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一些人在讨论如何使国家走向强盛的时候，不是想着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而是想着如何依靠谋略来安邦定国，他们并不想着如何使国家有效地使用强大的实力来保障国家的安危，而是幻想着依靠巧妙的外交说辞就能够使国家享有崇高的盛名。这些人，脱离了国家的强大而谈论谋略，所以他们就是在空谈；回避如何有效地使用强大的实力而期求使国家享有崇高的盛名，所以他们就是在回避实际问题。
那些空喊口号要使国家走向强大的人，从来不去深入思考国家究竟要凭借什么走向强大，如果一个国家不懂得强大之道而只想着如何强大，那么这就和天方夜谭并没有什么两样了。
韩非子并非忽略了谋略的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崇尚和迷信谋略的态度及其做法，在韩非子的眼中谋略是可以发挥出重大作用的，但是衡量的标准则是实际作战效能而绝非逻辑上的完美或巧妙与否。尽管对实力与谋略各自的作用及其决定关系都有过论述，并且在实际的论述过程中韩非子更加倾向于认为实力更重要，然而韩非子评价实力与谋略这两种治国手段的标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刑赏分明，无论采用哪一种途径，只要说到做到并且确实发挥出了积极效果，就一定要奖赏，相反不论施展谋略还是依托实力只要不能发挥出实际效果就一定要进行惩罚。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
晋文公正准备率军与楚军作战，将舅犯召来问他说：“我将要率军和楚军作战，但是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办呢？” 舅犯回答说：“我听人说，讲究繁缛礼节的君子，不会觉得忠信太多；在战场上布阵作战，不会嫌欺诈的计策多。国君你还是使用欺诈的手段吧。”晋文公辞退了舅犯，紧接着将雍季召来问他说：“我将要率军和楚军作战，但是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办呢？”雍季回答说：“将树林焚烧以此来打猎，即使可以暂时猎获众多野兽，但是彼此以后必定再也没有野兽可以猎获了；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只能收取一时的使得，但是自此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晋文公说：“你说得非常好。于是，晋文公辞退了雍季，却用舅犯的谋略与楚军作战结果战胜了楚军。等到班师归来之后论功行赏，晋文公首先赏赐了雍季之后才赏赐舅犯。大臣们都说：“城濮之战之所以战胜敌人，应当归功于舅犯的谋略。国君你既然已经采纳了他的谋略而获胜却最后赏赐他，可以吗？”晋文公说：“你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由。舅犯的计谋，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雍季所献的谋略，则是符合盛世之利的。”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说：“晋文公称霸天下，本就应该如此！他既知道一时的权宜之计，又懂得符合万世的长远利益。”
也有人说，雍季的回答，并不契合晋文公的提问。凡是提问和回答，应当根据所提问题的大小缓急来作出相应的回答。所提的是很大的问题，而所回答的却是非常狭小的道理，这种做法是明君所不能接受的。现在晋文公所问的是“以少敌众”，但是雍季的回答却是“以后必定不会再上当了”，这就答非所问。此外晋文公其实也并不知道一时的权宜之计和符合万世的长远利益。战胜了敌国而取得胜利，而本国的安全才会得到保障、国君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保全，军队战胜敌人而变得强大了国君的威势就会树立起来，即使以后敌人不会再上当了，其所造成的害处也远远抵不过现在所获得的好处，这样还用得着去担心万世之利不会到来吗？与敌国作战却不能取得胜利，而国家就会面临危亡军队就会被削弱，国君因此而丧命同时其名声也就不存在了，想要躲避眼前的灾祸尚且来不及，还谈什么收获万世之利呢？要想收获万世之利，就在于今天战胜了敌人；今天要战胜敌人，就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的手段；欺诈敌人而取胜，这才是符合万世的长远利益呀。所以说，雍季的回答，并不契合晋文公的提问。况且晋文公并没有明白舅犯的话，舅犯所说的“不嫌欺诈多”的意思，并不是要欺诈民众，而是要欺诈敌国。而所谓的敌国，正是所要讨伐的国家，即使他们以后不会再上当受骗了，对本国又有什么损伤呢？但是晋文公却要首先赏赐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但是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战胜楚军，那正是因为采用了舅犯的谋略。难道是因为雍季的回答正确吗？但是雍季的回答却是“以后不会再上当受骗了”，如此答非所问并不是正确的回答。然而舅犯却不仅回答正确而且他的谋略在实际上也取得了成功。舅犯所说的“讲究繁缛礼节的君子，不会觉得忠信太多”。其中的忠，即是指要爱护下属，而其中的信，则是说不能欺骗自己的民众。既讲求爱护自己的下属同时又不欺骗自己的民众，还有什么回答能够比这种回答更正确呢？而他之所以说“要实施欺诈”，那正是针对行军打仗的具体需求呀。舅犯之前献出了正确的计策，之后他的计策在实践过程中又的确取得了重大功效，这样舅犯有双重功劳却最后行赏，雍季并没有一点儿功劳却首先被赏赐。却说“晋文公称霸天下，原本就应该如此？由此看来，孔子才是真正的不懂得正确行赏呢。
从这一反驳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在韩非子的眼中，只要欺诈的谋略的确对战胜敌人发挥出了实际上的重大作用，而进献这种欺诈谋略的人就应该得到奖赏，舍弃眼前的实际战场情势却谈论战争之后的不确定性做法，这就是不讲求实际作战效能的做法。
至于在城濮之战中楚国的战败，还有一种颇有市场的因果报应说法，那就是因为楚国在公元前641年与讲求仁义的宋襄公会盟时违反了不准带兵的约定埋伏士兵擒住了宋襄公，楚国原本就被认为是不讲礼仪和仁慈的蛮夷之邦，而这一次楚王对中原诸侯国的不仁之举则为其在日后的战败埋下了伏笔。这实在是一种张冠李戴和根本不相关联的逻辑，按照韩非子的话来说，眼前的战场失败会招致国家灭亡，但是为了仁义的名声却放弃促成眼前战胜敌人的做法而去思考用不仁之举战胜敌人之后的事情，这就难免杞人忧天和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