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2世纪，很多迹象都显示出欧洲在知识层面上又有了新的活力和勇气，人们开始着手研究希腊早期的科学和理性的探究，还产生了继续意大利人卢克莱修那种沉思的想法。这种理性复兴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构成这次复兴的重要前提有：十字军东征以后安宁和舒适的生活，对局部征战的管制和多次远征对人们思想的刺激。贸易往来日渐频繁，城市中昔日的安逸和悠闲得到恢复，教会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在平民中有了普及。
13世纪和14世纪，成了那些重获独立权，或准独立的城市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些国家有伦敦、威尼斯、安特卫昔、汉堡、维斯比、纽伦堡、巴黎、以及诺夫哥罗、卑尔根、布鲁日等。这些城市都是具有很多旅行者的贸易城市，人们在那儿旅游、讨论、交易和思考。人们对教皇与王侯之间的争夺、迫害教徒的野蛮行为都极为痛斥，市民开始怀疑教会的权威，并对一些基本事实提出了质疑和探讨。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阿拉伯人是怎样让欧洲人重新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着作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又是怎样让阿拉伯科学和哲学在顽固欧洲人头脑中产生作用的。然而，犹太人激起了人们的反思，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对教皇的权威提出了质疑。另外，得到广泛传播的还有冶金术士那种神秘、令人着迷的研究，这也激发了人们去从事那些隐秘、细微、富有成效实验科学的研究。
此时，不仅那些独立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了精神上的觉醒，就连普通人的思想也萌发了觉醒的念头。尽管有传教士的宗教迫害，但是基督教教义无论传到哪里，都能引起人们精神上的狂热，它在正直的上帝和个人良知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样，如果需要，人们就有勇气对高级教士、宗教信条以及王侯做出一番自己的见解。
11世纪，欧洲再次开展关于哲学的讨论。许多优秀和发展迅速的大学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和其他中心城市出现了。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复兴，对某些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并进行相应的讨论，这为即将到来的澄清思想的科学时代奠定了基础。罗杰·培根（约1210-1293年）是牛津大学方济各派的修士，人们称他为实验科学之父。在人类历史上他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他的着作对那些无知的人和无知行为予以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当时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大胆做法，即提出时代的无知。当今，人们有了言论自由，既可以说这个世界庄严，又可以说这个世界愚蠢，可以说世界上的所有方法都太过笨拙、幼稚，还可以说一切教条都是天真的假设，这些做法都不会带来杀身之祸。然而，在中世纪生活的人们，但凡没有被屠杀，没有被饿死，没有死于瘟疫的人，都会虔诚地坚信自己的信仰是十全十美的，并且对批判他们信仰的人表示出极度的憎恨。罗杰·培根的着作犹如一道划过黑暗深渊的闪电，对当时的种种无知给予强烈的抨击，还对人类知识的增加提出了启示。当他提出必须要有积累知识的意识，提出必须进行科学实验的主张时，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精神。罗杰·培根反复倡导的主题就是“实验，再实验”。
而即便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罗杰·培根也曾经顶撞过。他顶撞的原因是人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却是在家中钻研亚里士多德着作的极拙劣的拉丁文译本——当时唯一能找到的这位大师的作品。他用措辞激烈的笔调写道：
“如果我有权利，那我就会烧毁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不堪的书籍，因为读这些书只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产生荒谬的结论和增加无知。”倘若亚里士多德可以回到人间，发现人们是崇拜而不是阅读他的文章，并且像罗杰·培根所指出的那样，是通过最不可靠的译文，也许亚里士多德也会对罗杰·培根的这种说法表示赞成。
罗杰·培根不想遭到禁毁或更坏的事情发生，只能在表面上和正统保持一致，多多少少地把自己的真意藏了起来，可他在着作中始终向人类呼吁这样一件事：
