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三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起义。三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关于“三面红旗”：有人提出，报告中几个地方对“三面红旗”的提法不一致，如“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等等，可以统一用“完全正确的”。也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具体问题不好讲。还有人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甚至有人说，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有人提出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对“三面红旗”的了解问题。有人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如果说有分散主义，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边。要视各地具体情况决定，不要反到县以下去。
关于出现困难的原因：有人说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关于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有人说是对毛泽东的思想体会不深，对毛泽东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也有人婉转地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指示为何不能贯彻？为什么错误范围如此之广？还有人说，不是没有经验的问题，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
关于错误的责任，有人说，中央、地方的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不能服人。责任主要不在下边，而是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关于天灾“人祸”问题，也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人祸”是主要的，另一种认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
华东、华北还有不少人指出：十年指标太低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低，只有15％。信心怎么办？
毛泽东听了会议的各种反映之后，感到大家的意见很多，问题也很多，目前存在的分散主义仅是事物的表现形式，在分散主义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解决，反对分散主义就将大打折扣，就很难使全党干部同心、同德，共渡难关。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新决定：延长会期，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刘少奇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不久，又提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书记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修改。会议的主题由此变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3毛泽东、刘少奇“相得益彰”
自1月17日起，刘少奇每天下午主持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报告，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凡大会涉及的问题，起草委员会都进行了讨论。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刘少奇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个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他甚至说，不反对分散主义会使干部变坏，会产生修正主义。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当谈到“大跃进”这面红旗不好讲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缺了一面不好，还是讲“三面红旗”。同时又说，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陈云出主意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刘少奇后来对“三面红旗”的说法，显然是接受了陈云的意见。
对于十年计划指标，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对有些人认为指标低容易使人没有信心的说法，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情感。
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彭真提出毛泽东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泽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陈伯达向彭真发难，说彭真要把我们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叫毛泽东负责。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提醒说，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泽东负责。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
刘少奇主持会议，没有就此事发表意见，其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会上一些意见有些采纳了，有些没有采纳。如十年计划指标问题，不但没有提高，有些指标比原来的报告还降低了。
修改后的报告，1月24日送毛泽东审阅通过，1月25日又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1月27日，刘少奇一面将报告（书面报告）发给大会，一面就报告涉及的问题及大会提出的热点问题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即口头报告）。刘少奇的报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做出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判断和说明，为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他做的两个“三七开”的判断，即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究竟是连续三年（1959-1961）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哪一个是主要原因？成绩和缺点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会上议论纷纷，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七千名干部期待着中央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或者说希望中央讲真话，向同志们交心。在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做出判断的情况下，刘少奇根据他调查研究的情况，及对两个问题的反思，对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应该根据各个地方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地方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此外，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各个省委、地委、县委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判断，一年不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都可以再判断。刘少奇的讲话，为各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实质上各地均可以把自己划在特殊地区，得出“人祸”是主要原因的结论。所以刘少奇提出的这个“三七开”，在与会同志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同志反映说到了大家的心里，这正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大家被中央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鼓舞，感觉跟着党走还是大有奔头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无疑是敲了警钟。
第二，关于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会上的议论也是相当多的，大会十分关注中央的声音。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除了谈到没有经验之外，重点强调了党在主观上的原因。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实事求是的讲话，深受与会同志的欢迎，他们认为回答了大家心中的疑问。
第三，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则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刘少奇的讲话虽然谈到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但对“三面红旗”没有做明确的定论，提出要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联系他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谈到的话，最难说的是“三面红旗”，显然对“三面红旗”是有看法的。
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刘少奇逐渐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模式，转而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表现出这种探索的继续。也正由于刘少奇在大会上对“三面红旗”表现出来的保留态度，客观上为会后人们试行包产到户开了绿灯，也为日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和实践上的经验。
在谈过了刘少奇对大会的贡献之后，考察整个大会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表现了在复杂的局势下，能够驾驭全局，走向胜利的战略家气派。
首先，适时改变了大会的主题，将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通过贯彻“三不主义”，放手总结经验，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达到解决分散主义的目的。
这种会议的开法，在中共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也是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毛泽东进行了口头的解答和说明，“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总结历史经验，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又采取了全党大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可以说这也是毛泽东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当然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在当时人们疑问很多、怨气很大、思想很乱的情况下，作为党的第一号人物放手让人讲话，总是一个英明之举。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李富春(左1)、李先念(左2)、乌兰夫(左3)在一起。事实也说明，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之前及会上表现出的民主作风，进一步解除了人们相当一段时期存在的思想顾虑，解放了中央领导同志及全党同志的思想。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都觉得放开了手脚，以前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敢做了。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的决策，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邓子恢等倡导的包产到户等，都是与毛泽东在大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分不开的。其次，在大会提出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会上确实有不小的抵触情绪，比如彭真、王任重、柯庆施、陶铸等都有不同意见。王任重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但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有的县委书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种不正常的心里，好像给蛇咬了一口，见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凉，关照群众多了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所以人们普遍提意见，反分散主义不要反到县以下。后来刘少奇接受了这个意见。刘少奇在修改他的报告时说：反对分散主义问题，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大会上反对分散主义是不对的，是应该反对的；但在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将它突出起来作为主要矛盾来反，地方的同志就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毛泽东在大会上以总结经验为主，这着棋是很高明的，他不但反对了分散主义，而且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调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性。为后人处理复杂事务，树立了典范。
第二，毛泽东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入手，来纠正调整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几年来由于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使在七千人大会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民主生活不健全，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不理顺，将成为纠正过去错误的重要阻力之一。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错误就缺乏起码的基础。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1月29日，他再一次做出了延长会期的决定，提议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解决上下通气，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让地县两级干部给省委、中央各部委提意见。1月30日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话，中心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在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讲了两个对于发扬民主非常关键的问题。一是提出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界限是：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也不要处罚。二是对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此外，对压制群众、不让群众讲话的专断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两个问题都是埋在同志们心中已久，十分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和1月29日的号召，因此受到了地县两级干部的热烈欢迎，使会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即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不少同志反映，他们出席大会是准备来检讨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如释重负，去掉了怕讲真话挨整的思想顾虑，表示要开好“出气会”，搞好上下通气工作。结果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毛泽东，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大区书记、省委书记纷纷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动人景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