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他老是拿一些惹人发笑的问题缠我，但又不想因盲人的形象在他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就模棱两可地回答：“怎么会呢？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没了眼睛呢？”
儿子点点头，似乎揣摩着我的心思，一会儿又问：“如果要想医好一个瞎子，是不是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呢？”
这时，我就想起了他老是不爱惜眼睛伏在画纸上的情景，于是灵机一动说：“是的，医治眼睛是很贵的，而有的眼病搞不好就会成为瞎子，所以保护眼睛十分重要。”
儿子沉默了。
新学期开学后，儿子的班主任来家访时告诉我，儿子近来总是神思恍惚，老喜欢对着窗外发呆。儿子明显有了心事，我为自己的粗心深深自责。
儿子回到家，我问他：“阿木，你到底有什么事儿瞒着妈妈？说出来让妈妈帮你。”
“妈妈，给我当最后一次模特儿吧，然后我再告诉你。”他顽皮地对我一笑，自顾自地摸出了画笔。
我坐了下来，看小家伙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次，他没有直接对我描摹，而是画了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好大好大，几乎占满了整张画纸。看得出，那是一双孩子的眼睛，天真并充满稚气。儿子说：“这是我的眼睛，妈妈别动，现在我把妈妈画在我的眼睛里。”
在“儿子的眼睛”里画上“妈妈”，真是别具一格的创意啊，我禁不住暗暗喝彩。在那双“眼睛”里，留下了一个“妈妈”慈祥的面容，一只“眼睛”一个“妈妈”，神态和面容几乎一模一样。在作画时，他的神情一如以前那样专注，只是画着画着，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那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依恋。渐渐地，他把两个“妈妈”都画完了，并用画笔歪歪扭扭地写上标题——《妈妈永远在我眼中》。写着写着，儿子的双眼渐渐湿润，突然间，他伏在桌上号啕大哭起来。
我吃惊地望着儿子，他将那幅画捂在胸口，声泪俱下地说：“妈妈，阿木就快成为瞎子了，阿木就快看不见妈妈了，阿木只能把妈妈画在自己的眼睛里……”
看着他反常的表情，我拍着他的肩，呵斥他：“阿木，别胡闹，到底出了什么事？”
“妈妈，我看东西真的很模糊。同学们说，我将很快变成瞎子！”
这时，我才想起儿子这些天来的点点滴滴，想到他老是伏在桌上这个改不掉的习惯。难道他的视力真的出了问题？我找了一本书，放在距他很近的地方，他说勉强看得见。我又让他看不远处的一幢高楼，他说只能看见一团黑影。
天哪！儿子的眼睛果真出了毛病。第二天，我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他是先天性的弱视，很特殊，早先并不明显，一旦接触书本，弱视就会显露出来，如果不及早医治，将来可能会导致失明。医治起来其实也挺简单，只需动个小手术，医疗费用也不多。”
回家的路上，看到儿子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哽咽着问他：“你这个小傻瓜，眼睛有了问题，为啥不跟妈妈说？妈妈早说过，妈妈将永远和你在一起……”
“妈妈每天那么辛苦，家里又没钱……我怕告诉妈妈，妈妈会很伤心……我不想看到妈妈伤心的样子……”他的小肩又开始一下一下地抽动，委屈的泪水盈满眼眶。
想着儿子那幅《妈妈永远在我眼中》的画，虽然我眼中仍然有泪，但笑容已写在我心中。我庆幸命运真的待我不薄，它夺走了我的老公，却给我留下足以让我欣慰一生的儿子。有这样一个儿子，我还有什么理由埋怨命运的不幸，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地生活呢？
我要陪您去西藏
王一民俞贤民
77岁的农村老人王一民用一辆破旧三轮车，载着99岁的老母亲，“吱吱呀呀”在路上颠簸了将近三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下面是王一民老人讲述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他的心路历程——
“与母亲上路，当你踌躇不前的时候，时间会一去不复返。”这是我过了70岁以后悟出来的道理。一天，我提出用三轮车载着母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说：“儿啊，咱们能走到西藏吗？”我急忙把地图铺在她面前，告诉她，要说蹬三轮去西藏，所有的人都会嘲笑我的。母亲说：“再远，我也想去看看……”就这样，2010年，74岁的我用三轮车驮着将近100岁的母亲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程。我们旅行了近三年的时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途经河北、山东、江苏、福建等14个省。
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母亲，越往南走越觉得有趣，甚至取消了午睡专心致志地欣赏风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母亲竟然没有一丝疲倦的感觉，在车里激动得动来动去。在东北老家塔河时，她经常把“早点死了算了，活的时间太长了”这句话挂在嘴边，现在她却一再说：“怎么能丢下这么好的世界啊！”特别是在我们进入了广西以后，母亲更赞赏不已。在海底公园的海底世界里，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儿啊，要不是你，我到死也想不到会有这么漂亮的世界啊，真得谢谢你。”在桂林，我们把所有的景点游览了两遍，可是母亲离开的时候，还是带着不愿离去的惋惜表情。