“清醒地看看这个世界吧，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控制了。”他总结出无知的四大来源，并予以抨击：对权威的过分尊崇、墨守成规、百姓的无知、人类虚伪傲慢、不肯受教育的劣根性，这些行为都必须抛弃。如果克服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充满力量的世界——“也许会出现一种不需要划手的航海机器，一个人驾驶就能在海洋中航行，并且与挤满了划手的船相比，这种新的航行机器航行速度更快、更便捷。此外，人们也可以研制出不用畜力拉动，而由不可估量的动力来开动的车子，就像古人在作战时用的上面装有镰刀的战车。还可能出现在天空中飞行的机器，一个人在飞翔机器中控制着某个机关，人工的翅膀就会在天空中高高地飞起，像飞鸟的翅膀一样来去自如。”
虽然罗杰·培根是这么写的，但是人们直到三个世纪以后才开始真正去进行某种系统的尝试，去探索和开启那些在人类纷繁事务下掩藏的巨大能量和利益——他早就对这些有了清晰的认识。
阿拉伯人带给基督教的不仅是大量的哲学家和冶金术士带来的激励精神，还给他们带来了造纸的方法。可以说，让欧洲理性复活的前提条件是纸的广泛使用。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纸张了。后来，阿拉伯人学会他们的造纸技术。
自9世纪以来，阿拉伯人纸写的手稿至今仍保留着。造纸术通过希腊，或是基督教徒收复西班牙时夺得了摩尔人的造纸作坊而传入了基督教国家。然而，在西班牙基督教徒的管制下，纸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是纸的质量下降了。欧洲的基督教界直到13世纪末期才制造出质量较好的纸。后来意大利的造纸技术越来越好。
14世纪的时候，造纸技术传到德意志。到了14世纪末期，由于纸的高质量和低价格，使印刷书籍演变成一种职业。印刷术得到了发展。此后，人类的知识生活进展到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时期。知识成了可以传播给大众的滚滚洪流，而不再是从一个头脑流入另一个头脑的涓涓细流了。
印刷术得以广泛传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圣经》书籍在世界上的大量普及，其二学校的教科书便宜了。知识由于大量书籍的出现而得以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数量上，书籍不仅增多了，而且书籍内容的质量也有所提高，阅读起来更清楚也更容易了。读者不用在为那些模糊难辨字迹的含义花费太多的时间了，完全可以畅通无阻地一边阅读一边思考。阅读越来越方便，读者也越来越多，书籍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不再是华丽的装饰品，也不再只是学者的珍藏品了。学者开始为普通人写书了。在语言上，已经改用普通语言了，而不再使用拉丁文了。
14世纪，是欧洲文学的萌芽时期。
到目前为止，对欧洲的复兴，我们只提到了阿拉伯人所做的贡献。
现在，让我们看看蒙古人的远征对欧洲有什么样的影响。蒙古人使欧洲人在地理方面有了启发。西欧和亚洲一度都在大汗的统治下，人们能公开来往，道路通畅，各国的使节来到喀喇昆仑的宫廷探讨知识。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夙怨所造成的亚欧之间的屏障降低了。罗马教廷的思想灌输到蒙古人的头脑，让他们有一种想要皈依基督教的想法。原始的萨满教是当时蒙古人唯一的宗教。一时间，印度的佛教僧人，中国的技工，阿拉伯官员，教皇的使者，意大利、巴黎、拜占庭以及亚美尼亚的商人，波斯和印度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都在蒙古人的宫廷中汇集到一起。在历史上，我们很少知道蒙古人对学问的好奇和探索，听到最多的却是他们的战争和杀戮。身为知识和方法传播者的蒙古人给世界带了巨大的影响。从成吉思汗与忽必烈那模糊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格上可以看出，最起码他们和浮华自负的亚历山大大帝，或政治幽灵的招魂者、精力充沛而又不识多少文字的神学家查理曼大帝一样，他们身为君主都有着极高的悟性和富有创造力。
许多异国人士从四面八方来到蒙古宫廷，其中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后来，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
1272年左右，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叔抵达中国。两位长者在此前曾经达到过中国，大汗对他们的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拉丁人”。随后，大汗请他们返回欧洲，邀请富有知识的人和老师来到中国，向他介绍基督教，讲述那些他十分好奇心的欧洲物品。
这次带着马可的谒见，他们是第二次见到大汗。
