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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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 光绪二十三年(1897)

顷阅各报,知浙中学堂已有成议,大吏委公总司厥事,无任忭喜。军事既定,庙谟谆谆,野议缤缤,则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各省州县颇有提倡,而省会未或闻焉,浙中此举,实他日群学之权舆也。

启超窃以为此后之中国,风气渐开,议论渐变,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至其存亡绝续之权,则在于学校。昔之蔽也,在中学与西学分而为二,学者一身不能相兼。彼三十年来之同文馆方言馆武备学堂等,其创立之意,非不欲储非常之才以为国用也,然其收效乃仅若是。今之抵掌鼓舌以言学校者,则莫不知前此诸馆之法之未为善矣,而要彼今日之所立法,其他日成就有以异于前此诸馆之为乎?则非启超之所敢言也。

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

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

中国旧学,考据、掌故、词章,为三大宗;启超窃尝见侪辈之中、同一旧学也,其偏重于考据词章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易。盖其人既以掌故为学,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于历代治乱兴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来于胸中;既遍思旧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大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择既熟,图穷匕见,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确有可采,故其转圜之间廓如也。

彼夫西人之着书为我借箸者;与今世所谓洋务中人,介于达官市侩之间,而日日攘臂谈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于是有志经世者,或取其言而试行之,一行而不效,则反以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来始不坏于此也。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

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

启超自顷入鄂,则请南皮易两湖书院专课政学: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苟由此道、得师而教之,五年之间可以大成,则真国家有用之才也。今以为浙中学堂宜仿此意,即未能专示以所重,亦当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然后本末体用之间不至有所偏丧。

彼乎同文、方言诸馆者,其中亦未尝无中学教习也,未尝不课以诵经书作策论也,而其学生皆如未尝受中学然者,彼其教习固半属此间至唐极陋之学究,于中学之书原一无所闻,其将以何术传诸其徒也?学生既于中学精深通达之处未尝少有所受,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故其成就一无可观也。故今日欲兴学校,苟不力矫此弊,则虽糜巨万之经费,只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十余年后,必有达识之士以学堂为诟病者,此不可不慎也。

为今之计,能聘一通古今、达中西之大儒为总教习,驻院教授,此上策也。其不能也,则窃见尊拟章程中有诸生各设日课部一条,苟能以《周礼》《公羊》《孟子》《管子》《史记》《文献通考》全史书志等,及近译西人政学略精之书数种,列为定课,使诸生日必读若干叶,以今日新法证群书古义,而详论其变通之由与推行之道,其有议论、悉札识于日课中,而请通人评之。或每月更设月课,其题多用策问体,常举政学之理法以叩之,俾启其心思、广其才识,则其所得亦庶几也。浙中此举,为提倡实学之先声;一切章程,他日诸省所借以损益也,惟公留意焉。启超稚龄寡学,于一切门径条理岂有所知?顾承见爱,相待逾恒,故不避唐突,薄有所见,辄贡之于左右,想公达人,必不诃其多言也。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