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族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大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拼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的明军，奋勇抵抗，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自搏战。城上的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族左翼四旗及蒙古大军大战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十时）至酉（酉正十八时），炮鸣矢发，激战八小时，转战十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向袁崇焕，适逢旁边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的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遂移营出海子。
而明思宗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明思宗以“袁崇焕擅杀大将毛文龙，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罪名于崇祯三年八月磔（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袁崇焕卒年47岁。袁崇焕死后，明朝的边防越来越薄弱了。
（二）孙传庭死难
孙传庭，字伯雅，代州镇武卫（今山西代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卒于庄烈帝崇祯十六年，年仅51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天启中，由商丘知县入为吏部主事。魏忠贤乱政，乞归。崇祯九年（1636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擒斩流贼，累建大功。此时，以整齐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雄踞商洛（今陕西商州市、洛南县一带）之地，严重地威胁着明朝在陕西的统治，陕西巡抚甘学阔多次镇压失利，陕西士大夫请荐孙传庭督秦，孙传庭遂于崇祯九年三月巡抚陕西。孙传庭到任后，令副将罗尚文率明军进击商洛地的起义军，并诛杀了整齐王。不久，农民起义军又在关中地区展开斗争，孙传庭在陕西周至的黑水峪之战中镇压了起义军中势力最强的高迎祥部，并俘杀了闯王高迎祥。当陕西的起义军屡遭挫折之际，活动于河南的起义军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进兵渭南。孙传庭急忙联络河南明军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驻军队三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一万，年收税计银十五万两，米麦二万石。
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十二万，加派军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但是，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五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
孙传庭折中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起义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两千余人，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后，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十八骑兵突围而走。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乎都被镇压下去。
此时，只有河南起义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人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起义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起义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起义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起义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起义军，起义军余部被迫转移至内乡、淅川。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讬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夏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虑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书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肯轻易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第二次包围了开封。在这种形势下，明廷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再度起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帝亲临文御殿询问孙传庭有关镇压起义军的方略，并设宴款待，为他压惊，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
由于开封防守坚固，加上明援军的到来，李自成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果断地撤出了开封之围，并在以后的襄城之战中杀死了陕西总督汪乔年，孙传庭遂奉命赴陕西代行其职。孙传庭到任后，立即奉旨扣押了原抚剿总兵贺人龙，将其正法。为对付日益壮大的起义军，孙传庭日夜加紧整肃军务。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崇祯帝连催孙传庭火速出关入豫。孙传庭只得起兵驰援，于九月底进抵潼关。时恰逢大雨连下数十日，河水骤涨，李自成遂决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就在孙传庭的援军刚出潼关之时，李自成早已挥军南下，撤离了成为水乡泽国的开封，于是孙传庭便挥军直趋南阳。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西进，与孙传庭的陕西军交战，并在郏县大败明军。孙传庭率残部逃至巩县，由孟塬进入陕西。
崇祯十六年六月，被心急的皇帝催得没有办法的孙传庭，顿足长叹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事已至此，虽万千人，吾往也！”八月一日，他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十日，率所谓十万“大军”出潼关。临行，他与夫人诀别，孙夫人毅然道：“丈夫报国耳，毋忧我！”
孙传庭虽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多少还有点尽人事听天命的幻想。除了他手下的牛成虎、高杰、卢光祖等人外，他还征调了白广恩自新安来会，并命四川秦翼明出商、洛，河南陈永福出洛阳，左良玉部西上，共同夹击李自成。另外，他也有一张好牌，那就是李自成兵政府侍郎丘之陶暗通官军。此外，明军还装备了三万辆“火车”和大量先进火器，这也算是有利条件之一。
八月，孙军收复了没有多少兵力防守的洛阳，有人建议修复洛阳城墙，将其建为一个坚固的据点。孙传庭道：“我们不出关，犹为万全，今既出关，已无万全可言了！”颇有风萧水寒壮士不还的慷慨悲壮。九月八日，孙军进抵汝州，李自成部将，绰号四天王的李养纯投降，带来了重要情报：“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
孙传庭依照情报，迅速督大军攻克宝丰，擒杀李自成委派的州牧陈可新。然后袭占唐县，将俘获的李自成军家属全部杀掉，李自成军得到消息后，全军痛哭，斗志高涨。此后连日大雨，官军粮草不继，但在孙传庭的率领下，仍然攻破郏县，并与来援的李军万余精锐会战获胜，擒李军果毅将军谢君友，斫断李自成坐纛，几乎擒获其本人，李退往襄城。这一阶段，官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补给不畅、兵力单薄的劣势仍未能改变。九月中下旬，孙传庭的内线丘之陶事泄被杀，连情报也断线了。
九月十七日，留守汝州的明军部队因粮饷不继哗变，孙传庭被迫回军平定叛乱。李军乘势追击，双方主力会战于南阳附近。李自成军列阵五重，最外层是新降附的饥民，其次是步兵，再次是骑兵，再次是精锐骑兵，最内层是老营和家属。明军陷阵力战，攻破李军三层阵线，与李军精锐骑兵殊死拼杀，双方胶着不下。
饥饿的明军未能持久，阵型开始扰动。白广恩的火器营官兵大叫：“师败矣！”将火器车辆推倒，骑上牵引车辆的马匹逃跑。倾覆的车辆堵住了其他部队撤退的道路，李军以铁骑冲杀践踏，步兵则以白棓（一种粗大的木棍，易于新手掌握，不需要太多技巧，只要有蛮力气就可用）猛击，不少官兵被连盔带头一起敲碎。李自成的骑兵紧追不舍，一天内追杀了四百里地，直撵到孟津。明军死者四万余人，丧亡兵器辎重数十万。孙传庭的督师坐纛，也在逃跑中丢给李过的追骑。
明朝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就此覆亡了。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情报，就是源源不绝的后备兵员。
十月七日，李自成军大举进攻潼关，从间道绕到关后（大概就是黄巢当年走的“禁坑”），夹击明军。李过以缴获的孙传庭坐纛骗开潼关城门，大军蜂拥而入。
就这样，这座雄关又一次被攻破了。
孙传庭收拾溃逃的部下，向渭南撤退，在路上被李军追及，他和参军乔迁高跃马大呼，率残兵冲入敌阵中，奋战阵亡，连尸首都没能找到。这一年，孙传庭51岁。可崇祯却认为他大概是诈死潜逃了，没有给予赠荫。
让人心酸的是，最终以官方定论承认孙传庭在明季乱局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竟是他的敌对方清朝。
李自成随即于十月间攻破了西安。孙夫人张氏惧辱，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孙传庭年仅8岁的小公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孙家长子世瑞听说变故后，偷偷跑到西安，埋葬了孙夫人，找回了小弟弟。两兄弟相扶携还，一路之上，无论相识与否，见到他们的人都不禁为之泣下。
孙传庭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败身亡的二十五年间，由永城知县逐步升至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镇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不论是在“四正六隅”的联合围剿中，还是在“汛守要隘”的单独行动中，他都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