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查理曼曾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有过书信来往，哈里发即《天方夜谭》里的诃伦·阿尔·拉西德。据记载，诃伦·阿尔·拉西德从巴格达（已代替大马士革成为穆斯林的都城）派出使节奔赴罗马，并给查理曼送去了这几样东西：一座水钟、一头大象、一顶华丽的帐篷以及圣城的几把钥匙。这最后一个礼物别有深意，它十分巧妙地起到了挑拨东罗马帝国和新兴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关系的作用，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护，两国之间展开了一番斗争。
这些礼物使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9世纪，当欧洲各国还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文明程度远胜于欧洲的繁荣富足的阿拉伯帝国。在那里，艺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科学和文学领域也高度繁荣，人们的精神非常活跃，这些都没有被任何迷信和恐惧所玷污。虽然由撒拉逊人统治的西班牙和北非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但那里的学术活动仍蓬勃发展。在欧洲几个世纪的黑暗岁月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阅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他们并没有抛弃那些被别人遗弃的哲学和科学的种子，而是顽强地守护着这知识的种子。
有很多土耳其部落居住在哈里发统治区域的东北部，他们似乎都是伊斯兰教徒，与那些对学问热衷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比起来，他们的信仰更加淳朴和狂热。到了10世纪，阿拉伯人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国力也逐渐衰落，而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犹如14世纪以前的米堤亚人和巴比伦末代帝国之间的关系，土耳其人和哈里发帝国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塞尔柱土耳其人于11世纪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名义上确立哈里发为君主，其实却是将他变成自己的傀儡和俘虏；他们征服了亚美尼亚，打击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残余势力；1071年，墨拉斯格德战役开始了，最终，他们彻底毁掉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统治；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的尼西亚要塞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做了各种准备，一心只想攻打这座城市。
面对强劲而凶悍的敌人，拜占庭帝国皇帝迈克尔七世被吓得束手无措。在与诺曼人的战争中，他失去了拉索，还与渡过多瑙河强行入侵的土耳其佩彻涅格人有过激烈的交锋。身陷绝境的他到处寻求帮助。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他并没有向西方的皇帝寻求支援，而是给拉丁基督教的首领、罗马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写了一封求援信。他的继位者阿历克修斯·科穆宁向教皇乌尔班二世写的求援信就更为急迫了。
这是拉丁和希腊教会发生决裂后25年之内的事。此时，人们还很清晰地记得以往的那些争执。所以对教皇来说，拜占庭的灾难，正好使罗马教皇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以此来证明拉丁教会的地位远比希腊教会要高很多。同时，也给了教皇一个去处理另外两个使西方基督教界非常紧迫问题的机会：首先是日渐猖獗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私斗”风气；其次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北方人，特别是诺曼人和法兰克人，有着过剩的战斗力，必须为其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十字军远征便开始了（1095年），这是一场针对耶路撒冷的土耳其占领者的宗教战争。此外，教会还号召教徒结束基督教内部的一切战争。
战争发动者们公开宣称，一定要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这就是这次战争的目的。据说，有一个叫彼得的隐士，走遍德国和法国，用民主游说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他身着粗布衣服，光着脚，他的驴子驮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在教堂、街头以及每一个角落宣扬自己的长篇大论。他对土耳其人向基督教朝拜者的残忍行径表示斥责，并声称只有基督教徒才有资格掌管圣城，否则就是耻辱。基督教几个世纪传教的结果，激发了一种强大的反应，一股强大的狂热浪潮，席卷了西方整个基督教世界。
