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果如先生所料，关门声消失了。我躺在床上，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楼上的脚步声也跟先前大不一样了，很轻很轻，极小心的样子。“老公，你算得真准啊！”我话一出，却发现老公的眼中含着泪水。
他哽咽着说：“楼上那个妈妈死了，这些天来，男孩白天上学，晚上去一家酒楼打工。他想治好妈妈的病，但妈妈还是死了……”
又是一个晚上，在楼道口，我碰上了那个男孩。他垂头丧气地向我走来，“阿姨，您一定又是失眠了。前些日子，影响您睡觉了，真是对不起。”过了一会儿，他又颤声说：“其实，那关门声我是特意的。妈妈就快不行了，不能说话，听觉也一天不如一天。我大声关门，就是想让她听到儿子回来了，好放心地睡去。以后再也不会了……”
男孩还说了些什么，我已听不下去了。泪水涌上我的眼眶……
回报父爱那滋味
岩石
27年前，在父亲卧床不起、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我恰好在家等待毕业分配，有幸和父亲度过了难忘难舍的最后日子。
父亲退休前是一名维修工，平时不爱说话。小时候，我就记得他总是蹬着一辆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刷油哇，镶玻璃呀，干得又快又好。那两道三轮车的车辙，好像是两道时间的轨迹，慢慢地，我们就长大了。父亲对自己的晚年很满意，说自己三代同堂，儿女也孝顺。遗憾的是，父亲不到70岁就得了癌症。
父亲得的是食道癌，到了晚期，吃东西很困难，只能吃豆浆泡油条。上世纪70年代末，连豆浆、油条这样的小吃也很缺少，买时要起早排队，还限量供应。那时，每天天不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顶着凛冽的寒风去三马路火烧铺给父亲买早点。看到父亲吃力地将油条掐成一小段一小段，再在豆浆里长时间地浸泡，我的心就如刀剜一样难受。
有时候我去晚了，排了一早的队，轮到我时却已篮空桶净。为了父亲的早餐，我只好去鸭绿江饭店对过的冷食宫二楼买鲜奶、油条。因为牛奶价钱贵一点儿，许多人不买，所以反倒容易买到。可每当这时，父亲会不高兴，说：“没有就不吃，怎么买这么贵的奶回来呢？”我知道父亲是怕多花钱，是惦记着家里。
随着父亲病情的加重，他连豆浆、油条也咽不下去了，而且经常是吃一半吐一半。同时，父亲体质急剧下降，终于卧床不起了。后来，父亲连排便的力气都没有了，即便是咬着牙、鼓着肚子也无济于事。不忍看到父亲的痛苦，我就用手帮他抠。从此，我又承担了给父亲清洗粪便的任务。父亲很不安，我安慰他说：“小时候，我们不也是父亲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大的吗？尽孝的机会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很荣幸。”爸爸听了，眼泪就流出来了。
那天，报到的通知来了。我高高兴兴地拿着人事局签发的派遣证，第一个要告诉的就是父亲。他听了，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得病以来，父亲几乎再也没笑过。当晚，父亲还在我的搀扶下坐了起来，将我工作的消息告诉了来我家玩的同学。尽管父亲说话很吃力，但脸上的笑容仍是少有的灿烂。他的笑，一直印在我的心底，成为一道永远的记忆。
那天，父亲说了不少话。我很惊奇，以为是父亲吃的中药见效了。那时，我还在内心里为他祈祷，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比那更纯真、更虔诚的祈祷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病情突然恶化，母亲说要给他穿衣服时，他点了点头，同意了。他好像还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张了几下，没说出来。很快，父亲就去世了。
那年是1979年腊月十八，上午9点，父亲走了。是在得知我——他最小的儿子有了工作的消息后走的。那一年，他刚刚70岁。
回家
楚横声
一大早，鲍威尔接到父亲汉默的电话，汉默的声音显得很疲惫：“孩子，你在忙些什么？”
汉默是一个乐天的老头，鲍威尔的母亲去世以后，他独自住在四十里外小镇上的一间大房子里，每天种花剪草，或者带着他的狗散步，生活得闲散自在。
这个电话不同寻常。鲍威尔有些担心，他说：“爸爸，您好吗？您的声音听起来不大对头。”
“是的，”汉默说，“你多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鲍威尔有些羞愧，他已经很久没有问候爸爸了。“我太忙了，”他用夸张的语调说，“您知道我正竭尽全力让我的公司壮大起来，这需要时间。不过，以后我会时常给您打电话的。告诉我，您那儿出了什么问题？”
“我的狗——但愿你还记得它……”
“记得，我当然记得。”鲍威尔急忙说，“它叫老虎，跟您七年了。它怎么了？”
“它死了。”汉默的声音愈加有气无力。
鲍威尔很惊讶，这条狗之所以叫老虎是因为它十分凶猛强壮，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它不吃任何东西，被活活饿死了。它无法吃东西，它被人用棍子打断了牙齿，用刀子刺破了肚子。”
“为什么会这样？”鲍威尔叫了起来。
“因为它咬伤了三个人。”
“老虎为什么咬人？”
