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它时给我 的震撼。一个画家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我想古今中外唯有这位宋人张择端 。而且它无比精确和传神，庞博和深厚，他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 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部收入画中！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术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 的画师，也是位书画的大藏家，私藏中不少国宝。他住在北京王府井的大甜水 井胡同。我上中学时逢到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画。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 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 临摹真迹。临摹原作与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原作带着画家的生命气息，印刷 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此中的道理暂且不说。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 》是无法面对原作的，这幅画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绘画馆去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案 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 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画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 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画法，但动手临摹才知道画中大量的民 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画法，在别人画里不曾 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脱脱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 独自的笔法。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 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十分之难。偏偏在临摹时， 我选择从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 。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 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 这一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画过了虹桥这一段，我便 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
我被这幅画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文革”期间。一是因为那时 候除去政治斗争，别无他事，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 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 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 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锋毫 的虚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 对《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悉心揣摩，直到有了把握，才拉开阵势，再次临摹。 从卷尾始，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穿街 入巷，游逛百店，待走出城门，自由自在地徜徉在那些人群中……看来完成这 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可是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 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对作家心怀神秘又景仰，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 》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 ，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的在计划经济中长大 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 也不要。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己和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 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
艺术的动力常常是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 ，第二天就去买绢和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 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 间的半空中。我由于对这幅画临摹得正是得心应手，画起来很流畅对自己也很 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 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 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 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 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 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画 。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 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 完好无损。这画随我又一起逃过一劫。这画与我是一般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 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我真有 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 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她家纽约曼哈顿第五 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 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去看她，也看我的 画。我的画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 光照在画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 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做纪念。 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 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 画，全凭情意。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年 轻生命中一年零三个月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画了 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画 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 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
我想说，受骗多半缘自于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也来 自信任和感动吗？你说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骗，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