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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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离离“原上草”(1)

--《走向混沌》第三卷

从维熙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八仙,唯有张果老称得上是一位哲仙。之所以如此,是因他懂得倒骑着毛驴向后看。其实,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只有向后看,才能向前看。用现代一点的话说,就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走向混沌》第一卷问世后,曾一时洛阳纸贵。如果加上盗版印数,怕是超过了二十万册;我之所以没有顺风扬帆,实因记录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工作,是十分严肃的。有些记忆不清的事情,要重新核实;即使是铭刻于心的东西,也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因而尽管几年来读者来信不断,有的还在信中夹寄现金,要求购买其第二三卷,但是愧对读者的是,其续卷直到今日才写作完毕。第二卷《折梦“桃花源”》与第三卷《离离“原上草”》,在今年第四期的《十月》和《百花洲》上分别发表。然后由中国社科出版社第一、二、三卷合成为一起出版(第一卷已重新修订)。

在这里,笔者向关注此书出版的读者致意。并以此书作为对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年代的礼赞。

--作者

上篇

初识冰冻的汾河

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阳泉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成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开离阳泉。

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个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巢了。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我迷迷糊糊的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张沪在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玻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走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除前文提及的孙西敏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窃等刑事问题进到劳改队里来的。其中只有徐盛增与陆恒庆是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俩是为经济问题而劳改的,因而残存一些与那些流氓、扒窃不同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些双劳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窑洞里;与我们同时在这儿落脚的同类阮祖铨、李建源……以及其他劳改成员,分住在几排窑洞内。我们的南侧,有一圈矮墙间隔,那里是犯人区,岗楼高高耸立,可见持枪的武警在岗楼上放哨巡逻--这儿的名字叫“曲沃监狱”,对外的名字叫“曲沃砖场”。

汾河湾之畔的曲沃,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的“重耳走国救赵”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远古人类遗址。以其历史对照今天而言,只剩下一片荒芜--特别是“文革”大破四旧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已在这儿消失尽净。所以,坐在卡车上,穿过这片古文明的诞生地之一时,面对黄昏斜阳下的冬日枯草,张沪突然对我耳语说:“重耳怕是要做噩梦了。”她读的古书极多,不禁见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还是少来点怀古,多面对一点现实吧!”

卡车行至曲沃监狱口时,被北去的一辆辆坦克,挡住了路--当时我们不知道,公路上为何跑着全副武装的坦克。进了砖场之后,土生土长的山西劳改成员,告诉我们太原、榆次一带,正在进行着造反派之间的派别大武斗。这就是初识汾河湾时,留给我和她的混浊而沉重的记忆。

汾河的水,在冰层下一路南流而下--它的归宿是黄河。

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由于来时正是年底,又由于远行而来的精神疲累,在年节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与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跟我在一起干活的刘四,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法律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望着我们,枪口不分“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对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佩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第三者的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时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掌,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搬灰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宇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不知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竟然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的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辗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地说,“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有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耿直,为此她已然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唯一一个不偷吃葡萄(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风范人物,但是由于她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失当之处,她仍敢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1957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蝎子拉屎--毒(独)一份”;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晓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是离北京的老母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但是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狱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干运土、打坯和烧砖的活儿。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我所以深感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就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起来。因为一路下坡,你便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马儿一般,向制坯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土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仅从这一角度上去透视山西,山西人的聪明便令人折服了。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出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唯一区别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一点轻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长几岁的“同类”李建原君碰到一起,他气喘吁吁地说:“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精神上的疲惫。”他解放前在一家报纸当过记者,解放后进新华社工作。1957年鸣放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新账老账一块算,被送进厂劳改队。“我还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自己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原君说:“你别较真,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事儿,不是可以暂时忘记这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原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和他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遗传因素的缘故,还是后天社会雕塑之功能,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睛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风吹来,他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天气,也因车速生风,使他的那只眼睛,总像残烛一般垂泪。所以,建原君拉土车时这一浪漫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Q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唯建原君的反差最为鲜明。因而,建原君在拉土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

祸起萧墙于“豆”“萁”相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