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水与火的缠绵》，更多地得益于池莉对城市生活所特有的细致的感觉，这似乎是来自她天性中的某种禀赋。揣摩一下《水与火的缠绵》的题旨，会让人觉得，她是以一种感觉的东西接近着生活的本质。她的写作，主要源于城市人自身生活的体验，源于对纷繁世相的毛茸茸细节的感知和悟性。这使她很容易地用文学的滤网，在四周生活中打捞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并在作品中得到最细致、最丰富的还原。她也惯于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存情状的最真确而艺术的概括，来生动地展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的城市画卷，池莉的这种透视生活的视角，与日常世俗存在和生存表象关联，又由凡常角色承当，表达着世俗的欲望和利益，它不一定很深入，却令人感到亲近，带着女性的平和与温情。城市人的阅读往往带着自身生存的体验基础，觉得那作品很真实、很实在，就如同发生在周围，或是自己身上。从1980年的５月的微雨开始，到1998年的初秋，曾芒芒经历了她“成长”的、和“煎熬”的18年，这漫长的岁月，可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娉娉婷婷成花嫁新娘，同时可以让一个蓬勃怒放的女孩悉悉索索成明日黄花。曾芒芒的18年，真的就如一出悲剧，把最美的时光交付给了一段将将就就、委委屈屈的爱情与婚姻，用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爱与欲，自己的道德与理想，酿就了一坛甘苦辛酸交融的女儿红！池莉的笔力愈见老练，以她女性唠叨式的细腻笔触，生动而细致，平静又淡然地描摹着这一切。她近乎是不动声色地将一个女人18年的生活轨迹历历道来，让读者不免心有戚戚，真是“一步错、步步错”，爱与婚姻中原来有这么多身不由己和委曲求全。
池莉擅长用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来刻画她的人物，不论是《烦恼人生》中的蓝领印家厚式的生存困厄，还是《来来往往》中的白领康伟业在物质欲望中的浮沉，都会因毛茸茸的生活细节而多少有些使人感同身受，并获得普遍的认同。曾芒芒就是一个小女人，一个渴望幸福，却没有得到幸福的人，在池莉极为琐细地描摹下，她真实认真地活着，柔弱而坚韧，她去生孩子，一个人打点好一切，一个人拦下公交、一个人承受分娩的剧痛；她与女司机建立了友情，并在后来真诚地帮助了她；她自学德语，在35岁之后，她的事业进入了春天。《水与火的缠绵》细致地还原着曾芒芒的日常生活，尽管她面对的是无奈的生活、处在一堆矛盾和冲突中，虽然不圆满，水火缠绵交织，但她却抓住了读者的心，她品貌端庄、安静贤淑，是一个大方、秀丽的小女人，却不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她让人多少有些心生羡慕，曾芒芒与常声远的柏拉图式交往始终恪守道德，她到广州，念念不忘的是还上邝园的钱。与邝园广州再次相遇，她终是放纵了自己一回，却无法让人对她有太多指责，因为放纵让她备受煎熬。在小说中，曾芒芒和常声远之间的感情线，一直是若隐若现，一直不被他们看清和认识，到后来才慢慢意识到。
《水与火的缠绵》中，池莉以其敏锐的城市知觉度抓住了汉口那无时不在、无以名之的市井氛围和感受，尤其城市人心态中非自觉的方面，那种在这座城市永久承传，并且普遍沉潜着的群体无意识。这部作品让带有自身生存体验基础的武汉读者去阅读，才能更深地品味出其中的韵味。
《水与火的缠绵》情节单纯，人物关系也不复杂。主要是曾芒芒同邝园、高勇和常声远三人之间的爱情和情感纠葛，在整体架构上，完全可以用中篇承载内容，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多少还是显得内容有些单薄，情节线不复杂，意蕴不够丰富。
消失了的城市记忆
鹏喜的《不远的木屋国》让人更多地看到的是已消失的城市记忆，讲述了在城市历史变迁过程中，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们的生活。小说运用武汉方言，细致地描绘了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表现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与困窘的生活环境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和不屈的精神。这段历史，鹏喜说是“不远”，其实已经成为“永远”，但对从小生活在这里的他来说，这座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熟悉的生活场景，都好像是发生在不远的昨天。小说贴近城市现实，具有深厚的生活根基，体现出浓厚的武汉地域色彩。
木屋村变迁的历史正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原是茂密的野杉林，继而由逃避水荒的人们自发聚集而成为木屋村，再到拆迁成为繁华的大道，不管是这片土地，还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命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木屋村的历史变迁见证了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的生命的轨迹。赵瞎是木屋村最早的“村民”，“木屋村的一切故事，都是从赵瞎开始的，都与莫师傅有关，都到汉生身上结束”。当木屋村还是一片茂密的野杉林的时候，赵先生已经在这里搭棚“蜗居”下来。有关赵先生的来历村民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只有莫师傅从赵先生非同一般的二胡曲调中，大抵猜到了一些赵先生的过去。日军占领武汉时赵先生与自己的妻子失散，为寻找妻子的遗体来到这里住了下来，成为最早的居民，赵先生的经历中饱含着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它所曾遭受的苦难，战火留下的是城市的千疮百孔和人们的痛苦记忆，但是生活还得继续，随着逃难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在这里形成了木屋村。