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了解到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的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
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周总理对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分别准备了纪念品，全部礼品分配妥当后，工作人员们前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并向周总理握手致谢。最后领取纪念品的是瓦利娅玛露霞和克信妮，她们三位同中国代表团朝夕相处时间较长，也是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人。尤其是瓦利娅，她原在斯大林的餐厅工作。周总理见她做事麻利，常常一个照顾一二十人的饮宴，而且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运筹自如，所以在闲谈中多次夸赞瓦利仅轻巧灵活，既能吃苦耐劳，又形如飞燕。
管毛主席房间卫生的就是平时为斯大林打扫卫生的30多岁的玛露霞，她是格鲁吉亚人。瓦利娅不言不语，而玛露霞则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在值班（何谦长相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但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正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
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毛主席、周总理一直送上汽车，她们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站在冰天雪地里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离去。望着望着，她们个个都流了泪，特别是瓦利娅哭得泪人一般，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泣不成声。看见这种情形，我请求主席允许我下车，代表他们同她们再作一次告别。我安慰了她们，向她们再次表示感谢。并再三告诉她们后会有期。我同送行的一位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切。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
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却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露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
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接近他、亲近他。
登上归程
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
汽车驶进城里后，离火车开动时间还早，于是车队沿着高尔基大街驶至市中心区，并绕了几个广场，才到达基辅车站。在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告别讲话。
这时，车厢里挤满了中苏双方的保卫人员，莫洛托夫想和毛主席再讲几句话，我们好不容易硬挤进去。
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要有了健康的体格，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我们祝愿你一路福星，平安到达目的地。
莫洛托夫最后说，回国的路途很远，在苏联如同在家里一样，你如果愿意在苏联境内的某地休息或游览参观，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安排好。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胡志明。毛主席、周总理、胡志明各一个车厢。负责送行的苏联外交副部长和工作人员是一个车厢。中方人员有陈伯达、欧阳钦、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均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
列车启动了，毛主席、周总理踏上了归程。在车上，毛主席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报纸上公布了中苏条约签字的消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苏联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毛主席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观迎和热情的款待。
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主人建议在这里参观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到那里时，厂里的工人早已下班了，只有汽锤车间尚有几个工人在操作，大概是专门为了让毛主席一行看看六吨级的大型汽锤工作的情形。我们还参观了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里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候中国贵宾。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马拉尔地区的矿藏。学校领导赠送给毛主席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在这个模型上用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整个模型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毛主席把它带回北京后，曾陈列在中南海里。
在鄂木斯克，毛主席游览了市容，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领导特意引导中国客人参观了正在加工中方订货的车间，并说工人们特别热情地精心地赶制这批订货，部分成品正装箱出厂，陆续运往中国。
我们达到新西伯利亚时，已是黄昏。在这里，毛主席参观了契卡洛夫飞机工厂和制造枪炮的兵工厂。这两个厂都是国防工厂，平常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
午夜时分，毛主席、周总理到大戏院观看演出。热情的演员们几乎等了一夜，晚上演出结束后一直没有卸妆。毛主席到后，他们立即演出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断。苏方安排毛主席一行到大戏院不仅是看戏，而且也让客人们看看大戏院的建筑，这座大戏院前后用了20多年才建成。
当车队返回火车站时，主人又邀请毛主席参观车站的新型调度室。这时在调度室值班的是一位20多岁的姑娘。她的头饰、胸饰明光闪闪、灿烂异常，在强烈的灯光下，耀眼刺目，使人无法睁眼。毛主席走进屋子，女值班员立即热情地起身迎接，和毛主席握手，但未来得及谈话，毛主席就转身退出了房间。他低声对我说，光线太刺眼了。
莫斯科人常常说西伯利亚荒凉无比，只有狼。西伯利亚人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这里不仅有狼，更有年轻漂亮的姑娘。
22日，专列抵达克拉斯诺伯尔斯克城，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欢迎。毛泽东一行参观了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观看了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演出。其中有一组新编的歌曲，内容是赞颂斯大林、毛泽东和中苏友好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组节目是专门为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而赶排的。
23日，毛主席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
24日，毛主席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数小时，游览了市容，并参观了茶叶包装厂。当地负责干部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这家工厂的情况和生产程序，并再三说明该厂是完全依靠中国而存在的，因为它的原料——茶叶全部从中国进口，产品行销全苏。
当专列经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时，当地党政军领导登车看望毛主席，恭请中国客人进城憩息，促毛主席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们很失望。上乌金斯克原是中国领土，当地居民基本是蒙古族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毛主席不在此停留也许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25日，毛主席一行在赤塔停留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并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他们的舞蹈和歌唱都是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和伟大领袖的。由于赤塔可供参观的地方不多，中国贵宾们很快又登上列车，继续赶路了。
专列离开苏联边城赤塔后，大家再也没有休息。毛主席一直坐在餐室里眺望外景。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明媚。我和陈伯达坐在旁边陪着毛主席。由于无事可做，陈伯达开始说东道西，我也在一旁打趣助兴。毛主席不耐烦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呢？！这样，才打破了无聊的气氛，开辟了同他交谈的途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历史、文化、战争和自己的往事一直谈到今天新的世界。
列车到了边界终点站——奥特堡尔。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登上主席的车厢作最后话别。苏方陪同的其他人员把列车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州里车站，并帮助中方人员做完了换车、装车等全部工作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时，毛主席再三吩咐我们要把苏联同志招待好。
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各一辆吉斯小轿车。在满洲里换车时发现送给毛主席的那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水箱被冻裂了。
一进入国境内，毛主席就轻松了许多，我们也轻松了许多。毛主席、周总理在哈尔滨、长春稍事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在沈阳大和旅社住了几天。毛主席因身体疲劳，只开了一次干部会，也没有在市内参观游览。一天早饭后，毛主席说要出击走走，叶子龙立即要了三台车，毛主席站在旅社的门口等车，我劝主席回屋等候，以防着凉。其实是怕出意外。上汽车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是去看望苏联专家。可专家们大部分都去工作了，临时只找回少数几个。
到苏联专家住所后，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有解决。”
苏联专家们对东方人这种特有的机敏和幽默一时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头上的问题”是指思想和理论，“脚下的问题”是指实践和实际。
我向他们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
3月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的负责人的热烈迎接和慰劳。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3个月的时间，是毛主席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师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