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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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 1917年1月

教育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诸君又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主要之人,今日鄙人与诸君相见一堂,非常荣幸。但鄙人于教育经验其少,亲身从事教育者不过在湖南办学校半年有余,时间既短,办法又不完备;今乃在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与诸君谈论教育,岂不惭愧!查我国创办教育,在前清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其规模制度虽不完备,然办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种热诚,皆视教育为应尽之义务;此种精神实为后来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现状而论,学校数目颇有推广,学生名数颇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则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视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残之。不独此也,即社会对于教育,亦有种种怀疑之处,以为教育究竟于国家有无利益。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复发生教育有无利益问题,讵不大可骇异?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诚非常危险,故鄙人近日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夫现在教育之气象,何以至于此极,固属政府与社会方面俱有种种之原因,而教育之自身亦实有不能自存之处。今后之改良,盖一方面在乎全国政治之趋向,一方面在乎教育界之认定责任也。以教育与共他政治之关系而言,教育总长处最高机关,不能不负责任;至教育自身不能自存者,究在何处,鄙人在教育上无实在经验,言之恐不能中肯。惟个人之意见,以为有数点应当注意,试缕陈之。

第一点,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中国科举习惯,在汉朝时已有萌芽,至唐宋时始完全成立,至清室乃极端发达。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弟子员,供皇帝之侍奉,有识者非之;太史公《儒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夫广开学校为极善之举,何至废书而叹,可见当时之学校专为官吏而设,入学校亦惟在于求官,班固所谓利禄之途然也。太史公所为叹息者,即在于此。然则我国利禄之害,共中于学校久矣。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试分部章程,纷纷颁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绝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印于全国人之脑筋,极力矫正尚恐不足,而况加以奖励,其结果尚可问乎?至今日其险象已露矣,即西河沿一带客栈,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论他处!此时教育尚未能普及,已有此现象,假使将来教育普及,全国人皆有做官思想,试问何以应付之?此非鄙人之妄言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针,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教育不能普及,尚有农工商等人;一旦普及,则农也、工也、商也,将全变为官矣,世界宁有此等国家耶?欲去此种积习,亦非政府定一方针应可办到者,是在教育界中人通力合作以矫正之;如一时不能去净,则逐渐图之,从前错误或有矫正之一日也。社会对于教育怀疑之点,前已言之,如抱此疑问者仅属顽固之人,犹有说也,实则不独顽固者然,即不顽固者亦大都如此也。教育之坠落至于此极,尚可问乎?至于科举积习如何始可铲除;其矫正之法式,或将此弊编入教科书,或着为论说,亦不敢遽定;惟教育界人不可不时时研究之,教育最高机关中人尤不可不时时研究之,研究之结果,必有方法以矫正之。此所当注意者一也。

第二点,学问不求实用也据鄙人之意见,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是纸的学问,读古人书,不外摹仿与解释二类,所学专为印证古人,食而不化。经史文词固有然矣;即新学盛兴,乃有矿学医学,然读矿学书只能读熟,不能应用,其无用与熟读经史文学等;有如烧纸成灰而吞,无论文学之纸灰,矿学之纸灰,其为无用一也。欧洲二百年前,实用学问未能发达,亦是为纸的学问所误;如学几何,只能熟习其程式而不能应用于事物,其无用与吾国之文学等耳。自实用教育发明,欧洲教育经一次之大改革后,然后科学乃大进步,吾国始而八股,继而策论,继而各种教科书,形式上非无改革,然皆为纸的学问,不过天地元黄变作某种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教师之教也,但使学生能读能解已尽其事,不问其他;学生之学也,亦志在能读能解,可以考取最优等,不问其他。然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且不独毫无益处,若细细研究,其结果,则受教育者文化反在未受教育者之下;何也?彼未受教育者尚能与社会时常接近,既受教育者反与社会全然断绝,欲再学则时不再来,又自谓地位较高,不屑与社会为伍,以致自暴自弃,一无所能,故未受教育者尚能得一技之长,为农为工为商而已;受教育者则舍做官外无他能力,因做官只须每日到署,尽人而能也。此固由今日社会他种事业全不发达,不能全责教育自身,然教育自身亦不能辞其责。如某君在外国留学商业,当其求学时,本无做官之志,乃回国后欲在商界谋一事而不可得,遂不得不求为官矣。彼本为商业学生,何以不能在商界做事,固由于中国商业太旧,而实际由于彼在学校时,除读书外,未曾研究一切商业习惯,或仅知外国商情而不知本国商情者,皆纸的学问误之也,何能全责社会乎?今使有人劝一商界中人曰:尔用人须用商业毕业之人,其人亦勉从之;然彼所用之商业毕业者,卒不能为之办一事,一经失败,则此后永远不敢再用此辈矣。故吾人须知纸的学问之害,于学生在学校时,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盖人之机能愈用而愈发达,如专在纸的学问上用功夫,则空耗费脑力而已。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以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

