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江门心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三辑·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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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湛若水心学思想的特点(2)

第一,对“格物”的不同解释“格物”,按《大学》中的提法,它是完成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开始阶段,或一种初步方法。宋、明以来,儒家学者们的解释很不一致。就湛、王二人来说,湛若水的解释是融会程、朱的,而王守仁的解释是反对程、朱的。程、朱基本上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解释“格物”的:“格者至也,物者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二);“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札》)。即程、朱的“格物”具有认识事物之理的意思。但由于程、朱又主张“格物”的主要内容应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同上卷三十九《答陈齐仲》),所以程、朱的“格物”论也包含有修养方法的意义。王守仁则反对程、朱这种解释,他完全是从修养方法的意义上来解释“格物”:“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王守仁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同上卷一《传习录》上),又训“格”为“正”,“物”为念头,故他的“格物”不是指认识外事外物,而是指端正本心,纯然是修身的功夫。如他说:“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也,为善之谓也”(同上卷二十六《大学问》),“‘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同上卷一《传习录》上)。可见王守仁更加着重于修养的“主体”分析,和程、朱所强调的修养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各有其侧重点。

至于湛若水的“格物”,则既是指认识“天理”,同时也是修身功夫。他说:

鄙见以为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耒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进,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随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意、身、心一齐俱造,皆一段工夫,更无二事。下文诚、正、修功夫,皆于格物上用了,其家、国、天下,皆即此扩充故吾辈终日终身,只是格物一事耳。(卷七《答阳明》)

可见,湛若水对“格物”的解释,一方面具有认识方法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修养方法的意义,基本上同于程、朱,如他自己所说:

“训‘格物’为至其理,始虽自得,然稽之程子之书,为先得同然一也。”(卷七《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书》)因而他对王守仁的“格物”提出批评,认为其训“格物”为“正念头”于《大学》之篇“文义重复”、于孔子、子思、孟子之说相悖,他称之“四不可”(同上)。

第二、“知行合一”的不同涵义宋代程、朱理学分析知行关系,主要是论其先后,主张“知先行后”。程颐说:“人力行,先须要知”(《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同上卷第三)。朱熹进一步论其轻重,论其相辅。他说:“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同上)。明代心学分析知行关系,则主张“知行合一”。然而,心学中的湛、王两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宗旨或出发点并不相同。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是为了反对程、朱将知行作明确区分,进而引起知行分离的情况,他说: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了,须到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王守仁以“知行合一”的理论,救分裂知行的时弊,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可分割。但是他的理论也有偏颇,即以“知”消“行”,以知代行,所以,他提倡的实际上是“知行同一”。

谌若水也讲“知行合一”。他说:

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

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如车两轮。夫车两轮,同一车也,行则俱行,岂容有二?而谓有二者,非知程学者也。鄙见以为如人行路,足目一时俱到,涵养进学岂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于事为讲习之际,涵养致知,一时并在,乃为善学也。(卷七《答太常博士陈惟浚》

可见,湛若水的“知行合一”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涵义不同,他基本上是继承了程、朱的知行理论,主要是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道德规范的体认和践履是不可分的。所以他对王守仁把知行“合一”理解为“同一”提出批评:“阳明‘知即行,行即知’不能无病。

至于‘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其说即近也。大抵知行终始,是一理一功夫,如点一烛相似,知则初燃也。”(卷二十三《天关语录》)那么,他所谓“知行合一”,实则“知行并进”。他之所以喻知行为车之两轮,谓“涵养致知,一时并在”,就是旨在说明知行不是同一,而是“并在”,“并进”、故说:“尊德性为行,道问学为知,知行并进,心事合一,而修德之功尽矣。”

第三,“致良知”与“体认天理”的不同湛若水和王守仁在修养方法的主张上有所不同。湛若水说:

“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卷三十一《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致良知”和“体认天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体验。但因湛、王二人承受先前理学思想的影响不同,故其强调的着重点也就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在这个问题上,王守仁受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影响比较明显,特别强调“良知”为人心所固有的知觉能力和伦理本能。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所以,“致良知”即是将心所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感情,自觉地表现、发露为道德行为。他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致良知”是修养的唯一方法,“致良知之外无学矣”(同上卷八《书魏师孟卷》)。

湛若水则受程、朱“穷理居敬”的“下学上达”方法影响比较明显,认为“天理”虽为人心所固有,但需要通过“敬”、“勿忘勿助”的学问、思辨、笃行功夫方能体认,“不可徒良知而不加学问”(卷七《答洪峻之侍御》)。正因此,王守仁认为湛若水的“体认天理”是“求之于外”的俗见。他说:“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寄邹谦之》),批评此说是无根柢着落,“捕风捉影”(同上),讥笑其犹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米下水,而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什么物来!”(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聂文蔚》)湛若水则否认“求之于外”,而自谓“无内外”。他说:“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卷七《答杨少默》),并批评王守仁的“致良知”抛弃了切实的修养功夫,所以是“害道”:“‘良知’事亦不可不理会孟子为此,不过提出人之初心一点真切处,欲人即此涵养扩充之耳,故下文曰‘达之天下’。学问、思辨、笃行,皆涵养工夫。今说‘致良知’,以为是是非非,人人皆有,知其是则极力行之,知其非则极力去之,而途中童子皆能,岂不害道?”(卷二十三《天关语录》)因此,将流为异端:“若徒守其心而无学问、思辨、笃行之功,则恐无所警发,虽似正而实邪,下则为老佛、杨、墨,上则为夷、惠、伊尹”(卷七《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二人争执,一时颇显不能相容。但最终还是言归于好,王守仁致书湛若水说:“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终当殊途同归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答甘泉》)湛若水为王守仁撰墓志铭则说,“致良知”之说与“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皆圣贤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义,各滞执于语言,盖失之矣。故甘泉子尝为之语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卷三十一《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致良知”、“体认天理”只是王、湛二人因接受宋代理学的影响不同,对自我反省、自我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心学修养方法,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在理论本质和修养实践上却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明代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是朱学的衰落和王学的勃兴。

它打破了明初以前“此一述朱、彼一述朱”的因循沉闷局面,通过强调“反身理会,推见至隐,”突出了人的自觉能动意识,把理学的发展推至巅峰。与此相适应,便是讲学之风的高度兴盛。所以,黄宗义说:“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

“多派”、“多家”、“多变”,是明代心学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书院讲学,则是理学家传播自己思想的主要方式。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陈献章所开创的江门学派,是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过渡环节。其弟子湛若水建立甘泉学派,与王学鼎足而立。虽然就其实际影响而言,江门、甘泉学派远不如王学学派,但在造就有明一代新学风的过程中,它们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