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事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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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陈亮、叶适的教育方法和学风(2)

古之所谓英雄之士者,必有过人之智。两军对垒,临机料之,曲折备之,此未足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运筹于掌握之中,制胜于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终无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谙历者甚熟,而所见者甚远也。故始而定计也,人咸以为诞,已而成功也,人咸以为神。徐而究之,则非诞非神,而悉出于人情,顾人弗之察耳。在这里,陈亮肯定了预见性的必要和可能,又反对了有神论的荒唐迷信,而提出了“善料”的命题。“善料”是对客观情况全面了解、冷静分析、正确判断的结果;“谙历甚熟”才能“所见甚远”,具有“料事如神”的“奇智”。相反,平时不熟悉情况,不认真研究,不勤于思考,即使有过人之智,只能“临机料之,曲折备之”,“侥幸以求胜”,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他说:“英雄之士”,“其平居暇日,规模术略,定于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发之,如坐千仞而转圆石,其勇决之势,殆有不可御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深刻说明了人的聪明才智都是靠平日勤奋学习,点滴积累而成的道理。

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要求积累实学,历练实事,明晓实理,重耳目之实,尚事物之验,致力于考订典章制度,研究历代的兴亡得失之迹,为了广兴民生日用之利,光大历代文献之传,提倡文章政事,一能一艺都要勤学苦练。他们自己都是不惜精神和气力,倾注毕生之力,从而形成了刻苦磨炼、不断积累的宝贵的教育经验和良好的学风。

(三)大胆批判,勇于创发

陈亮、叶适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在同各种学派的论争辩难中形成和发展的,并在学术论争中形成了可贵的批判精神和勇于创发的学风。

陈亮、叶适集中批判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教育思想,同时批判了理学家所推崇的各种唯心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如:儒家的曾参、孔、孟轲、董仲舒、程颢、程颐等;道家的老聃、庄周,以及一切谶纬、神鬼迷信思想,尤其对佛学,更是痛加责斥,甚至对千百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经”,也敢于大胆提出怀疑。他们认为“六经”不是神圣的教条,只是一般参考文献,反对朱熹把六经看作全是天理的说法。

陈亮的思想充满了“异端”、“叛逆”的特点。他自称“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儒家正统派学者把墨翟、杨朱、子贡、原宪等视为“异端”,陈亮则认为,“异端”之学自有其“脱颖独见之地”。坚持批判态度的前提是独立钻研、不畏权势,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陈亮在这方面有极为突出的表现。据说:“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陈亮曾与朱熹、张閐、吕祖谦等“相与上下其论”,皆因观点不同,各自保持学术上的独立见解。陈亮始终坚持批判立场,从不随声附和。朱熹在当时名高势众,“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独陈亮不愿折服,他宣称:“司马迁有言,贫贱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亮之生于斯世也,如木出于嵌岩岖崎之间,奇蹇艰涩,盖未易以常理论,而人力又从而掩盖磨灭之。”尽管如此,他仍旧傲然挺立,不甘屈从。这种不畏权势,敢于批判,敢于坚持独立见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明代学者李曾高度评价过陈亮的这种精神,他说:“异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绳亮,粗豪目亮。悲夫!士惟患不粗豪耳,有粗有豪,而后其真精细出矣,不然,皆假矣。”这一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叶适批判的锋芒更为突出,他“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对周、程、张、朱、陆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对曾、思、孟、韩统统加以评析。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鴗鴗其间,遂称鼎足。”又说:“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全祖望肯定了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鴗鴗于朱陆之间,“遂称鼎足”、“放言砭古人”、“自曾子、子思而皆不免”,正是肯定了叶适的批判精神。至于说叶适的批判“多过情”,显然是出于全祖望的儒家正统观念。黄震在《读水心文集》时有一段评论,很值得注意:

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心即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柱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黄震同样肯定了叶适之学有独立“统绪”,对诸学派皆持批判态度。但黄震的评论有两点不合事实:一是他夸大了叶适同二陈的分歧,并把“功利之学”的发展歪曲为“不满”;二是他误认为叶适未言朱非。事实上,叶适随处都有对朱熹的批判。黄震自己也承认:“公于义理,独不满于陆而不及朱,然朱之学正主程,而程之学专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为非,又何耶?”事实上,叶适批判二程的“主敬”,正是对朱熹为学要旨的批判。应当承认,陈亮、叶适在基本学术方向上是互为同调的,但两人的批判重点略有变化,陈亮集中非朱,叶适更重在非陆,而他们的批判精神却是一致的。

学术批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创新。陈亮、叶适都积极提倡创新精神。陈亮反对死守前说、拾人牙慧、毫无创见的学风。黄百家评论说:陈亮“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为灰埃。”他不怕别人讥讽为粗豪诳怪,勇于发表独到的见解。