“因为，”汉默的声音很迟疑，“……因为有人打了我一记耳光。”他哽咽了，“老虎，它是为了救我才咬人的。”
“谁打了您？”鲍威尔咆哮起来，不能容忍有人欺侮他的父亲。
“打手，他们是打手。”
“打手？”鲍威尔迷惑了，汉默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头，跟打手能扯上什么关系？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打你？”
“我欠了他们的钱。”汉默压低了声音，“是高利贷。”
“什么？”鲍威尔简直不敢相信，汉默，这个一生正直快乐的老头会欠人家的钱，而且还是高利贷。“您缺钱吗？爸爸。”
“当然。”
“您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在银行还有一笔不小的存款，怎么还会缺钱呢？”
“存款？它早就不在了，我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它们输光了。”汉默听起来无比沮丧。
“输光了？”鲍威尔大叫起来，“爸爸，您在赌钱吗？”
“是的，我的孩子。”汉默说，“输光了我的存款，还有……还有我的房子和车子。”
“噢，我的上帝。”鲍威尔喊道，“怎么会这样？”
“可是，已经这样了。”汉默平静下来，“我的儿子，我得和你商量一下，你现在有多少钱？”
“噢，爸爸。”鲍威尔说，“您欠了多少钱？”
“三十万，如果今天还的话只有三十万。”
“只有三十万？”鲍威尔绝望地说，“好吧，我有这笔钱，卖掉我的公司我还可以剩两三万呢。”
“我可怜的儿子。”汉默怜惜地说，“那你这些年的努力不是都白费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鲍威尔说，“如果我不还这笔钱，您就没有了安乐的晚年，或许，”他顿了顿说，“我也就没有了爸爸。”
“谢谢你，我的儿子，”汉默说，“那么，你什么时候来替我还上这笔钱呢？”
“下午，三点以前。”鲍威尔难过地说，“那个时候我想我已经卖出我的公司了。”
这时，他听到话筒里传来两声狗叫的声音，听起来很是耳熟，他疑惑地问：“爸爸，我好像听到了老虎的叫声——是它吗？”
“就是它。”汉默的声音又恢复了他熟悉的戏谑和快乐，“我的儿子，它没有死，我也没有欠别人的高利贷。我只是想提醒你，如果你连你的财产都可以为我放弃的话，那么至少现在，你该回来看看我了。”
背着硬币回家
苏霁虹
同事小江酷爱收藏硬币，他只收集最普通的一元钱。大家都劝他不如收藏古币，一元钱人民币发行量这么大，将来就是成了文物，也没多少升值潜力。小江不置可否地笑笑，依旧每天早晨拿10元、20元去买早餐，换回一把硬币；下班，又借口坐公交车到处找人换硬币。难道这普普通通的硬币有什么玄机？
公司负责烧菜的李阿姨每天要去菜场，零钱自然不少，小江常常和她换硬币。看着他们在一起嘀嘀咕咕的样子，我们决定从李阿姨入手，挖掘小江的秘密。李阿姨禁不住我们的“威逼利诱”，终于说出了实情。
小江家住湖南山区，中专毕业出来打工。第一次回家过年时，他为了给家人备礼物，费劲了心思。看到城里老年人都穿的花花绿绿的，小江决定给母亲买件新衣服。李阿姨自告奋勇陪他去买，挑了一件宝蓝色的中式棉衣，绸缎面料的，一只金色的凤凰从下而上飞在胸前。小江高高兴兴背着那件新衣和一大包礼物回家了。
母亲一辈子只穿过家织的土布衣服，几乎所有的衣服新的时候都是靛蓝色，逐渐掉色成灰蓝色，最后变得看不出颜色。如此鲜艳华丽的衣服，或许在她的梦里都没有出现过吧？果然，母亲见到那件棉衣，惊叹了一声，就不言语了。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刺绣的凤凰，无论小江怎么劝，她都不肯试穿一下，仿佛那衣服一碰即碎似的。后来，母亲把棉衣送给了新过门的嫂子，嫂子也舍不得穿，又送给了她妹妹。
第二年，提前三个月，小江就开始向大家咨询春节回家要带的东西。有人提议，带海货。谁都知道，平时下馆子，遇到可口的菜，小江总要念叨，父母这么大年纪了，还从没吃过这样的美味呢。于是，小江主动给李阿姨打下手，努力学习烹饪技术。过年的时候，他给家人带回去几大包对虾、黄鱼鲞、鳗鱼干等干海鲜，还有10多只原本活蹦乱跳、到家已奄奄一息的毛蟹。
小江做了一桌海鲜，父母没吃几口，只是憨憨地、满足地笑着。小江有点难过，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对父母的深情。他给母亲一千元钱，一再嘱咐她想买啥就买，城里女人都爱吃零食，瓜子、花生什么的，母亲一定也喜欢。然而，节俭惯了的母亲舍不得花钱，都存下来，说是留着给他买房子娶媳妇。小江无法告诉父母，一千元在城里只能买一只脚那么大地方。
小江是个有心的孩子，他觉得母亲舍不得花钱，主要是舍不得破开一张百元大钞。钱是让人享受用的，不是当画看的。如果他给母亲一千元硬币，母亲每天花两、三块就不会心疼了。于是，他打算积攒1000枚硬币，准备春节的时候送给母亲。
听到这里，我们几个女同事眼圈都红了。以前，总以为给父母几张大钞就很孝敬了，完全没考虑他们有没有享受到这种“孝顺”。“孝顺”不应该仅仅是让父母亲“感受”一下的美好词语，应该是能让他们真真切切享受到的实际行动啊。
于是，大家都开始收集硬币，集体的力量大，临近过年，1000枚硬币终于找齐了。上称一称，足有65公斤。李阿姨帮小江把硬币包裹好，免得哗哗响引来贼偷。如果贼知道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估计不会对小江下手的。小江背着那一大包硬币上路了。
