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一百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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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战后考(2)

就战争的参与者而言,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巾所分析的:“在十五年战争巾,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炯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还是这场战争最惨重的受害者。在德国公众心目巾,“二战”巾标志性的事件是纳粹屠杀600方欧洲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轰炸;在日本国民心巾,历史必须永远铭记的事件,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由京大屠杀。

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大抵上是基于此种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及后果的大量书籍与文艺作品,说的都是一场似乎没有来由、或是说是“被迫进行的”战争如何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而有来由的、或者说是“自己进行的”战争的声音,却尽可能将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于是,关于“受害者”的调查与彰显,可谓殚精竭虑,尽善尽美。

那场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共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作者都是中国人。但每本书上关于死亡者的数字都是模糊的,而且不一样。即使是从事日中友好的人士,不免也问中国人: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四两拨千斤之作。该馆分东西两区,中间为设有观景口的走廊,可以看到两边广场的林荫和纪念性雕塑。由东区一楼进口,参观到三楼,通过走廊抵西区的三楼,再回到一楼的出口,其浑然一体,渐人千秋,恰似乘坐在新干线上看风景。

当然,这不是在看风景。参观者的心境常常处于压抑之中,让人们压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详的论述和一串串的数字,而是细节。越是小的细节,倒越有可能触目惊心——

一块表面上泛黄色、满是水渍的怀表,指针永远地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8时15分;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眄瘦骨嶙峋的小马,不畏沧桑的剥蚀,仍顽强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唤着当年它的主人;还有一块花岗石,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一个银行职员正走过,他倏然人间蒸发,只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这块花岗石现在被称作“人影石”……

在中国的博物馆,如北京的抗战纪念馆、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多少此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展品呢?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参观该馆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它的形容来看,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到类似的战争悲剧。”

另一种反应,则是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白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战后初期,城里人对乡下人十分羡慕,谁家要是有个农村的亲戚,特别是能背回一袋土豆什么的食品,周围的邻居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

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十和几个饭团,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年月难忘的象征。1956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1951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糟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

1988年,日本石桥公司购买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1989年,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1990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旅行之中无耻辱(二)

1991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SEVENELEVEN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70%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5300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10年间,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式地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恰如当年的中国女人是一个符号,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人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伐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日本企业领袖常以生死来形容公司的科技开发,日立集团总经理在训话时说:“专利就是生或死!”由于极端重视专利技术,他要求研究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提出新专利的申请。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专利生产圉,每年要向世界各国提出35万张以上的专利申请书。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从1970年起,美国国防部开始要求在美日“国防合作指导”中加入要求包含研发成果的分享,1980年又建立“美日系统及科技论坛”,美国再度要求日本以“分担费用”的名义,提供科技转移,包括军民两用的科技,例如电子及无线电的产品。这意味着当年被麦克阿瑟将军漫不经心地称为“小个子的日本人”,当今已长成为可以和山姆大叔比肩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