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乡土叙事，或说是乡土小说在中国文学的空间中一直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形成的发展高峰中，乡土小说率先突破了文学的陈规，以不断开放的文学姿态拓展了题材的禁区，不仅大胆揭示了“文革”十年带给中国农民的厄运，而且也对“大跃进”、“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中国乡村及农民所造成的种种伤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以及极左思潮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沉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对人性的善恶做了深入地剖析。乡土小说较早地实践着文学向人学的回归，把文学重心逐渐从社会生活的外部形态，转向了人本身，着重于表现寻常人生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及人与社会生活共构的命运史。人物塑造也从“高大全”的概念化模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个性丰满、内涵较为深厚的人物形象，借助于地域文化的动力，乡土小说造就了独具地域文化风格的个人创作系列，和地域性的文学集团，而且也在小说艺术表现上，体现了多样化的审美追求，不仅有选择地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义，并且也积极吸纳和融合各种外来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乡土小说呈现出开放、多元的创作局面。
乡土小说是一个意蕴复杂的概念，在广义上它可以扩宽到所有牵涉到乡村题材的作品，而对其做狭义的限定，又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去加以审视和理解。譬如表现富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民情和遗风异俗的风俗乡土小说；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去关注和思考整个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在一种大文化的视野中去审视和表现乡土的文化乡土小说。还有寓时代和政治风云于乡村画面中，通过中国农民的命运来演绎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表现作家对人类命运、人性本质，以及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思考的现实乡土小说。这类关注乡村的现实生存层面的乡土小说中，虽然也有对乡土民俗风情的描摹，也有对乡土文化的渲染，但“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其创作的侧重点是在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上，着重于对乡土现实人生做整体的把握和表现。
湖北的乡土叙事也基本是按照这样一个发展路向在延续，但主要集中在现实乡土小说的创作上，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不论是历年来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数量，还是文学获奖作品的比例上，乡土小说都占据着明显优势。
九十年代后，湖北文学创作才陆续有更多的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问世，映泉是写的比较早的，如“神示苍生三部曲”《红尘》、《伤舟》、《积垢》，《百年风流》、《百年尴尬》等。钱鹏喜的《河祭》、《花会》，叶明山的《男儿女儿好看时》，田扬帆的《国风》，郑桂兰的《长长芭芒路》，邓一光的《家在三峡》，这个在开发三峡工程进行移民搬迁大背景下展开的人生故事，体现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多彩的民俗风情，但有些过于纠缠于爱恨情仇。还有陈应松的《失语的村庄》，这部7万多字的小长篇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主要写患了失语症的村民赵开隆寻找并挖掘父亲遗骨和进城求医并去世的生命过程，显然“失语”有它的深层寓意象征，表达了对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深层思考。这部作品体现了陈应松小说的鲜明个性特征，和他的其它小说《承受》、《大寒立碑》等一样，人物都是些底层的悲剧人物，有着苦难而又苍凉的人生，有着令人沉郁感伤的氛围，沉潜着一种郁忧的诗情，他的小说在静心地阅读中往往呈现出抓取人心的魅力。
《威风凛凛》是刘醒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近二十万字的小说可说是包括了刘醒龙作品的许多特征。比如“爷爷和我”这种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关系和叙事模式；还有围绕众生的生存而展现的善良与卑劣、人性与兽性、文明与愚昧的生死搏斗等；以及对现实中不正之风和阴暗面的揭示。这部以西河镇为背景的小说似在向我们展示，在西河镇上到底谁最威风凛凛。不同的人对威风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显示。五驼子靠他的出身和他拥有的政治权力曾在河西镇上耍尽了威风，他挥舞着阶级斗争的大棒耀武扬威，而今时代不同大势已去，仍凭借旧日威风横行乡里，直至成为杀人罪犯。