面对记者的镜头、路人好奇的目光、无数好心人的援手，我慌张、无措、惊恐，常常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坦然和淡定。人们把母亲和我的旅行称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同行”，也有人称之为“夕阳中的微笑”，这种赞美一下子洒落在我这个不需要任何修饰的肩膀上。尽管我总是挑选乡间小道前进，躲避人们的目光，但是记者们、各种团体们总能找到我，把麦克风和照相机放在我们的面前，经他们这么一折腾，我们不但不能自由地旅行，反而积累了一身的疲惫。2002年夏天，母亲在青岛病倒了，看到母亲衰弱的情形，电视台的记者劝我结束旅行，乘坐飞机回到哈尔滨。没能走到西藏，我感到非常惋惜，可一想到母亲能平安回到家中，我还是觉得非常幸运。
与母亲旅行，无处住宿的难题和道路的崎岖并不要紧，最让我困惑和难受的是母亲的闹脾气。有时候，母亲清醒得让你不敢相信她的年纪；有时候，却比五岁的孩子还要磨人。听她唠叨，安慰她，迁就她，这是一路上最让我吃力的事情。
一个夏日，我疲惫地蹬着三轮车，突然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一阵阵臊味儿，好像是膀胱功能退化的母亲不自觉地在三轮车里遇到了尴尬，又因为没法说出口而挺了好长时间。
“妈，尿尿了吧。”我把三轮车停在路边，转到车后发现母亲正在吃力地换着尿湿的裤子。我并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对母亲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讲，这是很平常的事，没想到母亲勃然大怒：“我不是说了吗，我没尿尿！”我没想到母亲尴尬，连忙看看周围，幸好我们在深山里，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看见一个人了。我一把抱起母亲朝河沟走去，母亲胡乱拍着我的脸，往我身上撩水，可我硬是坚持给母亲洗了一个澡。“没关系，妈，你都多大岁数了？”洗完澡，我又把母亲抱回车上。“坏小子！”母亲为这事一整天都没有再跟我说话。
有一天，母亲沉默了好半天，在我的百般追问下，她才说了一句：“整天净买那些不好吃的。”原来，我出发的时候，并没有准备炊具，为了省钱，买的都是一些便宜饭菜，看来母亲为此很不痛快。
后来，我准备了一些炊具，路上要是遇到饭店还好，可更多的时候是找不到饭店的。不管是谁，岁数越大，想不开的事情和眼泪就越多。我努力去满足母亲的需求，我不想留下遗憾。母亲想吃刀切面，我很为难，没有地方擀面，又没有那么多调料。我拿出白面和起面来。“妈，做刀切面就得费点时间，您知道吧？”我怕时间长了母亲发火，先递了一句。母亲说：“儿啊，多加点水！”我装出一副加水的样子，虽说面和得正好，可只有装出加水的样子才能避免母亲的唠叨。“在哪里擀啊？”“就是啊，妈，我躺在那儿，你在我肚皮上擀啊？”“后背比肚皮强。”母亲也幽默地回了一句。“那我就趴下，你就在我的后背擀吧。”“坏小子，敢逗你妈。”我找出报纸铺在地上，用酒瓶子当擀面杖。我本想擀得薄一点，没想到报纸破了，面上沾上了土。可是母亲真的想吃刀切面，她继续注视着我手中的面团。我拿出刀笨拙地切起来。母亲唠叨说：“我还以为你什么都行啊，真笨。”我为了扭转母亲的情绪，故意往锅里少倒了一点水，递到母亲面前，问：“倒多少水啊？”母亲就像期待已久似的瞧了一眼，说：“再倒点。”就这样折腾半天。我终于将刀切面做成了，母亲慢吞吞地吃得那么香，情绪也好了许多。
在回程的时候，我已经能每天给母亲做一顿饭菜了。母亲称赞：“这世界上，只有我儿子做的饭菜最好吃了。”年迈的母亲没有牙齿，吃东西很吃力，速度非常慢。我常放下空碗呆呆地看着母亲用餐的样子，这种等待的时间真是幸福，任何不安的心情也会自动舒缓下来。在与母亲同行的长长的旅途中，既有各种各样的快乐，也有冲突。每当母亲闹脾气的时候，我总是努力地露出微笑：为了能把热乎乎的饭菜端给母亲，我总是加快脚步；如果母亲气得举起手，我就会把宽阔的后背给她。
2003年12月30日，母亲留下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西藏去的遗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就像我们去旅行的那天早晨那样，母亲是带着满脸的微笑离去的。
2004年，我带着母亲的骨灰再度出发了，尽管弟弟希望我坐火车去，可我仍然坚持蹬三轮车。在路上休息的时候，总会有人围过来说：“母亲去世了，你多痛苦啊，你能走到西藏吗？那多远啊……”他们好像在看一个怪物，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马上默默地离开。最让我感到困难的是，面对那些好心人，我不能把母亲的骨灰带到他们屋里，只能露宿在车上。当我绕过北京、经过石家庄、走进山西境内时，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境地。酷暑来临，我只好凌晨启程，到下午休息一会儿，傍晚再上路，一直骑到深夜，每隔三四天就得去医院打一次吊瓶。一天，我终于在崎岖的山路上失去知觉，是好心的司机把我送到医院。一位好心的医生劝我骑三轮车先到西安，到那里去找他在交通局工作的朋友，他的朋友一定会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