乔行简说:陈亮研修“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物成务,酌古理今,其说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讲。”叶适也敬佩陈亮的创新精神,称赞他的着作“其说皆今人所未讲。”

叶适也是一个勇于创发的学者。他反对泥古循旧,人云亦云。

黄宗义称叶适是“异识超旷,不假梯级,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全祖望也称叶适之论“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不经人道”就是不墨守成规而另辟新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叶适“所论喜为新奇”、“讲学析理,多异先儒”。

当然,提倡创新并不是单纯追求标新立异,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要求学者们致力于补前人所不足,发前人所未发,起到所谓“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的作用。陈亮、叶适以毕生精力救起经义之坠失,补充志乘之不足,“旁求广集以备史氏之阙遗”,不仅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发扬和培育了敢于批判、勇于创发的精神和学风,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四)严谨治学,师友讲论

陈亮、叶适提倡刻苦自学,严谨治学,主张对学问要独立下一番艰苦持久的钻研功夫。陈亮为究皇帝王霸之学,曾“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叶适少时读书于乐清北山,“常沿流上下,读书以忘日月”。

叶适的门人雷曾说:“读先生文,非徒学其文也。其学为有用之学,而非无本而然,探源于经训,沿流于史籍,而切磋于师友。”就是说,叶适的学问来源于刻苦自学,“探源于经训”,“沿流于史籍”,同时又经常与师友相互讲论,切磋琢磨。

陈亮、叶适对那些不学而自高的人严加斥责。陈亮说:“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者,已能拾其遗说(指朱熹的道德性命之学),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世之高者,得其机而乘之,以圣人之道尽在我,以天下之事无所不能,麾其后生惟己之问,欲尽天下之说取而教之,顽然以人师自命。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惧其流之未易禁也。”就是说,道德性命之说风行,造成师生皆不务实学,破坏了刻苦自学、严谨治学的学风。叶适也说:“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结论。”陈亮、叶适在提倡刻苦自学、严谨治学的同时,极其重视师友间的讲论,认为师友讲论和争辩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陈亮治学无固定的师承,却与许多学者保持着交往,相与讲论,上下其说。他自称:“亮自十八九岁,获从故老乡人游”,“晚与一世豪杰上下其论”,“又四五年,广汉张閐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

他和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都有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陈亮同爱国诗人辛弃疾是亲密朋友,他们以共同的爱国抱负、豪放的意气、爽迈的风格相互激励。陈亮与吕祖谦交往甚密,相互交流学术见解,也常有激烈的争论,竟“极论至夜分”。陈亮与陈傅良论争,陈亮自述道:“吾常与陈君举(傅良)极论,往往击杯案,声撼林木。行之(蔡幼学)在旁,邈若无闻。客散,忽语吾:道一尔,奚皇帝王霸之云。

吾方数辩,而行之横启纵阖,援古证今,抵夜接日,若悬江河,吾谢不能乃已。”生动地反映陈亮同师友讲论的情景。陈亮与朱熹论争长达数年之久,往来信件数十封,争论异常激烈,然而陈亮对朱熹仍十分尊重,视为长者,称朱熹为“亦一门户中之大者”。陈亮的《经书发题》是他讲学的讲稿,各段结尾多说“愿与诸君商榷”,“与诸君参考异同”。可见陈亮讲学,对后生学者也取讨论方式。

叶适也是常与知交往来,论学取友。在《水心学案》中就有叶适同刘愚、项平甫“讲论不倦”的记载。叶适批评朱熹治学空寂虚妄,朱熹批评叶适之说“大不成学问”,但他们之间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当林栗弹劾朱熹时,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辩诬,表明了他们之间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并不影响道义上的友情。

陈亮、叶适不仅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和进步多得自师友讲论,而且积极主张把这种精神推广运用于学校教育的实践中去。叶适在论述学校教育的改革时,就明确地指出:“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就摘引了《论语》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又摘引了《学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原文,表示肯定和提倡师友讲论、相互切磋的意思。陈亮也不赞成宗一师之说,反对自命为人师,主张师生同讨论、共商量。这种学风在古代书院的教学中得到了发扬。

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在朱、陆等人理学教育思想兴起之时,就敏锐地察觉其弊端,大胆地进行批判,并能击中其要害,是难能可贵的。由于在南宋末季之后,封建统治者推崇理学,朱、陆的门人又百般诋毁贬低事功之学,致使这个学派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学以致用、开物成务的教育宗旨,以实理实事为中心的教育内容,以严谨治学、勇于批判、大胆创发为特色的教育原则和学风,却流传深广,长盛不衰。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成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先导,又成为清代汉学大师们的学术养料,为发展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