整个木屋村以赵瞎的棚子为基点，由莫师傅和指挥他的徒弟和村里人搭建起来一排排的木屋，在木屋村人眼中莫师傅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说他是木屋村的直接缔造者。汉生出生在江边的船上，后来才到木屋村，在木屋村的下一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远的木屋国》着眼于城市平民的生活，凸显底层生存的艰难。在小说开篇张铁匠家搬到了木屋村，媳妇春香“刚到新居门口，一屁股跌坐在门槛外，指着门大喊：‘鬼屋鬼屋鬼屋’！大业务小业务也跟着喊：‘鬼屋！鬼屋！鬼屋！’”，在武汉方言中鬼屋意思是简陋寒酸的屋，被这母子三人称为鬼屋的房子在木屋村比比皆是。木屋村的屋不光破而且空间极为狭小低矮，身材稍微高一些的人都能碰到屋顶，村子里没有排水设施，仅有唯一的公共厕所，木屋村人就是在这种极端困窘的、压抑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汉生的母亲王娘娘甚至把狗捡到的肉皮做成饭吃，因而被人嘲笑，汉生也觉得抬不起头甚至嫉恨母亲。小说在对武汉风土人情的描绘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不管是贼婆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的美食，还是王娘娘包的元宝饺，或者是春香经常吃独食开荤的牛肉面都是本地饮食文化的真实写照。另外小说还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武汉的帮派和码头文化，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小说从头至尾都笼罩着浓厚的死亡气息。在木屋村还没有出现之前，很多在日本人占领武汉期间死去的人尸体被扔在这里。刚到这里不久大小业务的母亲春香得痨病悲惨地死去，然后是他们的小儿子三业务因为贪吃捡来的咸蛋而夭折。如果说这母子二人的死是严酷的现实生后环境造成的话，那么莫师傅和小琴的死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必然。木屋村是莫师傅带领一班徒弟亲手建起来的，并且莫师傅还是木屋村为数不多的文化人，被莫师傅当作宝贝的铜管笔和砚台在木屋村人眼中就是学问的象征，但是莫师傅的死可以说也与这两样东西有关。文革时期莫师傅因为住最大的房子，以及他亲手写的家家户户门上的对联而被批斗，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任你怎么政治，莫师傅始终如一根木头硬邦邦死板板支撑着身子骨”，即使从桌子上摔下来直接砸在柏油路面上，他用绝对的沉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最后莫师傅没有死在批斗中，回到家中却连一支烟都没有抽完就死了，同小琴的自杀一样成为木屋村人无法理解的谜。无疑这两个人人格上都受到了巨大的侵害，对于如蝼蚁一般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或许死是维护尊严的最有效方式。
小说中最血腥的场面发生在拆迁的时候，木屋村人去抢公厕的砖石，轰然倒塌的一瞬间“碎成一堆砖石和钢筋混凝土的瓦砾，像一座匆匆堆垒的坟包。坟包下不知活埋了多少人，露出的头颅和胳膊腿在化粪池溢出的污浊中挣扎”，这一刻死亡的气息集中爆发，仿佛历史又在重演，这里再一次变成尸坑。拆迁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战争的双方一边是因为贫穷而人性扭曲的木屋村人，一方是无法改变的时代趋势，两相比较木屋村人的无助被无限地放大了。经历那么多的波折之后终于搬进新房的木屋村人却并没有感受到应有的快乐，仍然无法摆脱死亡的阴影。搬进还建房不久汉生的女儿因为建筑材料污染，得了不治之症很快死去。木屋村人经历过太多的死亡，但是汉生女儿的死还是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即使是生活环境有了改善，但是对于木屋村人来说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更好，反而失落了更多。作家在这点上体现了一定的超前意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着另一场革命，那就是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关城市的记忆被一点点地抹掉，当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建筑或者是那些人们都消失之后，城市的个性和历史将随之而消失，这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不远的木屋国》塑造了众多具有传奇性色彩的底层人物形象，他们同所有生活在这所城市的普通人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看似普通的行为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小说不以情节为核心，而是以人物为重点，讲述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有不同的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家在以写城市“史”的态度来对待这部小说的，“真正作为木屋村的见证者，是一只只圆睁的木眼，它无时无处不在……这些神奇的木眼日日夜夜盯着木屋村男女老幼，具有穿透一切的洞察力”，鹏喜以“木眼”作为小说第一章的标题，以此为基点在横向和纵向上把木屋村的人和事组合到小说的结构中。小说分章讲述不同的主题和人物，赵瞎是小说中唯一纵贯小说首尾的人物，在小说中赵先生几乎不曾说话，但是他的二胡声却无处不在，成为木屋村人生活的一部分，同样也弥漫在整部小说中，或者可以说赵先生和他的二胡声就是小说的线索，当然在小说中赵先生也拉过欢快的曲调，但大多时候他的曲调都充满着惆怅，就像木屋村人的生活一样，平淡悠远，充满着无法言说的苦涩。小说的结尾汉生一个人划着船走向太湖深处，又回到他从小生活的船屋，这里似乎隐喻着木屋村所发生的一切和木屋村人所经历的所有苦难都是一个循环，似乎在这里作家所思考的是人生的命题，回归生命的本真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