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23610500000041

第41章 离离“原上草”(2)

不久,另一场使他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山西监房有别于北京牢舍,不知是出于历史的积习,还是现实的需要,监舍不盖平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窑洞。说它是历史的积习,山西窑洞来源悠久,从古典戏剧中王宝钏在“汾河湾寒窑十八载”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地老乡盖房总是喜欢碹起拱形的窑洞;从劳改队现实需求上看,修建窑洞形监号,周围皆为墙壁,只有一面门窗,有利于防止犯人逃跑。冬季拉完土车,入春我和建原君就从事修筑这种监号的劳动。他瓦土活儿极好,担任砌墙起碹的师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给建原君充当往上抛砖甩灰的小工。

东窗事发并非在劳动现场,祸起萧墙亦不在干活工地。一个星期天,他在院子里洗衣裳,洗出了一场灾事:受劳改队长委托担任严管班子的“内矛”符XX,当天和建原君在自来水管旁闲聊。建原君说:“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唯独两个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XX问道:“哪两个部位?”

“一是领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说,“这两个部位最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上两天,在支左军管的一片肃杀气氛下,这两句人人皆知的生活常理,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攻”的“反革命言行”。符XX的演绎公式如下:领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领袖最脏。右派李建原仇视伟大领袖,但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就通过曲线攻击,以达到他宣泄对“文革”的仇恨和中伤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觉得符XX的推理演绎荒谬绝伦。但是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荒唐的逻辑又演绎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原君“现反”的罪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原君的身上。建原君本来那只见风才落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了。

这是我在山西曲沃劳改队感悟到的第一件凄凉的事件,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比建原君更为严酷的第二件事,会落到张沪头上。建原君受到灵与肉的洗礼后的不久,始于1970年早春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跋扈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绿棉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已记忆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之间展开揭发检举,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经披着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又是由于“煮豆燃豆萁”的“同类”相煎,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的瞬间,有人传递上去一张纸条,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无风不起浪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张沪告诉我,在冬季的守法认罪学习中,管理她们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向“文革”献忠心。张沪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1957年的“右派”结论,在女号中间讲了一遍。如她讲过“五一节搞游行是劳命伤财”、“听彭真反右报告时偷偷看小说”以及模仿陶行知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们的沈队长觉得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记者,仅凭这几条就被打成“右派”,有点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张沪说了一句:现在定我为右派的那几个头头,都被群众当“走资派”揪了出来。沈队长当时只是听着,并没有对张沪的发言表态,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张沪并无半句虚言。会后,那位姓沈的女队长,还曾对张沪的遭遇表示过惋惜--当然,这是在只有她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才能流露的感情。

没有料到为人老实厚道的徐盛增,他的妻子右派孙西敏并不像她丈夫那么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她在“一打三反”的会场上,不知是出于表现欲望,还是女性之间本能的嫉恨,抑或是荀子“人性恶”在这个特殊环境中更容易得到验证,反正她匆匆给军代表递上了这一张纸条,纸条上不过几句诬陷告密的话,差点把张沪送上断头台。笔者所以写完《走向混沌》之后,没有及时续写那些历史往事,实因对往事的回忆,常常引起我灵魂的战栗;时至今日,那历历在目的场景,还能使我心跳的频率加快,血压陡然上升……

军代表问:“你过去是个记者?”

张沪点点头。

“说话--”军代表对她的态度当然恼火。

“是。过去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

“我考考你,你给我说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军代表摆出一副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架式,“政治和经济之间,哪个是基础?”

其实,在这样的场合,军代表之所以杀出一个“蒙太奇”式的拷问,不外乎表示自己并非大老粗,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标榜。张沪1951年在人民大学进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有厚厚的一叠,因而对回答这样“1+1=?”的幼儿园式的简单问题,可以脱口而出。但在当时的一片肃杀气氛中,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文革”年代,她竟然在慌乱之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政治是一切的基础。”

在场的全体劳改人员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谬误之外,“老右”都知道她回答错了。军代表立刻轻蔑地一笑:

“你是什么球的记者,连马列的ABC都不知道。”

“请你嘴上卫生一点。”桀傲不驯的她,公然顶撞了这个“皇帝”一句。

“给她戴上手铐。”

沈队长神色犹豫地站起来,想缓冲一下紧张气氛。但还没容她说什么,军代表已然对她发了脾气:“听见没有?马上执行。”

沈队长摊摊手,表示她没有随身携带手铐。

“你是干啥吃的?这是专政机构!”