此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仅仅一个单纯的观念就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这种新现象，无论是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或印度的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过，就算有过类似的现象，也都是规模很小的运动，如犹太人在巴比伦人的囚禁中，重获自由后的行为，后来的伊斯兰教徒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当然，这种运动与传教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新精神是有着紧密关联的。耶稣和他的门徒，希伯来的先知们、摩尼以及穆罕默德都是人们灵魂的劝勉者，他们使人的良心直接面对上帝的关照。事实上，在此之前，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科学，是一种迷信，并不能打动人心。古代的宗教在神庙里举行各种活动，对神秘的祭祀有着极大的依赖性，通过恐怖把人像奴隶一样控制起来，但新的宗教却不同，它使人成为自己。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平民暴动。也许，称这次暴动为近代民主的诞生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可的确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近代的民主。此后不久，我们看到民主的意识再次兴起，它对各种社会和宗教问题产生了冲击。
然而，这毕竟是第一次民主运动，它的结果自然是可悲可叹的。
很多普通市民——他们都是平民而不能算是军队，他们等不及统帅和武器装备的到来，为了使圣城脱离困境，便从莱茵兰、法国以及中欧地区向东进发了。这就是“人民十字军东征”。两大队人马闯入匈牙利，他们以为马扎尔人是异教徒，就杀害马扎尔人，而事实上，马扎尔人不久前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后来，自己也遭到了屠杀。在莱茵兰，第三队人也同样糊里糊涂地屠杀犹太人，之后向东前进，结果在匈牙利吃了大亏。隐士彼得的两支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遭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屠杀。就这样，欧洲第一次人民运动的十字军远征结束了。
第二年（1097年），真正的战斗部队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诺曼人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和主力，他们占领了尼西亚。于是，沿着亚历山大在14世纪以前的前进路线出发，向安提俄克进军，一年后，才攻陷了安提俄克。他们于1099年6月攻击耶路撒冷。一个月以后，他们的攻击更加猛烈，屠杀场面惨绝人寰，到处都是血迹，甚至骑马经过都会被溅得浑身是血。
7月15日黄昏，十字军势不可挡地杀进了圣城教堂，把一切抵抗力量都消灭了。这些人都血迹斑斑，疲惫至极，他们高兴得哭了起来，跪下来虔诚地祈祷。
不久，希腊人和拉丁人的矛盾冲突又开始变得尖锐了。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仆从，耶路撒冷的希腊大主教认为，宁可被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被骄奢的拉丁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实际上是处在土耳其人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与双方作战。结果，拜占庭帝国夺回了小亚细亚的大片土地，拉丁诸侯只剩下了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一些小国，成为拉丁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缓冲地带，而最主要的城市是叙利亚的埃德萨。然而，还是没能保住这些小国。穆斯林于1144年占领了埃德萨。后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又开始了，但这次东征是毫无意义的，并没有夺回失去的领地，但安提俄克得以免于同样的命运。1169年，埃及的统治权落在了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的手中。他重新召集起伊斯兰士兵，一场反对基督教徒的战争开始了，公元1187年，他夺回了耶路撒冷，这也使十字军发动了第三次远征，然而，这次远征并没有重获耶路撒冷。
1202-1204年间，开展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拉丁教会不再找借口和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是公开挑战希腊帝国。东征军从威尼斯出发，1204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在这次远征中，有一个城市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即威尼斯这个崛起中的贸易城市。因此拜占庭帝国的很多岛屿和海岸都被纳入威尼斯的领土中。在君士坦丁堡，一个“拉丁人”（佛朗德勒的鲍德温）被推选为皇帝，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又一次统一起来。这样，从1204年开始，拉丁裔皇帝就统治着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希腊人从罗马人的手中夺回自由为止。
倘若说10世纪是北欧人的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处于优势地位的世纪是11世纪，那么教皇统治登峰造极的世纪就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初期。统一的基督教界在教皇的领导下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
几个世纪间，一种淳朴的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广大地区传播。但罗马经历的却是黑暗和耻辱。或许没有哪个作家愿意为10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与约翰十二世辩解，因为他们真的很令人憎恨。但是，拉丁基督教教徒们的身心仍然保持着淳朴和认真，普通的修女和牧师大多都在规范和虔诚的生活中度过，这种对于生活的无限信心正是教会的力量所在。格雷哥里大教皇，即格雷哥里一世（590-604年），利奥三世，即替查理曼戴上皇冠的那一位，他们都是历史上的伟大的教皇。
