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道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二辑·第六卷)
24019200000007

第7章 论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学生要有德的培养,还要有艺的训练。艺的训练,需要教师的教学,教学的基本目的在于“修先王之道”,而其途径则是“读六艺之文”。

韩愈倡导复兴儒学,尊儒反佛,要求以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儒学独尊贯彻到教育中去,必然相应地要求如“古之教者处其一”,教学内容统一于儒学,对佛老之书的干《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五箴五首》。

3扰则要加以排斥,他认为这是教学路线的根本问题,关系至为重大。

他说:“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目的是求“圣人之道,”要慎重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如愿地到达。因此对学习内容有极严格的选择,以保持路线的正确,防止走入邪道。他自己就做到“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其心”。为免除近代异学杂学的影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自己这样做,而且也根据这种经验,规定了对学生的要求,“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

对于文与道的关系,韩愈继承儒家的文学观点,提出“文以载道”

的理论。认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道合一,而道为主。先王之道,载之于六艺之文,欲学先王之道,应当读六艺之文。要宣传古道,其形式也应当是古文。韩愈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倡新古文运动,古文能摆脱骄体对偶格局的拘束,比较自如地表达和宣传儒学思想。所以韩愈一方面教人学古文,着眼于学古道,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另一方面又鼓励青年根据仁义之道用古文的形式去写作,要养其根而俟其实,用心于儒道,树立仁义的思想,他的经验就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所写的文章皆贯穿儒学仁义的思想。

《送王秀才序》。

《上宰相书》。

《答李翊书》。

《请上尊号表》。

《题欧阳生哀辞后》。

《答李翊书》。

《上宰相书》。

如何学习古文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效?他认为应该选择古代名作家作为学习的典范。他的弟子刘正夫曾写信请教“为文宜何师?”他回答说:“宜师古圣贤人。”又问:“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他回答说:“师其意,不师其辞。”在古代名作家中,韩愈最为推崇的,选作自己学习的典范的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他认为汉朝人都能写古文,惟独这三个人最为杰出。

他们用功较深,扬名也远。学习古文先要精熟他们的着作,“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吸收这些名家的文学精华,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如何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他认为要掌握“为文之道”,写文章要有自己独创的语言,反对袭用陈言,模拟古语。他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他把“能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写作的一般原则,力求“不袭蹈前人”、“惟陈言之务去”,坚持“辞必己出”,主张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还主张文章要写得流畅,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用辞适当,每个字都各得其所,安排得妥帖,这是善于文学的表现。

把独创的语言和文从字顺两方面统一起来,这是写好文章的一个条件。

在学习问题上,韩愈既吸取前人的经验,更着重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一些重要的见解。

首先是强调个人要努力勤学。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学习而得的,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他一生就是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花在看书学习上,“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以《答刘正夫书》。

《樊绍述墓志铭》。

《符读书城南》。

3饴口。”他从不离开书本。《进学解》中有一段自述,介绍他的学习情况:“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这说明他不分日夜,积年累月地进行学习。韩愈勤学,至老仍然,其赠张籍诗云:“吾老着读书,馀事不挂眼。”他认为人要具有学问,并且不断上进,都离不开勤学。他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要取得学业的精进需要依靠勤学不缀,而嬉游则会造成学业的荒废。

其次,他要求扩大知识,多读博学。学先王之道的基本途径是读六艺之文,但他不赞成把儒学理解得极为狭隘,明经科的人只背诵经典,拘于注疏;进士科的人只会诗赋,模拟文章,都太狭隘了。他们除了学习经传文艺之外,还应尽量扩大知识眼界。他说:“读书患不多”,“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他的知识不局限于经传,而扩及百家,他在《答侯继书》中就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

这种“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学习精神使他在少年时期就奠定了广博的学问基础,“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他所具有的学识条件,是他在散文写作上达到很高成就的原因之一。勤学是博学的先决条件,博学是勤学的必然结果。

再次,他认为学习时要积极思考。对于经史百家之书的学习,绝不可以囫囵吞枣,食古不化,要特别注意学习目的之所在。他说:

皇甫湜:《韩文公墓铭》。

《赠别元十八》。

《游箴》。

《上兵部李侍郎书》。

3“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之所归。”他劝导弟子说:“子诵其文,则思其义。”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他说:“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学习的时候,感觉器官与思维器官都要一齐动员,这会有助于求得书中的义理。他在读书思考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例如对于历史着作,“记事者必提其要”;对于理论着作,“纂言者必钩其玄”;对于名家作品,“沈浸浓郁,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词”等等,都说明了读书要有方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才能明了书中精义,成为自己掌握的东西。

在教学方法方面,韩愈也有自己的主张和特点。

第一,培养人才要重视因材施教。韩愈认为每一时代人才总是有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教育者善于识别和培养。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要有伯乐那样的识别能力,千里马就不至埋没,如果不能像伯乐那样善于识别,又不善于喂养,“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千里马就会被埋没。人才就如千里马,既要善于鉴别,又要善于培养,才会大量涌现出来。所以他一贯主张教人要尽其材,教育者应如精明的木匠极为慎重地对待木料一样,“夫大木为,细木为桷,栌侏儒,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韩愈热心培养青年,指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发挥他们的才能,《新唐书韩愈传》说:“成就后进之士,往往知名。”他要求当权者在用人方面有责任使人尽其材,他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况当营都邑,杞梓用不疑。”在他《答侯继书》。

《送陈密序》。

《上襄阳于相公书》。

《杂说》。

《进学解》。

《送张道士序》。

3看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应当能容纳和使用各种人材,“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较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能否做到人尽其才,那就取决于宰相的行政方针了。韩愈为了人尽其才,很重视推荐人才,他以才能为标准,进行选择推荐,张籍赞颂他“荐待皆寒赢,但取其才良”,对于出身庶族寒门的知识分子尤其尽力推荐。他把因材施教和因材使用统一起来了。

第二,教学上注意生动活泼。韩愈几次担任博士,他在讲课中不是装模作样教训学生,而是运用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教学。他的教学态度是认真的,“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他在讲解之中,有时穿插一些诙谐的话,令人发笑,有时还结合吟诗唱歌,实是生动活泼,他说理深刻,使人沉醉在他的讲学中,这表明他作为文学家,有善于宣讲的特点,能打动学生们的心弦。但是也有人把教学语言的生动性和教学的严肃性对立起来,对他生动的教学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学生张籍就曾写两封信给韩愈,谈到这个问题,并极认真地提出批评:“然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他要求韩愈“弃无实之谈”。韩愈对这种批评,甚不以为然,他辩解说:“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他认为教学不必太拘于单一形式,要生动有趣,既有严肃的时候,也有活泼的时候,要有张有弛,灵活应用,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这种主张,既有历史经验的根据,也有实践经验的根据。

《进学解》。

张籍:《祭退之》。

皇甫湜:《韩文公墓铭》。

《重答张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