他们上次是取道克里米亚，而这次是取道巴勒斯坦。他们带着大汗的金牌和其他证物，这多多少少给他们的旅行带来了方便。因为大汗说想得到一些耶路撒冷城市中的灯油，所以他们就先来到耶路撒冷，随后取道西里西亚抵达亚美尼亚。但当时的埃及苏丹正在向伊尔汗国进犯，他们只得向北走了很远的路。他们又从亚美尼亚，经过美索不达米亚来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当时他们好像准备走海路。他们在霍尔木兹碰到了一些印度商人。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并没有坐船走海路，而是向北走，穿过波斯沙漠，进入巴尔克，又越过帕米尔，抵达喀什噶尔，后来经过和田，穿过罗布泊，到了黄河流域，最后抵达北京。
在北京，大汗准备了宴席热情地招待他们。
因为马可·波罗聪颖灵慧，十分精通鞑靼语，所以深得大汗的欢心。
他被授予官职，多次被派遣前往中国的西南部。他讲述着这个繁荣安宁的国度的事情，“路上有豪华的旅店供旅客居住，优美的葡萄园，花园和田野，佛教僧人的众多神庙，连绵不断的市镇，以及很多精美的塔夫绸和织锦”等。一开始，这些描写使欧洲人产生了怀疑，接着就使欧洲人产生了想象力。他还提及到了缅甸，提及到缅甸用几百头大象组成特殊军队，谈到这种特殊的军队又是如何被蒙古弓箭手击败的，介绍了勃固被蒙古人征服的事情。他还谈到了日本，但他谈到的日本的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有所夸张。马可曾作为宣慰使管制扬州城达三年的时间。对中国人而言，与其说他是个外国人，不如说他是个鞑靼人。在很大程度上，他还曾被派遣去过印度。中国历史有过这样的记载：
1277年，一名叫波罗的人当过中书省的官，这是对波罗故事的真实性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证明。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欧洲人有了更强的想象力。
15世纪，欧洲传奇小说中出现了这些名称：契丹（中国北方）和汗八里（北京）等，这些名称都是马可·波罗故事里的名称。
两个世纪以后，有一个热那亚水手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非常喜欢《马可·波罗游记》，并相信向西航行环游世界抵达中国是个很好的主意。在塞维利亚，有一本哥伦布做了旁注的《马可·波罗游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产生这个念头的原因很多。首先，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一直是一个与东西两个世界接壤的贸易中心，热那亚人能在那里进行贸易活动。但“拉丁”威尼斯人是热那亚人最大的竞争者，他们与土耳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希腊人。
当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后，他们就以非常不友善的方式对待热那亚商人。随后，被人遗忘已久的地圆说再次出现人们的头脑中。人们认为一直向西航行一定可以抵达中国。而这一念头得到了两件事的协助：
第一，已经发明出航海指南针，人们不必在夜晚中探寻方向，也不用靠星星来决定正确的路线；第二，塔罗尼亚人、诺曼人、葡萄牙人以及卡热那亚人都曾远渡大西洋，抵达马德拉群岛、速尔群岛和卡那利群岛。
哥伦布克服了种种苦难终于获得了把自己愿望付诸实践的船只。
他游说欧洲各国王室，并在不久脱离摩尔人控制的格林纳达获得了裴迪南和伊萨贝拉的资助，他建造出三艘船，向未知的海洋中前进。航行了两个月零九天，他自认为已经到达了印度，并登上了岸，可这却是一个新的大陆。此前，旧大陆的人们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哥伦布回到了西班牙，不仅带回了棉花、珍禽异兽、黄金，还带来了两个打算受洗礼的目光炯炯的印第安人。由于哥伦布至死都坚信他发现的大陆是印度，所以这两个人被称为印第安人。人们在几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全新的美洲新大陆是世界的另一个部分。
哥伦布的成功，对海外事业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葡萄牙人于1497年绕非洲来到到印度，葡萄牙船只在1515年抵达了爪哇岛；受雇于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海员麦哲伦在1519年率领五艘船只，由塞维利亚开始，一直向西航行。其中一艘“维多利亚”号在1522年回到塞维利亚。首次绕着地球环行一周的正是这条船。出发的时候有280人，但只有31人活着回来。而在菲律宾群岛上，麦哲伦被当地人杀死。
各种新的发现突然一下子都涌入了欧洲人的头脑中，如纸张印刷书籍的出现、环游世界的实现、陌生的大陆、新奇的动植物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经典的古希腊着作在尘封已久之后，又被世人重新印刷和探究，使人们的思想带上了柏拉图的梦想以及共和时代尊严与自由的色彩。罗马统治时期，西方人第一次有了法律和秩序的意识，后来，经过拉丁教会的影响，这些意识又恢复起来。然而，在天主教和罗马异教的统治下，创新和求知往往从属于宗教组织并受其制约。现在，拉丁思想的支配已经画上了句号。
13世纪一直到16世纪，由于受到闪米特人、蒙古人的影响，在加上重现发现希腊的经典着作，欧洲的雅利安人终于打破了拉丁传统，再次复兴，成为领导者，引领人类科学和物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