的变幻无常和多样性感到迷惑和好奇。”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好奇心乃是弗洛伊德在动过癌症手术后仍然能够保持工作动力的原因——而因为有工作的动力，所以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在1923年10月中旬接受过皮契勒两次手术以后，弗洛伊德原预定在11月恢复工作，不过，皮契勒再次在他嘴巴里发现癌细胞一事，却让这个计划变得不切实际。他要到了1924年1月2日才恢复看诊，但一天“只限”看6个病人。没有多久，他又接受了第7位病人：安娜。
三、成名的代价
1925年初，安娜在写给亚伯拉罕的信中，用一个鲜明的比喻把父亲的健康情况与奥地利的情况相提并论：“皮契勒希望可以给（弗洛伊德的）上颚假体来个一劳永逸的改造……目前他正深受其苦，一如奥地利正为它的改造所苦。”她所说的“改造”，是指奥地利当时所进行的货币整顿。尽管这是个理性的决策，是奥地利想迈向经济复苏理性和不可少的一步，但却造成了庞大的失业人口。
对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地方来说，20世纪20年代乃是风狂雨暴的十年，尽管中间不是没有一些阳光灿烂的片刻。中欧各国努力去修补凋敝的经济，但只获得最保守和间歇性的成功。它们努力去学习在缩减了的国土和未曾尝试过的政治制度中生活，一如它们的前敌人学习怎样与它们和平共处。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在1920年被国际联盟接纳为成员，比德国要早上六年。这是奥地利战后的一大外交胜利——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些年间，奥地利经历了一段激动人心的社会改革实验，不过，这个实验的效果却因为政治党派的紧张关系而大打折扣：“赤色维也纳”与天主教省份之间的敌对——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之间的敌对，从未获得过彻底解决。各种分裂出来的小政党（包括了君主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等）用煽动性的言论、激情的游行和血腥冲突来毒化政治气候。当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市政府雄心勃勃打算要推行一个包括建设公共房屋、管制租金、兴建学校和济贫在内的计划时，控制着全国其他地区的基督教社会党用来作为号召的，却不是什么积极的社会政策，而是仇恨。它处心积虑要推翻社会民主党的政权（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其成员都是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者，而从波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涌入的犹太难民则是他们的主要开刀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