且天下事积小以成大,一学生能为一小事,推至十百千万学生,其事业安可限量耶?现在学校与社会既不相容,顽固者以为学校无用,学校中人则自谓纸的学问已不少,社会上何以不用?因而愤世嫉俗,使学校与社会至相仇视;社会既为一般老农老工老商所据,事事不求进步。学校中人又无机会与社会相接,亦不能贡献新得于社会,大局岂能进步?非独无进步也,甚且仇视日深,终至牵动大局,而祸变未有已时。此所当注意者二也。

第三点,即趣味教育程度问题也此为鄙人个人之一种感觉,现在尚未能自信,然不妨与诸君商榷之。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则不能扩张其可能性;从前教师之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专用体罚,致使儿童视就学为畏途,且足以妨害儿童之发育。今矫其弊,专以趣味教育引起儿童就学之兴味,如教科书之图画等之类,其法固善,然趣味教育之程度,则不能不加以研究。如近时教科书之深浅,种类之选择,课程之分配,仅足为中材以下之标准;稍聪颖者则虽倍之不为多,此在编者教者或不欲过费儿童之脑力,然失之过宽,亦实有不宜之处。盖人类之可能性非常之大,教育之目的即在扩张其可能性,愈用愈发达,愈不用亦遂退化,证之生理学中不乏其例。今有二人于此:年岁相若,体质相若,衣服之厚薄亦相若,乃一则畏寒,一则不畏寒,则皮肤中可能性发达之程度异也。盖人类皮肤中反抗外界激刺之可能性愈受强迫,愈益发达,如常以冷水浴者自能耐寒之类,故可能性者加以若何之勉强,斯发达至若何之程度者也。人之精神亦复如是。昔人谓精神愈用而愈出,实为名言;如吾侪每日做事见客,亦不觉其苦,若长日无事,身体反觉疲倦,即其证也。故教育儿童,徒以趣味教育,俾其毫无勉强,必不能扩张儿童之可能性也。回思吾侪束发受书之际,并无今日美丽之教科书,悦目之图画,成绩亦颇不恶,则以受各种逼迫之故,其可能性自然发达也。读书而令儿童自己思索,不为讲解,未免近于蛮野;然如为师长者或授一书而强使记诵,或发一义而使之思索,衡以今日教授之法固属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记忆力与理解力焉。鄙人言此,并非主张旧日之教法,不过证明令日纯用趣味引诱,不加强迫,亦未免过犹不及耳。此所当注意者三也。

第四点,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即如德国科学之进步不过百年间事,其学问所以如此发达者,实因国语独立。故我国教育各种科学必用古之文字,是为国内之不独立,是为对古人之不独立;讲来讲去皆是古来学问,非现在之学问,无怪教育之不能发达也。此事闻贵部久已注意,可谓卓识,然不可不乘此时机造成一种国语。所谓国语者,非用一地方之俚语也,其程度必视寻常之语言稍高,视寻常之文字较低,将来通用于各学校以利教育,则于科学之进步、教育之普及均有莫大之裨益矣。从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儿童读经为诟病,诚以六七岁之儿童万不能与之讲经说古也;今虽易以教科书,而所用者犹是古来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故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诚目前非常重要之事。此所当注意者四也。