金福儿多年因家庭背景受制于五驼子，改革开放后他成了暴发户，凭借金钱的威力，他开始在镇上显富斗狠，恃强凌弱，在旧日的宿敌和弱者面前大抖威风，不可一世。而“我爷爷”则是以生命的强悍和他所具有的自信和能干而显露出做人的威风。生命的强悍和野性，使他吸引征服了众多的女性，他的自信和精干则使他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威信。但小说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人都不是真有威风，在西河镇最有威风的是被人踩在脚底，连腰都不敢伸直的赵长子老师，这个曾给镇上带来财富带来知识文明的人，在人性扭曲的年代成了全镇人肆意侮辱和施虐的对象。他早已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不仅精神和人格受尽凌辱，而且他本身的存在也被愚昧所不容。这个外表可怜委琐，但骨头里却充满威风的好人还是被邪恶残忍地吞噬了，被肢解了尸体抛尸野地。尽管在善良与卑劣、人性与兽性、文明与愚昧的这场生死搏斗中，卑劣、兽性和愚昧暂且占了上风，但终究是善良、人性和文明最威风凛凛，是死去的赵长子最有威风。1996年问世的另一部长篇《生命是仁慈和劳动》在叙事手法上和前篇有所不同，在提供的生活密度上超过了前一部。
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小说的兴盛，使乡土小说的创作势头有所减弱，但湖北的长篇乡土小说创作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敏锐地表现了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以及农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存境况和心理变化，而且在文学表达的深度和厚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也形成了作家自身的创作高峰。如陈应松的《猎人峰》，刘醒龙的《弥天》、《天行者》、《痛失》，刘心明的《八品乡官》等。这一时期乡土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突出了乡镇干部和农民企业家的形象。
雨欣的《风雨顾庄》写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四清”运动，引起人们对历史真实事件的反思。从艺术表现上来说，《风雨顾庄》的手法比较传统，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只是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平铺直叙。但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来表现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应该说是作者曾经有过的参加“四清”运动，以及多年从政的经历，对完成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醒龙的《弥天》，令人想起“弥天大谎”这句成语，小说的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时期，以回乡知青温三和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故事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发生在乡村的弥天大谎。为了体现学大寨的成果，体现乔家寨人民的精神面貌，乔家寨的书记乔俊一等几个人轻描淡写地议了十几分钟，就做了决定修座大水库。为了建乔家寨水库大坝，动员了上万的民工，为了赶进度，就近取黄沙土，从主坝到副坝百多米的核心墙里见不到一点合格的粘土。所有的人都知道“平地里蓄起几十米深的山水，有一点没招呼好，就会成为致命的祸害。”但乔俊一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惜代价，制造了乔家寨水库这样的弥天大谎。政治与性成为小说中最主要的构成元素，许多令人发指的场面展示了“文革”的恐怖和黑暗，但有的地方写得有些过。
刘小平的《红玉菲》写了生活在清江岸边的土家人的现实生活，通过土家汉子田浩禄的人生和情爱故事，表现了一代乡村青年在不断地遭受挫折中，以顽强的个人奋斗取得了成功，但从作品本身来看，还需要很好地去打磨。
逐渐成为乡土小说创作重心的家族小说，多采用宏大历史叙事的手法，蕴蓄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蕴和史诗品格，显示出乡土小说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刘醒龙的长篇《圣天门口》是湖北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现在一般都把它归入动物小说的类型，但在这篇小说出版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细致的划分，还是属于大乡土小说的范畴。
王建琳在新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脱颖而出，她的《风骚的唐白河》、《迷离的滚水河》、《燃情的汉水河》，完整地构成了近2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进程的全过程。
神农之峰的悲怆情怀
陈应松的《猎人峰》延续了作家一贯坚持的题材、主题和风格，小说背景依然是神农架山区，以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描摹了各种森林的传奇，有关打匠们的神奇故事，还有对白冠鹿，对森林中的瘴气等各种异像的叙述，弥散出一种原始自然的神秘、而又有些令人恐惧的气息。在这样的世界中，表现的仍然是底层的苦难与悲悯，这是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所一直关注的核心内容。在小说的表达上也呈现出他一贯的叙事风格，诸如个性化的语言和特异的语感，奇崛的想像和意境，叙事中的思情寓意，以及在小说叙事中所惯有的城市与乡村对立的内在的构架模式等等。
