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23610500000048

第48章 离离“原上草”(9)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这儿来的“二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了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施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腿。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于晋普山的建原君,在曲沃拉土车时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祥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车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路,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一个下午班,那算是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着,身上只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裸全身,索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天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祥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十二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也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蒸笼,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烧窑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因而从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那般--《西游记》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轮窑的焦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二百块砖,要出窑人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我差一点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四十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如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去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格过,还有考过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材大用--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你不行,他越觉得你行--你越是说你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八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萁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野鹤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X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只有一面之缘,但是我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之所以对其难忘,因为我们是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她叫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到了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的四十米高的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太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修理烟筒上口。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着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把人吊到与烟筒同样的高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上顶,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上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上望上看,还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抽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突然走出来一个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生命的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上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经历了片刻的研究后,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应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并何以能战胜这种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秘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早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袄,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K党”形的三角帽子,拉了下来,让我仔细地看他。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如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立刻照亮了我的思维:“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那还是1969年早春的往事:我去地处老残队之畔的芦苇塘里拉芦苇,适逢他也在那儿拉苇子--当时他因病晕倒,是我帮助他把芦苇车送到老残队的。一路上我们相识了,而很快成了相知的原因,则因他与我同属于“五毒”中的老右。当时,吕荧也在老残队,正处于去天国之前的弥留之际。我因敬重吕荧在反胡风运动中的人文品格,便顺路看了因饥寒折磨、即将死去的文学前辈(详见《走向混沌》第二卷《折梦“桃花源”》)。

我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成为不凡的社会原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把握,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圣?”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在劳改生活中,又犯了你的作家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了--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会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诱惑。在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着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眸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是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让我不能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那脸上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勾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更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另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半岁。当我十七岁那年,还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着法律而言,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她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十六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十七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排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很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大约只有五支光的电灯,把室内照得更加阴暗。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义熏陶,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