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有关湖北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以及在具体作品的探讨中本应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我却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有关文体的定义和界限，在不做限定的情况下，对它的理论概念和具体认知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二是进行这种理论探讨缺少坚实的作品支撑。在湖北的小说创作中，是有一些体现了作家文体探索的出新之作，但在长篇小说中，那种在小说文体上富有创意的，让人眼前一亮，感到新颖、好奇，想去探究一番的作品实在不多，这首先与湖北作家对小说文体的认识有关，也取决于作家是否愿意付出精力去具体地践行小说的文体探索。
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和文体意义
长篇小说作为叙事文类的最高艺术形式，除了对想像力和人类生活的表现外，它的创作也在于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新的发现，需要依赖于作家的创造力，不断地去进行创新，寻找全新的、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二十世纪以来的作家，文体意识日渐凸显，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文体不仅仅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因素的体现，而且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体现着作家用什么方式来观照认知世界，也体现着一种崭新的时空概念和时空关系，“文体不是文学作品的多余的或可有可无的外在修饰，而直接地就是它的意义的生长地，是意义的呈现形式。因此，文体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也是，许多20世纪的重要作家，像詹姆斯？乔伊斯、博尔赫斯、约瑟夫？海勒、维吉尼亚？伍尔夫、卡夫卡、米兰？昆德拉、普鲁斯特、米歇尔？布托尔、罗伯？葛里耶、西蒙、纳博科夫等，他们对文学的巨大贡献，主要是体现在小说的文体上，他们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式，以自己的作品向世界证明了有意味的形式所产生的意义，正是这些作家的创作改变了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和理解作品的方式。西方这些优秀作家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与成就，也在提升着中国作家的创新思维和文体意识，“先锋小说”对小说的文体形式做了最早的探寻，获得了新的审美经验。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也是从西方这些形式技术的变革中找到新的创作启示，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之于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用词条来结构小说。张承志的《金牧场》之于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用印刷符号的交错变换分隔了不同的结构层面等，都留有明显的借鉴的痕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体意识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愈来愈凸显出来，小说文体意识的强化，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家形成了一种文体探索的自觉，使得文体风格更加多样化。梳理审视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在文体上都在探索中不断地更新发展，尤其是长篇小说，随着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在小说文体的求新创造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在经历了最初的模仿借鉴后，也开始有了愈来愈多的体现着原创精神的作品。近20多年来体现了文本创意的长篇，诸如张承志的《金牧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高老庄》、《秦腔》，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笼中叙事》，张炜的《家族》、陈染的《声声断断》、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王蒙的季节系列等，在具体的文体创新的审美实践中，为当代长篇小说拓展了更宽阔的艺术空间，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
从湖北作家的创作来看，在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和文本创新上一直有点“慢半拍”，缺乏一种创作上的普遍自觉，不大在形式上下功夫，也很少进行形式创新的文本实验。一些作家对长篇小说创作缺乏必要的沉淀，没有充分认识到长篇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有其自身的文体要求和文体规范，在聚合具有广阔的生活涵盖力的内容时，也必须去反复地思考小说的文体。我曾经批评过邓一光是一个没有明确的形式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叙事很少体现出一种对艺术表现形式追求的自觉，结构设置都较为简单，多采用传统的线式结构，几乎没见到作品中有复式结构，多层立体结构等稍微复杂的结构形式。我也对方方的《乌泥湖年谱》采用简单省事的年谱的形式叙事有所批评，但我也看到了她在中篇小说中话语叙事上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中的文体探寻。在湖北的年轻一代作家那里，文体无疑是受到重视的，在刘继明、张执浩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他们在突破文体关隘上所做的努力。同为作家的阎连科说过“想像和文体成为了最为接近你的两股支持故事的力量。或者说，想像有可能成为故事的翅膀，使它重新获得优美的飞翔，重新展现它固有的魔力与魅力，而文体，则有可能成为它飞翔的力源，成为它展翅高飞的起落架，瞭望塔、航向标和加油站。”凡希望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所创造和建构的作家，无一不把文体的创新视为创作发展的一种内驱力，文体是小说意义的生长土壤，离开了这块土地，小说的意义也无从生存，在文体的不断更新发展中，小说也才会不断地生发新的意义。纵观近些年来湖北长篇小说创作与探索的历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重视长篇小说的文体的问题，这样才能使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期待作家精心创造的文体我们带来更大的艺术震撼。
文体探索与文本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体发展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旧有的表述模式，使作家逐渐地清晰了小说的文体意识，开始自觉地去寻找更契合表现创作个性的文体形式。湖北的长篇小说对小说文体价值的真正确认和在文本中的探索创新，拓展了长篇小说的生长空间，成果虽不算很突出，但也是以往小说所无法比拟的，梳理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新的类型化叙事
纪实类题材的小说，是一种比较受人欢迎的文类。湖北一些作家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方方利用新闻题材比较早地写过中篇小说《冬日苍茫》，以当时轰动全国的潘星兰、杨大兰的事迹为蓝本，重点分析了实际案情，及同样是18岁的两个女孩和两个罪犯的行为心理过程，这一文体尝试当时有过一定的反响。在湖北的长篇中，野莲的《落荒》、高志远的《回城之路》属于这一类长篇纪实小说。
在纪实类小说中，徐迟的自传体小说《江南小镇》是个代表，作家的文学技巧在作品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在叙事语言和视角上都是充分文学化的。
鲁力的长篇纪实小说《官场一杆旗》，以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为原型，把对历史人物的洞照和阐释与现实空间联结了起来。基本上实况记录了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又使用了局部和细节虚构的小说化的创作方法，这种处理题材的方式，与作者做过新闻工作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走的是新闻写作中用事实说话的路子，顺着人物日常处理工作和生活流程的轨迹走，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情的叙写，来达到人以事显的目的。不主体情绪化地去渲染情节、人物，以突出戏剧化的效果。但作者在写作中过于被象所拘限，未能使自我的主体意识和想象得以自由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