当然，最能体现出陈应松创作本质和特点的，是《猎人峰》仍然是一曲悲歌，不是悲壮，而更多地是展示了一种悲惨的底调。人类过去杀了太多的禽与兽，而现在则要偿还这种杀戮，不仅要受到兽的复仇，同时又因自身的兽性自相残杀，人与兽都以弱肉强食的法则厮杀、搏斗，而这一切充满了血腥，而又都是为了生存。曾经是山林神话的猎王白秀，最后被野猪咬死，完结了他的英雄传奇，也象征了一个狩猎时代的结束。
一、书写底层的生存窘境
《猎人峰》以神农架山区猎人峰一带充满传奇色彩的猎王白秀为核心人物来展开情节，生存问题是陈应松小说所一直关注的对象，《猎人峰》亦不例外。同神农架系列小说一样，《猎人峰》中的小村庄白云坳也同样是贫穷落后甚至可以说是蛮荒的。由于地理原因，躲在大山深处的白云坳闭塞不开化，处在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的角落。“在这鬼不生蛋的神农架深山老林里，树上爬满了苍苔，屋前屋后的田土中滚动着死人的骷髅，牛羊的叫声像野兽一样孤寒，屋顶上落满了树籽和雀屎。这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年龄概念，没有生死概念。过日子就是个估估数。”看一下这些意象，“苍苔”、“骷髅”、“雀屎”，还有这些“深山老林”、“鬼不生蛋”、“孤寒”、“估估数”等词语，都让人感到这里的闭塞不堪，给人一种原始、荒蛮之感。重重大山阻隔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同外界的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外面的世界只是停留在想象或者记忆中。时间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白云坳却可有可无，活着却没有时间、年龄的概念，没有生死概念，这就不光是一种地理环境上的闭塞，而是远离了现代文明的原始愚昧。虽然说在这里还保留着人类生命中某些自然的本质属性，保留着一些民间传统的神秘文化，和原生的民间习俗和风情，这些可能会让外面的人感兴趣，引发人们的好奇心，但基本上猎人峰下的白云坳是属于被外界遗忘的角落，村民们也是一群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的人。
在这大山深处，除了种地之外最重要的职业便是打匠，小说的主人公白秀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之为猎王的猎人，死在他手上的野物不计其数，收的弟子同样众多。白秀在猎人峰一带的村民心中拥有很高的地位，饥荒年代里正是他带领着弟子们去打猎，一次次地用打来的猎物拯救了村民。但这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成为了历史，打匠打完了山里的野兽，伐木队砍光了大片大片的森林，情况发生了变化，打匠这一职业也在慢慢地遭遇危机，当野兽慢慢变少，甚至绝迹的时候，以前赖以生存的对象消失了，那么紧接而来的就是生计问题。在这里小说已经预示了一种生态的危机，过去曾经的山明水秀，曾经有过的“野兽排队在河边喝水”的景象，消失了，再也没有了。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现实生活环境的窘迫，更深层的应该是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断裂而又没有新的谋生手段或者是新生的希望时的迷茫和压抑，这种不安的情绪弥漫在小说整个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心理的窘迫对人产生的影响应该远大于现实环境的艰难。
的确，小说所呈现的问题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不打猎，单靠山上犄角旮旯大的土地种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在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情况下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为温饱就必须从野兽身上索取，而过多地攫取，结果其实是一样的，竭泽而渔式的模式反过来威胁到人的生存，这就是这种几乎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生存模式下所遇到的困境，其必然的结局带着宿命的悲凉。所以就这点来看，《猎人峰》所蕴含的生态意义十分明显。
人兽相斗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白家人斗老虎，白大年斗豹子，打匠们联合斗野猪等，在人与兽的的搏斗中，被打匠们杀怕了的野兽被逼的成了“精”，人反而被它们算计。猎王白秀一生猎兽，最终死于野兽之口，而跟随他的打匠们也都没有好的结局，制造弹药的六指头被野猪咬下。这种报应轮回的情节设置，体现了陈应松的主体思想，人对动物、对环境所进行的掠夺必将受到报复和惩罚。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陈应松在《猎人峰》中再一次创造了神秘怪异的意象，以达到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小说提到白大年在山中打到一种叫做“呼”的野兽，由于山上的野兽越来越少，虎和豹生出了“呼”这种不雄不雌的动物，这不仅是野生动物的灾难，也同样预示着人的灾难。陈应松可能就是以这种神秘怪异的自造的物种，来隐喻、象征在这种竭泽而渔式的生存窘境中的人所遭遇的必然结果，那就是丧失种族存续的能力。
二、直面扭曲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