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乌力天赫这个形象，邓一光个人的想象性的成份太大。这是一个现实感比较弱的形象，人物身份的设计太过传奇，超出了一般人的个人经验。自小体弱多病的天赫在父亲的死踢死摔中茁壮起来，成人后传奇性地经历了珍宝岛保卫战、抗美援越、中越边境战争、阿富汗战争这些历史大事件，去过秘鲁、刚果（金），阿富汗、克什米尔、古巴、俄国，这是一个从中国走出去的世界革命者。他先后是解放军战士、赴越军事观察员、非常规部队越境特工、无国籍的志愿者，各种身份复杂，甚至有些诡异。他一生浪迹天涯自由自在，满世界游荡成为一个游侠式的英雄人物。在我看来，他有时更像是一个旅行者，游吟诗人，朴素主义的哲学家，因为他是用旅行家、诗人的眼光在打量世界，欣赏风景美食，虽然这个人物有些经不起推敲，但最符合邓一光式的激情期待，也最能反映出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状态。
简雨槐和乌力天赫共构了阳刚阴柔、火与水、力与美的叙事功能圈，如同喜欢乌力天赫一样，邓一光对简雨槐，也倾注了极大的创作激情，尽管她命运多舛，却被赋予最美的书写，美的灿烂、美的凄凉、美的破碎。写简雨槐，邓一光完全敞开了自己，蓝色水晶般的忧伤，诗性、哲理、浪漫主义的抒情，这些最自我的东西都是表达给简雨槐的。
读作品也就是在读作家，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血脉意识，与邓一光在现实中对原初生命根基的渴望，对自身族群的骄傲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主要是对于家族革命血统的自豪呼应，现在又有了对遥远种亲的接续，对种族之根的认同与信仰。在血缘意识的统摄下，邓一光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想象力，草原、骏马、蒙古史诗、英雄原型、铁血气概，这些一直是激励他原创的基本语境，从关山林到乌力图古拉，到乌力天健、乌力天时、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命名，不仅昭示着命名者对血缘召唤的响应，而且也把乌力图古拉与“家”，与社会政治的象征秩序联系在了一起。
三、难以逾越的生命的记忆
读完这部小说可能最初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我是我的神》是对《我是太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是将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和他的家庭故事，经过一次新的文学想像激活之后，又一次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有这样的联想实在是很正常，因为人物、故事和某些细节，无时不在提示着这两部小说之间的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容易使人承续先前的阅读经验，将十年前的人物影像再度变得清晰起来。说实话，某些生命的记忆在邓一光似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时间门槛，在小说文本中，尤其在一些拈之即来的情节细节上，邓一光似乎总是难以摆脱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的限定。当然，作家都会将他的个人经验和生命记忆融入到他的小说中，但他会设法将自我隐匿起来，成功地将本体经验转化为一种人生的共通经验。在小说创作中，经验阐释的多样性，不光决定于作家个人经历的丰富，更主要地是要在想像的帮助下去完成多向度空间的阐释。我觉得在《我是我的神》中，邓一光对过去的成长经验、生活经历和家庭影响，缺乏必需的警醒，未能审慎地保持一定距离，其实，在构思、言说技巧上稍加注意，有些东西是可以避免再度复制的。
《我是我的神》最能体现邓一光高蹈狂舞式的叙事风格，经常是将自己、小说的叙述者、小说中的人物这三种角色模糊在一起，无法在叙事中做到抽身离去。常常以直接抒发的方式，将自我的偏向性和情感程度毫无遮拦地表达出来。写到快意处，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头，话语恣肆，淋漓尽致，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已成为我们熟悉的邓氏风格，是邓一光生命内在浪漫精神的直接传达，当然也可能是一种率性的习惯化的表述，有时过度夸张，毫无节制，像乌力图古拉被炸弹炸中那一节，还有写伤兵的场景，描述就太过泛滥，使小说前半部分话语膨胀得厉害，情节进展太慢。
尽管我对《我是我的神》有所批评，但在总体上仍然充分肯定邓一光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这不光是指作品的可读性，一种特有的对读者的内在吸引力，更主要的是邓一光一直在尽心尽力地追寻和保持的崇高的艺术品格，一种富有个性的美学理想的创作探索与实践，一种传达个人思想和想像的独特性，以及在艺术表现上的新鲜性。
构成邓一光小说特殊魅力的因素是多元而呈复合性的，在小说题材上，在人物类型与个性上，在艺术表现、语言风格，甚至在小说的标题上，都无不体现出这种最具个人特性的特点。因创作题材的多样性，也或许因为邓一光不是穿军装的作家，一般人并不把他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作家，但他却对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军人，应该说是几代中国军人，有着超乎一般人的领悟力。以自己的穿透力及感悟才能，借他人经临的战争，从那些可用的、和需要发掘和发现的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中，包括有形的，载入史册的文本资料，或是口传于民间的经临者的讲述，或是存活于读者头脑中的各种影像，也包括对战争与人的书写、战场叙事的艺术传达经验的积淀中，不断地挖掘出新的创作审美资源，把并不归属于他的战场写得轰轰烈烈、艰苦卓绝，创造了邓一光式的战场生活具象，输出着属于自己的战争“生命体验”，用独具冲击力的传达气势，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的军人题材作品，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叙事的方式，也给后来的这一类型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来源，以及进行新的建构的可能性。至少我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邓一光式的战场、英雄、军人性格模式的影响，这也正说明了邓一光对战场、军人的“中国经验”的表达，是卓有成效的，对中国当代的军事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悟性。
邓一光的军人形象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新的形象模式，甚至具有了某种原型意义，可以进一步地被发挥创造，在其后我也看到了类似类同的模仿和跟风之作，虽然故事、人物，甚至情节、细节可能有重合的，但邓一光的作品却有着他人所不可重复的东西，那就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与抒写调子，以及整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升腾起的诗性气息。比如在《我是我的神》的开头，在读到第一句“生命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诞生，也会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倒下”时，便一下唤醒和激活了对邓一光的感觉，那种特别而独异的特质，是属于他最个人化的东西。应该说，是邓一光的气质和他人少有的一种诗性气息，塑造了他的军事题材小说的艺术品格，使作品呈现出气势不凡的情状。
我曾批评在乌力天赫身上，存在一种“性格和叙事的非和谐性”，其实我也发现双重性、多面性、矛盾性已成为邓一光创作的显著特点。他的军事题材作品，是多元而呈复合性的，有血性雄浑的升腾，也有很柔软的湿润人心的地方。男性熔铸着力度和强度的刚性，与女性天使般的柔美相映衬，阳刚与阴柔，豪情与忧伤，悲壮与凄凉，粗犷与细腻，多种异质的审美元素交织在一起，多种处于二元状态的复杂思情纠缠在作品中，这样似乎更能打动人的审美情感。的确，邓一光对战争、对人物的新鲜发现和独特的体验，以及艺术表达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标示着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一个高度，至少在将来，会成为人们回想当代军事题材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印象来源和记忆的生发点，或是有意无意地被作为一种评价同类作品和人物的价值尺度。
邓一光通过《我是我的神》的叙写，把对历史激情式的言说转换成自我理性的检视，或说是对自己过去历史阐释的一种主动反省。他曾经写过很多长篇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是我的神》是邓一光最想写、也最愿意去写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