11世纪的末期，有伟大的政治家、圣职者希尔德布兰德，即教皇格雷哥里七世（1073-1085年）。继他而起的是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的乌尔班二世（1087-1099年）。使教皇控制皇帝的方式达到权威极盛期的是后两位。这期间，无论是从挪威到西西里和耶路撒冷，还是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都是教皇。1176年的威尼斯，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曾经来到威尼斯，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跪着，并宣誓永远对他效忠。亨利四世皇帝曾经在格雷哥里七世的逼迫下到卡诺萨请罪，并让亨利四世穿着麻衣，光着脚，在乡间城堡庭院的雪地里恭候了三天。
11世纪初，教会的伟大力量来自人们的良知和意志，然而，教会却没能维持力量的前提——道德威望。因此，教皇的权力到14世纪初期已经不复存在了。使普通百姓对基督教的信任明显减弱，让百姓不会再听从它的召唤，行使它的旨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教会贪敛财富是第一个原因。教会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一些没有子女的老人就交出自己的土地，作为遗产赠给教会；而那些有罪的人为了悔过，也经常这样做。于是，欧洲土地的四分之一都成了教会的财产。教会的胃口越来越大，对财产的贪欲是没有尽头的。
13世纪的时候，就流传了这样的说法：神父、牧师都是猎取金钱和遗产的贪财小人。
对于这种财产转让，国王和王侯都感到极度的厌恶，他们发现，那些维持着军事力量的封建领土都分给了修道士和修女。但实际上，这些土地还由外国人支配着。关于王侯与教皇之间的圣职任命权的争执，即争论应该由谁来任命主教这个问题，早在格雷哥里七世之前就发生过了。倘若教皇掌控着任命权，那么国王不单单是失去了对臣民的威信，更失去了支配大部分领地的权力。此外，教徒们享有免税权，他们只需向罗马交税。除了这样，教会还拥有一项权利，即向平民征纳十分之一的税收，这是平民向王侯交税之外的税收。
在11世纪的时候，似乎所有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有着同样一种情况，为了夺取圣职任命权，教皇和君主间发生了争执，但最后取得胜利的往往都是教皇。教皇宣布他有权解除臣民对王室的义务；有权承认王位继承人；有权将王侯驱逐出教会；有权开除某国家的教籍。而那些被开除教籍的国家，必须停止几乎所有的宗教职权，除了洗礼、坚信礼和忏悔等行为。牧师不仅失去了主持日常宗教仪式和婚礼的权力，还丧失了主持丧礼的权力。
12世纪，教皇们之所以能控制大多数不满的王侯，能将那些难以驯服的民众威慑住，都是凭借着这两件武器。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权力，所以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然而，教皇们对这种权利的使用却为所欲为，最终导致权力失效。在12世纪的最后30年里，教会将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法国逐出教籍。教皇们还利用十字军的力量，来讨伐那些对自己有敌意的王侯们，因此，十字军精神最终走向灭亡。
假如罗马教会只与冒犯他们的王侯作对，而去笼络其他人，或许它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时间还会久一点。但教皇的这些权力，却使教士们的行为极度的猖獗和傲慢。公元11世纪以前，罗马教士能通婚，他们和四邻有着紧密的联系，确实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到了格雷哥里七世时，教士们却都要保持单身，这样做是让教士与罗马有更密切的联系，但这样做却跟平民疏远了。当然，这种举措使教会和普通百姓之间有了一道裂痕。当时的教会已经有了自己的法庭，只要是案件关联到神父、修道士、十字军、学生、孤儿、寡妇和无助之人，都必须由教会法庭予以判决，此外，教会法庭还要处理那些涉及到婚姻、遗嘱、誓约、异教、巫术和以及亵渎的案子。倘若一个平民和教士有了冲突，那他必须听从教会法庭的判决。和平年代也好，战争年代也罢，总之，承担各种义务的都是平民百姓，而教士则不用承担任何义务。难怪基督教徒对教士们的仇恨日渐增多。
罗马教会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老百姓的信仰，使他们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教会却不明白这点，居然对百姓施加压力，并用教条式的正统教义压制百姓对某些问题的困惑和不满。当教会干预道德问题时，人民和它站在一边，但是涉及到干预教义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法国南部的沃尔多教派号召人们恢复质朴的信仰和生活，而这种号召却遭到了镇压，英诺森三世就命令十字军讨伐沃尔多教派，其镇压的方式极其残忍，对沃尔多教派进行烧杀掳掠。阿西尼的圣·方济各（1181-1226年）呼吁人们向耶稣一样过着俭朴的生活，并宣扬为别人服务的主张，但他的信徒组成的方济各会遭到了各种严厉的惩罚，有的被迫害，有的被监禁，有的被驱逐出境。
1318年，在马赛，有四个方济各会的成员被赐火刑，即被活活地烧死。而英诺森三世却大力支持多明我会——由圣多明我（1170-1221年）创办的残忍的正统教派。英诺森三世在多明我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宗教裁判所”，这是一种对异教徒实施迫害、对自由思想迫害的机构。
后来，教会对拥有权力的欲望无限扩张，对腐败现象置之不理，摧毁了一般市民的自由信仰，而教会全部力量的根源正是基于这种自由信仰。我们可以从教会衰落的故事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算外部没有敌人的干扰，内部腐败也会导致其自身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