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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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离离“原上草”(8)

走到巷口,我在小黑板上留下我测量出的瓦斯含量,并在出井时填表上报。所以我的工作尽管充满了危险,但在危险上也有它独有的快乐--这是我当挖煤的煤黑子时期所没有的。

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下井的犯人,虽然有的对我不无挑衅,但多数犯人,还是听从我腰里别着的那个小小瓦斯器的指挥。特别是犯人中的班组长,多属快要刑满到期的囚犯,尤其显得尽职。

有几次,巷道内的瓦斯突然变浓,他们不能进入巷道内进行采煤作业。班组长见到小黑板上写有“瓦斯超限,不能入内”的示意牌时,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风工排除过浓的瓦斯。一般说来,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是可以解决瓦斯过浓的问题的;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煤层的瓦斯突增,井外风机的送风量,不足以使瓦斯浓度下降到限度之内--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等待通风工加大风量(有的因胶质风筒在沿途漏风,要待通风工修检风筒)。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能离开现场寸步,以防瓦斯伤人。而有的犯人,偏偏在这个时刻与你叫板:“什么是瓦斯?你给我们拿出来个样儿看看!看不见摸不到的玩艺,你怎么就能知道?”

“误了我们的采煤任务,你可要负责任!”

“驴鸡巴戴礼帽--假充圣人!”

对于这些十分刺耳的声音,我一贯沉默。这些犯人有的来自偏僻的农村,他们确实不懂瓦斯是个什么玩艺儿,我没有义务为他解释这毒气何以会杀人,又何以会毁灭矿山;当然更无办法让他们看看瓦斯的模样。有一次,一个犯人把我问急了,我对他解释说,这瓦斯器是从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其中的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中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的;拿着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长,都坐在巷道的入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不仅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经说过,对那些亡命之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我曾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的数字代号,我虽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煤石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他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对他老人家表示一个贫农的忠心。当田野间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着”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噩运来了--昔日他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施肥的--当那位队长往织成“毛主席万岁”字样的麦田倒屎倒尿的时候,也落了个与他相同的下场。

这是我难忘的悲哀。

第二件犯人的事,则没有第一个犯人那么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两个犯人从左右两侧,各自架着一个犯人的一条胳膊,向巷道口走来。那个犯人拼命地向后挣扎,抗拒着两个犯人的抬架--那两个犯人十分聪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矿车的轨道上,借着铁轨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显然是长期拒绝出工,而遭到此种待遇的。在矿灯的灯光下,我见他满脸皱纹,属于犯人中比较年老的一个;此人面色蜡黄,精神恍惚,至少有着精神分裂症,是毫无疑问的。果不其然,他一见到头戴塑壳安全帽的我,误认为我是一个劳改干部,便一头扑到我的面前说:

“队长,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释,就收不住他的闸门了,“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驾机起义归来中的一个,我不热爱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硬说我是特务。我冤!我冤!”那嘶哑的呼叫声,在巷道里引起沙沙回响。他还想对我多说些什么,我忙站起身来走开,躲开他那乞求我帮助的凄楚目光--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二劳改”;即使我是一个劳改干部,对他的诉说我也无能为力。“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而来,连彭大将军彭德怀,都成了阶下之囚,谁还有他那双阳刚铁汉的肩膀,能抵制毛泽东被拥簇成了神之后的威力呢?!

这是在我担任瓦斯员期间,留下的两幅难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印象则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在井下独来独往的日子,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我真正地了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并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也正是人类自身所匮乏的。

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原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般,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老王让家中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王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了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她从小就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游转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又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十五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噩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美、中日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也会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唯一安慰的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属于是真是假,他们都是一个宇宙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痿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六十,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噩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一点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比上述的几位作家,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的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流产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1957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山西晋东南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毕竟是被1957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秘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双方的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的“二劳改”的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正好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再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连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为飞机助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它穿行欧洲。我是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下篇

长治轶事:制坯工、铣工的日日夜夜

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令我惊奇的是,它有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上马四氯化碳的厂房,而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其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蜷曲着,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庄的成员,一个心情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活无忧,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与我们的那么多情分。当然由于少了那个改枝,倒也少了一双歧视我们的眼睛。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叫陈兴发的福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前夕,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