以上四点,不过鄙人一己之感想,是否有当,不敢自信。

此外或尚有其他意见,惟苦于时间不能详尽,他日如有机缘,当以文字或演说贡献于诸君也。此数点外,鄙人尚有数言贡献于教育界者:大凡教育之前途,及现在之缺点,他日之改良等问题,身在教育界者自必有一种感想。惟主义政策究属空言,必得其人然后乃能有济,否则虽有善法,亦属无补于事。外国教育之进步,由于多数之教育家之力,任其难。中国果有教育家否,殊为疑向。盖凡为教育家者,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又须头脑明净,识见卓越,然后能负此重任。吾国教育界中人,或一面在学校当教习,一面又兼营他事;即有不兼他事者,亦皆存一无可如何之心。夫教育之事业何等重要,专心致志尚恐不能尽善,今乃存一无可如何之心,试问何能进步?从前塾间教师,所入极微,又极劳苦,然其兴味极浓,精神贯注,学生感触其精神自能有益;今之教育中人既以担任教育为无可如何,其精神之懈怠可想,学生岂能获益乎?夫学界之力,常与政界相抗,学界与政界争人材,学界自不能胜,况现在之时局日有变迁,做官亦并不甚难,故苟非志向极坚定之人,未有不为此潮流所卷去者;教育家之难得,职此之故也。

欲矫除以上之弊,卓然自立为教育家,万不可不有一哲学之理想,以与社会之恶习相抵抗。哲学之理想乃最高尚之理想,不独教育界人有此理想,可以不为外物所动;即平常人有此理想,亦可免除许多烦恼。吾人须知人类为何生存,吾人在世界上有何责任,如仅为饮食男女等事,上天又何必生此世人乎?然则吾人生在世间,必有责任明矣。有责任斯有目的,照此目的做去,则虽苦不觉其苦,否则即一日做一无目的之事,其苦已不可名状矣。今者全国之人均陷于悲观,其悲观之所由来,亦实以无目的之故。现在不知造何因,将来不知收何果,终日忙忙碌碌,而不知究为谁忙碌。

焉得不自觉其苦乎?夫人类之进化无穷者也;先哲有云“在止于至善”。至既有限,止亦无期;惟循进化之轨道而行,一人所不能做者合全世界人为之,一时所不能为者合千万年为之,其能达到与否均不得知,然却不能不抱此目的以行。盖世界之进化轨道,乃有统系者,如一条铁然;铁为无数之铁钚互相衔接,互相联络而成,自首至尾节节进步,不能中断也。人生于世,于社会有关,于进化有关,只要做一分事业,即有一分效果,万一不做则如铁中断,先我之人既前功尽弃,后我之人亦无从下手,吾人之责任又岂轻哉?张子所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者,其责任若何之重大!知此责任,无论作何事业,心常舒泰,否则虽努力为之,未有不自觉其苦者。一般之人如此,而教育家之责任尤重,然切不可因其责重而退缩不前,只须认定方针,必可达到目的,所谓求则得之是也。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社会之纷纷扰扰,吾人何必去管?名利为身外之物,贪多务得,有何用处?即人有百裘,着于身者只一裘也;明乎此理,自然不作出位之思矣。况教育家自己所做之事,较他事尤有把握,如政治家之政策有失败时,而教育则无所谓失败也;功夫一毫不妄用,何乐而不为乎?余愿身当教育之冲者,自知其事业重大,且又极有把握;将他事看轻,执定主意,不与社会上之浊空气相接触,则心君泰然,自有余乐,何必以官易我之教育乎?世界各国之教育家,莫不有此理想,故能将至苦之生涯视为至乐之境,否则世界何能有进步如艺花者起早眠迟,非不知自逸之乐也,惟其目的在欲得好花,故虽劳而不觉其苦;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愿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即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二期19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