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中国人在观念上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在观念上不发生转变的话，中国也会堕落到与美国类似的境地。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有些人把板子高高举起，全都狠狠地打在政府税收的身上。其实，那种认为政府税收是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观点，大概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认为在切割GDP这块蛋糕时，只有劳动者和政府这两个主体，完全无视了资本这个主体。
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其他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并且低得多。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上178个经济实体中，从高到低，中国大陆税收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08年的数据，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是45.3％，29个主要新兴国家平均是35.5％；而来自中国的统计显示，中国同期只有17.9％，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和主要新兴国家的平均数都低一大截。2008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时候，外资还是大量涌进。无利不起早，外资都是用脚投票的。不要以为外资都喜欢交税，专爱往高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跑。所以，税收不可能是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这些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人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世界上那些着名的奢侈消费品商家都把中国市场当成摇钱树，中国市场成了它们下金蛋的大母鸡。许多奢侈品专门有中国市场价格，专门针对中国有钱人抬高价格。据我观察，在美国购买欧美着名品牌，即使扣除关税因素，也比在中国便宜很多。所以，如果扣除富有阶层的这些奢侈消费，中下层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得更加严重。
先做蛋糕，后分蛋糕的理论在中国已经暴露出了巨大的问题。首先，蛋糕分配不公已经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到了蛋糕不能可持续地做大。其次，中国那些掌握了蛋糕的人，已经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或者干脆移民。所谓的两部曲，最终变成了一部曲。原来的理论原理成了骗人的谎言。
中国心存社会正义的学者一直在为国家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他们这样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悲悯与恻隐之心，是为了不让社会的堕落踏破最基本的人权底线。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精英
笔者不反对真正的“藏富于民”，而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因为这样只能让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可问题在于现在中国大部分命学者都成为了精英的代言人，而真正为底层说话的学者太少了。
近年来，“藏富于民”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笔者对此却非常担心。笔者担心“藏富于民”继续成为了“藏富于精英”的幌子。“藏富于民”的前提条件是“民穷”，但是放眼望去，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存在于中低收入民众，而“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我也是十分支持藏富于民的，但是很多学者并非真正主张藏富于民，他们是在声东击西，浑水摸鱼。精英也是“民”，草根也是“民”。如果藏富于民不是真正地藏富于中低收入群体，而是继续藏富于精英，那中国社会的马太效应将更明显，民生状况只能更坏。不幸的是，中国部分学者的主张，如谢国忠主张的平分国企股票、张维迎的平分外汇储备、陈志武的国有土地私有化、郎咸平的为企业减税等都是让中国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世界发展实践早已表明，减税和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只能加剧贫富分化，而不可能缩小贫富分化。如果将“藏富于民”等同于瓜分国有资产，那这种“藏富于民”就是赤裸裸的“藏富于精英”，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路线并无二致。因此非常有必要将“藏富于民”和“藏富于精英”的问题说清楚。中国藏富于精英的趋势也必须得到扭转。去年有官员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与反对，因为现在大家怕的就是重新走向藏富于精英的老路。
1.“藏富于民营企业”不靠谱
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政府应该藏富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为社会解决的就业多。
首先，解决就业的多少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关系，只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有关。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表现出了解决就业多的特点，是因为民营企业所在的领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有企业之所以表现出解决就业少的特点，是因为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但这也不能绝对化，如华润和中粮都是国有企业，华润从事的主要是零售和地产行业，中粮从事的是与食品有关的行业，两者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都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相反，美国的石油、矿产、金融等行业都是私营的，但这些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也不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就业的说法，在理论上就不能够成立。
况且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以“解决就业”为最终目的，因此也不能用就业多少来衡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对就业贡献小，但国家一直大力扶植其发展，关键在于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
其次，民营经济效率高的说法也不一定站得住脚，国有企业的存在不能看其本身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存在有着其战略意义，国有企业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让国家的整体经济更有效率。
为什么中国一直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关键是因为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国际市场的油价波动为例子，2007年国际油价高涨时，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中国的石油企业为国有企业，油价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因此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非常小。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发生大的波动，必然会导致整体经济的不稳定。
如果针对个体考虑，私有制企业可能效率高，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企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那么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一定很高，因为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是个体效率之和，因为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耗。只有混合经济才可以创造出高效率，那就是该国有的实行国有，该民营的实行民营，这样才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效率。
2.用“减税来藏富于民”将重蹈西方覆辙
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思考问题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本宣科地宣传一些过时甚至错误的理论。减税论在里根以后时期确实很流行，但是在前面就这个问题已分析过，美国的里根繁荣根本上就不是减税所致，而是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造所致，减税则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社保资金应该来源于对富人的有效征税。现状是中国税收本来就不高，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社会保障投入和进行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双重任务。这都需要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投入来做支撑，因此减税在现阶段不可行。有人会说，政府税收可能被贪官贪污，其实腐败在政府所支配的收入中，占的是很小的比例，也就1%左右，我们怎么能因为这1%的弊端就舍去99%的利益呢？现在社会贫富分化非常厉害，有人主张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特别是社保投入。有人呼吁政府减税，而那些呼吁减税的人基本上是高收入群体或是其代言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逐步向福利社会转型，因此加税、特别是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该避免。
减税是很容易得到社会共鸣的事情，而减税受益的永远是富人，损失的永远是穷人，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底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税浪潮，结果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和低收入人群被边缘化。因此，我们不能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3.通过股市藏富于民是“镜花水月”
首先，中国股民非常少，即使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股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7%，而发达国家持有证券资产的人一般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2/3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因此中国要想通过股市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根本就不可能。
其次，任何国家的股市都不稳定，股市一般都是“七赔二平一赚”，让中国民众将自己有限的收入投入到不稳定的股市交易，还不如存在银行更加稳妥。此外，股市也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