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一百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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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战后考(3)

1990年美国打赢了波斯湾战争,日本的众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腾,香槟酒一瓶瓶开得像点爆竹那样脆响。美国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几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飞弹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摄影机;非常规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电晶体等许多重要零件,全数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NEC等公司供给。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国的高科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向来是又恨又怕,还心存几分感激。恨的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灭绝了24余万日本人的生命,终结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萝想;怕的是至今日本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庇荫下。感激的是,战后日本全套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却又保留了天皇。美国在恢复重建时也帮了大忙,早年很多技术人员都送去美国培训……

战后60年里,日本对美国大抵言听计从,美国一打仗,日本总是“哈依、哈依”地买单。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90亿日元,前年小布什要灭萨达姆,小泉说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没有钱,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有人说,日本人对哪怕是一个美国乞丐都会毕恭毕敬。但毕恭毕敬之中,日本又总想对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着天鹅绒的报复,泄之以让对方喝了黄连汤却又有苦难言的快意。1000年前,蕞尔小岛对大唐中国俯首帖耳的同时,不也始终阴鸷着一只眼?

日本人对于美国的这一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突出体现在长崎和平公园里的一个名为“和平”的雕塑上。该主体是个高达十几米,肩披斗篷、左手食指伸向碧天的人物,其发式与脸部的造型却不像日本人。导游要我注意,它有些像美国人。

这仿佛是山姆大叔在扪心自问,悔过自责:天呀天,当年我干嘛要在这里扔下原子弹?

又像是山姆大叔伫立于这座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向着世界举证:我的脚下是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成就遮掩战败罪责的或深或浅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战后拒绝历史反思、抹杀精神创伤的文化空间。

从武士道传统至今在日本社会沛然不竭来看,大和民族本是一个敢于承担罪责的民族。延至当代,“知死”之人仍层出不穷:1997年日本经济低迷,引咎自杀的人数大增,自杀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0-/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杀,为交通事故罹难数的两倍。到了2003年,自杀者高达37400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杀者为多,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在林林总总的非亲属集团内部,言必践行,事必尽善,职必尽心。一旦言不践行,事未尽善,职未尽心,轻者降职降薪,引咎辞去,重者则自裁自决,舍生赴死。茌日本,“忠”的思想,“义”的观念,浸透了整个社会,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重于个人生命,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准则,如同一个不见教堂寺院却同样庄严肃穆的宗教。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少有超出这利益取舍的“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理性区分,更遑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很长一段时间像打麻将一样得心应手的“落后”与“进步”、“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的政治鉴定。

旅行之中无耻辱(三)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在冲绳有一座知名的“姬百合之塔”,为着纪念“二战”中集体自杀的100名平民女子而建。每日前来的凭吊者络绎不绝,导游的介绍无比虔诚,人们亦像进入庄严的庙殿,不过是把一束束的鲜花当成了香火,又双手合十,眼睛微闭,默默地祈祷……

按中国人的看法,这100名女子为“不义”之战而死,形同炮灰,轻于鸿毛,没有什么值得敬拜的。可在多数日本人心里,“义”不“义”

战另说,就算是不“义”之战,但不管是什么人,十了多么不好的事,县要为日本与天皇“体面地一死”,他们就已经与人间的是非无碍,飘飘欲仙,上天成“神”,而成为后人祭拜的对象。

“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这个民族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300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这个民族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这即是说: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没有熟悉的旁观者也就没有了耻辱感,对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一当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残忍民族”的标签而拒不承认战争的罪过,不能不说也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尚会鹏着<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竞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余杰先生Ⅲ访日本时便有这样的经厉:“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Ⅲ白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白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白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白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像巾国人那样上千年来经卷压身,理学滞重,以后又意识形态满嘴,人人都是批判家,孩子也有一双火眼金睛,在一块薄地上偏要区分出“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草”来,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

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巾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