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事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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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陈亮、叶适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

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陈亮、叶适同朱熹、陆九渊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正是集中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陈亮、叶适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也正是在同朱熹、陆九渊的论辩中得到充分阐发的。

陈亮和朱熹围绕着“成人之道”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的教育目的,可以概括为培养“醇儒”。他在写给陈亮的信中,劝诫陈亮“以醇儒自律”,他说:“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陈亮不赞成朱熹等人的这种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教人“做人”,而不是教人作“儒”。他说:“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秘书(朱熹)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亮犹有遗恨也。”又说:“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鲜明地与道学家的教育目的划清了界限。陈亮指出:理学家所谓的“醇儒”,不过是“研习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面盎背”的道学先生。这种人既无真才实学,又自命不凡,对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却一窍不通,一无所能。陈亮认为,道学家所谓“成人之道”,所谓“以醇儒自律”,就是教人安坐不动,独善其身,不管国家存亡,不问生民利害,在金人步步进逼、半壁东南的宋朝岌岌可危,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面前,只能兀然端坐,拱手无为,甘心亡国。陈亮对道学家的“成人之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朱熹所乐道的“醇儒”进行了尖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讥讽,他说:

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在陈亮看来,天下之事,不能靠“安坐感动”,不能靠端坐冥悟去解决,只有靠“自家气力”才能“干得动”、“挟得转”。他说:

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家气力可以干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力无非吾之智力,形同趋而势同利,虽异类可使不约而从之。若只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陈亮认为,培养空谈性命的“醇儒”,既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也不符合孔子成人之教的原意。他引孔子的话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孔子把知、不欲(仁)、勇、艺都看作是成人的必备条件,而朱熹等人的所谓“醇儒”,仅仅局限于“不欲”。显然是错误的。

陈亮指出,真正的“成人”,应当是文武兼资,博学多能,才智俱全,能够兴利除弊的“一世英雄”。他说:“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为二。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世之才;武非剑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又说:“亮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妨自为一世英雄。”朱熹等人竭力非议“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而陈亮却盛赞汉唐“竞智角力”、“本领开廓”,有“救民之心”、“匡世之志”,以成就“大功大德”,从而“震动一世”。

陈亮对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目的进行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虽然言词有夸大偏激之嫌,论证也有时失于粗疏,但确实触及到理学教育虚浮无用的弊端。陈亮主张培养德才兼备、智勇仁义双全、文武一道、本领宏大,艺能精熟,能够开拓古今、推倒一世,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体现了事功学派教育目的的鲜明特色。

叶适对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看法与陈亮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主张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而多能的实用人才。叶适认为,这种人才配称为真正的士。教育就应当培养真正的土。

叶适认为,真正的士首先要有道义的修养,要“秉义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但是道德修养不能做为一种个人的“雅好”或表面的装饰,而要见诸事功。他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真正的士,不仅有道德修养,而且要有实际本领。他极力反对重德轻艺、学用脱节的现象,他说:“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叶适深刻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道学家“处而学”与“出而仕”严重脱节的痼疾。

叶适认为,真正的士不仅要德才兼备,而且要文武兼资。他认为,长期以来吏治不善,冗官败政,其重要原因是文武分离;要克服冗官败政,改善吏治,就是要在教育上实行文武一道,培养文武兼资的人才。他说:“今世之官诚冗矣,不可讳已。夫文武不分则官不冗,官吏不分则官不冗,而自魏晋以来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武者,今不能为文者也。”这一主张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在教育上文武分离、重文轻武的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

叶适也认为,道学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卫道之士,这种人只坐谈空论,无补于世用,又毁坏了人才。这种教育比词赋取士还要坏,比玄学教育更要糟。他说:“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间视玄学愈下矣。”陈亮、叶适在对朱、陆等理学家教育目的的批判中,提出了事功学派的教育目的,主张教育应培养明道义、有实学、德才兼备、文武兼资、艺能两全、智勇仁义并求的俊秀之士,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史的唯物主义传统,又成为明清之际反理学教育思潮的思想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