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60个你所不知道的《镜花缘》之谜:玩·镜花
23835600000045

第45章 技艺索考(2)

二、细说《镜花缘》中的音韵学

在今日音韵史研究者的眼里,李汝珍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比起干嘉学者的”古音学”,自然不值一提,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对李氏”陋学”还予以痛诋,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根本没有提及《李氏音鉴》。但是,《李氏音鉴》的最大特点是考虑到今音,更具实用性,所以胡适对李汝珍的勇于变古给予相当不错的评价(《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际上,对当时的普通读者而言,最容易接受的也许就是李汝珍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的音韵学普及教育吧。所以《李氏音鉴》在当时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嘉庆十年(公元一八○五年)刊行后,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木樨山房重刊,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扫叶山房重刊。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镜花缘》的广告宣传,一本纯学术著作是很难这样畅销的。

第三十一回唐敖一行到了歧舌国,想学歧舌国的音韵学,但歧舌国有严令不准音韵学外传,他们始终没能学到。唐敖等人费尽心机,终于有了机会。原来,歧舌国的王子上山打猎,从马上摔下,气息奄奄。多九公为王子疗伤,居然使王子转危为安。国王感谢至极,赠送白银千两,并杀鸡宰羊,大摆宴席,答谢外来的医生。多九公乘机提出要求赠音韵书一部,国王立刻声称宁送银两,绝不传授。恰在此时,国王的两位妃子患了怪病,多九公又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为其中的一位治好了先兆流产,为另一位治好了乳腺炎。国王不便再推辞,只得答应了多九公的要求。他郑重其事地召集全体大臣,会议开了三天三夜,才制定出一个稳妥的方案。他们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若干字母,牢牢封固,交给多九公,再三叮嘱:”切勿再传别人,等回到贵国以后,再拆开看,文字虽然不多,音韵学的精华都包括在里面了,细细揣摩,一定能掌握它的奥妙。”

唐敖、多九公喜出望外,离开歧舌国后迫不急待地把纸条打开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纸上竖行写了三十三个字,横行写了二十二个字,竖行是”昌、茫、秧、羌、商、枪、良、囊、杭、方、姜、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帮、冈、臧、厢”等字,横行的最后有”张、真、中、珠、招、斋、知、遮、毡、专、鸥、婀、鸦、逶、均、莺、帆、窝、洼、歪、汪”等字。竖行和横行交错的地方都画上了圈。几个人翻来覆去地读,持续了两天两夜,才把这张图烂熟于胸。原来竖行的三十三个字代表”洪、细”两类声母,横行的二十二个字代表韵母,用声母代表字和韵母字代表相拼,任何字的音都能随口而出。

唐敖等人从歧舌国费九牛二虎之力弄来的字母表,在一般人看来似是”天书”,但对于有着汉语拼音基本训练的今人来说却并不复杂。纵列三十三个汉字,实际上是李汝珍所总结出来的三十三个声母,只不过都与”ang”相拼,用汉字表示而已(有无法相拼的则用二字代替,如”梯秧”、”批秧”之类)。这三十三个声母,《李氏音鉴·凡例》中用一首《行香子》巧妙地进行概括:

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鸥鸟盘旋。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

与今天常见的声母表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李汝珍在声母表中区别”粗音”、”细音”。所谓”粗音”,即韵母为开口、合口者;”细音”则是韵母为齐齿、撮口者。之所以音分粗细,意在兼表南北方音(这显然与李汝珍生于北方、长于南方的生平有关),这一点李汝珍说得很明白:”此编悉以南北方音兼列,惟素喻南北音者,观之始能了然,否则必谓字母及同母(字母、同母,即当时对声母、韵母的叫法,略有区别的是,现在归于韵母的前韵母部分即”四呼”当时属于声母)俱多重复矣。”倘若把粗细音合并,李汝珍的三十三个声母便变成十九个声母:

博、便(b)盘、飘(p)满、眠(m)粉(f)

对、蝶(d)陶、天(t)嫩、鸟(n)峦、涟(l)

醉、酒(”精”母)翠、清(”清”母)松、仙(”心”母)

中(zh)春(ch)水(sh)然(r)鸥、尧(零声母)

个、惊(”见”母)空、溪(”溪”母)红、翱(”匣”母)

可以看到,除了时代变化所造成语音的差异外,李汝珍所列三十三声母的特点就在于区分粗细音。知道了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歧舌国的字母表中为什么有用两个字表现一个字母的,如”梯秧”、”批秧”之类,实际上就是齐齿音,是相对于”汤”、”滂”两个开口音来说的。在今天看来,这些属于韵母的区别用声母去区分显然并不合适,也难怪劳乃宣对李汝珍的音韵学成就不以为然了。(对李汝珍《李氏音鉴》的评述参见李新魁等着《韵学古籍述要》该条。)

明白了字母表纵行的声母,横行的韵母就很好理解,无须絮说。

李汝珍将他的音韵学研究成果放在小说中加以表现,最特出的有两点。首先,作者假托歧舌这样一个善于辨音的国家,来神秘化他的音韵学发现。

在歧舌国,韵学是国家头等机密,厚掩深藏,生怕别人学去。其理由是”国王因近日本处文风不及邻国,其能与邻邦并驾齐驱者,全仗音韵之学,就如周饶国能为机巧,以飞车为不传之秘,都是一意。他恐邻国再把音韵学去,更难出人头地,因此禁止国人,毋许私相传授。”因为”韵学究属文艺之道,倘国人希图钱财,私授于人,又不好重治其罪”,所以歧舌国王为了将这条禁令付诸实施,定下一条奇特的法律:”如将音韵传入邻邦,无论臣民,其无妻室者,终身不准娶妻;其有妻室者,立时使之离异;此后如再冒犯,立即阉割。”这条带有调侃味道的法律也真管用,足智多谋的多九公就是没有办法弄到歧舌国音韵学的秘密,最后还是靠治好世子与王妃的病,才从国王处换来歧舌国的”不传之秘”。

在这里,李汝珍想得很周到,因为这条法律决定了只能从国王那儿找突破口,这条谁也不愿意去违抗的法律,只有制定者∣∣国王才可能去触犯。法律不限制其制定者,在当时乃是必然的事情。尽管对歧舌国韵学这等神神秘秘的描写,明显带有游戏笔墨的味道,但也可看出作者对他那个字母表的重视和自得。

第二点,书中详细地描写唐敖等人从摸索到领悟歧舌国韵学秘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给读者怎样去学习音韵,那就是熟能生巧。有趣的是,当时船上参与学习音韵的五人中,唐敖、多九公的学问明显胜于枝兰音、林婉如、林之洋三人,但在领悟字母表的问题上,却远远落后于他们三人。其中枝兰音仅仅”读过几年书,并未学过音韵”,却最先明白将不同的声母与不同的韵母相拼。平时显得最无知的林之洋,因为”把这十一字(即头十一个韵母)高声朗诵,如念咒一般,足足读了一夜”,结果也能明白”空谷传声”的道理。作者意在表明,韵学尽管深奥,但只要善于体味,平常人也可掌握,这就给对韵学望而生畏的人提高了信心。

像李汝珍这样用小说详细地解说,不厌其烦地普及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恐怕在白话小说中也只有《镜花缘》一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