干部们顿时愕然。

劳改队员们面面相觑。

整个会场寂无人声,几百号活人的会场,成了坟茔般的肃穆。我暗自为张沪心急,希望她能在现场没有手铐的情况下,说上一两句违心认错的话。在场的军代表中另一吴排长,甚至站起来大声提示她:“张沪,你该知道你犯了错误,现在悔改--”,“还不迟”三个字还没出口,于连长一挥手说:“不能对‘反革命’有任何仁慈,去,拿手铐来,带她去隔离反省!”

给她戴手铐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张沪的行李,被从我们同住的那间四号小屋搬走。由我们同来汾河湾的“内矛”张丽华(绰号小耗子)来监管她;张的“内矛”丈夫赵光弟(绰号小黑子)搬到我的小房来,对我实行监管。

四月雪与四月血

中国有句古老的命运谚语:倒霉的人才上卦摊。当我们被转移到曲沃劳改砖场,搬进这个四号房间时,张沪就对生活有过不吉利的推断。她说“四”字和“死”字谐音,这是第一不利;第二,四号房门对着一排房的墙角,墙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来,这是看阴阳风水的老先生最为忌讳的。她看过的闲杂书比我多,不想劫难当真被她言中了。

夜间,与我同炕而眠的赵光弟(他原是个“佛爷”,即扒窃的代称)对我说:

“哥儿们,你们臭老九吃亏就吃在嘴上。1957年吃了大亏,总是不长记性。那军代表是能顶撞的吗?怎么张沪的嘴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屋顶默不作声。

“嘿,我跟木头人说呐!你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放?”

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这是一幕“煮豆燃豆萁”的悲剧,他能听得懂吗?写告密的小纸片的孙西敏,进监的罪错也是右派,何以要在那个非常场合往张沪身上点燃汽油?她的丈夫徐盛增是个因经济问题进来的国家干部,个子高高,与我们相处得还不错;可是炕那一头睡着的婆娘孙西敏,却一向喜欢在人前显圣,当谷子地里的高粱。她只知道显摆她的积极,她能想到这一张纸条能要了张沪一条小命吗?1957年划右之后,张沪因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经服毒自杀过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医院抢救了过来。这次……

“我说哥们儿,我可是一片好意。”绰号“小黑子”的赵光弟继续对我说,“那孙娘们儿这一手太歹毒了,得想个办法让张沪早点摘下手铐来。那铁铐子我戴过,她可经受不住。”

“你说我该咋办?”我答腔了。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付过去再说。”

“我见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来睡,不就是为了把我和她隔离开吗?”

“你写个条子给她,我给你捎过去。”

“不行。”

“你信不过咱哥儿们?”

“‘黑子’,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事万万干不得,万一‘小耗子’走风漏气,事儿只会越闹越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小耗子”张丽华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之所以落了个“小耗子”的美称,不外是善于在劳改队中钻营。“小黑子”身上还有浪迹扒窃群时染上的一点哥们义气,在那婆娘身上,我还没发现她有人性中的任何优点。

“她敢干那吃里扒外的事儿,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对我表示,“你写吧,要有什么闪失,你拿我是问。”

“好。”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十分清醒;在这风声鹤唳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留下任何字迹,不仅等于我自投罗网,还会构成张沪的另一罪状。隔离反省本身的含义,就是让她与我断绝信息;不管赵光弟是否真的对张沪怀有同情,这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事实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性。第二天,我到砖窑劳动回来,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刚刚走到四号囚舍门前,正好看见了张丽华押解着张沪,从食堂打饭回来。她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身披着件蓝色棉衣,像“苏三起解”般,步履蹒跚地从食堂走了过来。

我悲凉地望着她。

所有刚刚收工的“同类”,都在凝望着这令人断肠的场面。此时,暮冬的斜阳刚刚落山,劳改号房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树的干枝上,一群乌鸦正在飞回树巢,呱呱地绕树飞鸣。历史上苏三起解的遗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东北,舞台上苏三起解的押差官是个白眉白须的老者;而20世纪70年代押解张沪的,却是个矮矮胖胖的女“同窗”。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一道冷冷的寒光。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通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她只是凄然地向窗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疼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铐走到她的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但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流淌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他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给我出的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不会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子,躺在炕上仍然不能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可以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表示他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日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力。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体力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间关注一下那间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掀门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多大力气。”我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吗?”

赵光弟海骂了他媳妇半天,连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发生在1957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的面,她生平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始自她脱掉新四军军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以会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这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亏吃!”

我无言以答。

“哥们儿,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为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