那年南方大雪，火车滞留在半途中。为了能早点回家，小江提前两站下了火车，抄近路步行30多公里到了县城，再换乘乡下的农用三轮车到山边，最后一段山路只能手脚并用了。山路又滑又陡，小江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回到家。
那1000枚硬币出现在父母面前时，他们都流泪了。
背着妈妈上大学
佚名
2006年9月5日清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薄雾轻笼着校园，清寒袭人。
秋风瑟瑟吹过，树上的一片落叶随风飘舞，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静静地落在路边一位正捧书晨读的女孩肩上。
女孩站起身，合上书，走回寝室，轻轻地推开门。“芳艳！”母亲杜桂兰醒来了，用一口浓重的宁夏方言轻声呼唤着，摸索着，从枕边摸出自己的衣服。“妈，早上挺凉的，您还是多穿点。”刘芳艳从上铺的纸袋里翻出一件外套，帮母亲披上。
梳头、洗漱、煮土豆面，刘芳艳麻利地为母亲做完这些后，抱起书本，匆匆向教室赶去。
这是新学期的第一天，刘芳艳轻快地走着，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曾经的沧桑与苦难，夹杂着轻轻寒意扑面而来，却从她的笑容里一闪而过。
刘芳艳，荆门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绘图系的学生。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清瘦、个头不高、面容清秀的女孩，背着盲母上大学，用稚嫩单薄的双肩把一个破碎的家高高撑起，为年迈失明的母亲撑起一片晴空！
为了病重的父亲，14岁的小芳艳叩开县长的家门。
1985年，刘芳艳出生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下冲村。那里是名副其实的黄土高坡，恶劣的环境锻造了芳艳的坚强，可每说起父亲，她总止不住泪水涟涟。
14岁那年，芳艳的父亲患上食道癌，给这个一贫如洗的家一道晴天霹雳。双目失明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老实憨厚的哥哥不知所措，年幼的芳艳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与绝望。北方的冬天冷得可怕。那天下着大雪，气温零下1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芳艳顶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翻山越岭来到县政府。这一天，是她读书以来第一次旷课。
芳艳从没见过县长，但为了救父亲，她鼓足勇气敲响了县长办公室的门。可是，县长不在。中午，县长还没回来，芳艳从书包里掏出冰冷的馒头，慢慢啃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救父亲，我一定要等到县长！
下午下班了，县长还没来。芳艳急了，拉住一个叔叔一问，才知道王学宽县长办完事后直接回家了。
雪下得更大了，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芳艳按热心人的指点，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走向县长的家。
晚上9点，她敲开县长家的门。或许是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的拳拳孝心感动了王县长，他二话没说，安排民政局批了1000元钱。
钱很快花光了，芳艳和哥哥只好含泪把父亲从医院拖回家。看着父亲食不下咽，枯瘦如柴，芳艳知道，父亲的日子不多了。
刘芳艳揣着借来的200元钱，请人给父亲做了口棺材。看到棺材，父亲的眼泪汹涌而出：“娃，我死了，用两块木板一夹就行了，你们留点钱过日子！”芳艳哭着抓住父亲的手：“爸，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穿过一件新衣，连住的房子也破破烂烂。女儿治不好您的病，只能把这个做厚实点，您到那边，就不会再挨冻受淋了。”
几个月后，父亲带着牵挂，撒手人寰。
为了失明的母亲，她携母辗转千里打工求学
父亲去世后，生活的重担压到了刘芳艳和哥哥身上。2003年9月，刘芳艳历经千难万苦，如愿考取了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同年11月，哥哥外出打工，失去了联系。
在千里之外求学的芳艳，放心不下家中年迈失明的母亲：妈妈烧火做饭时有没有烫着？山路坎坷，会不会摔着？摸不到回家的路，是不是又在外忍饿挨冻……去年5月，芳艳从邻居的电话中得知，母亲上山拾柴时，摔得浑身是伤。放下电话，芳艳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我已经失去父亲，再也不能失去母亲了。”辗转了一夜，芳艳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休学。
从此，芳艳背着行囊，牵着母亲，闯到天津，在一家火锅店安顿下来。打工的日子，芳艳一边悉心照顾母亲，一边省吃俭用赚学费，一晃8个月过去了。
今年2月，芳艳携母重返她日思夜想的荆门职院。学校领导得知芳艳的经历后，十分感动，为她们母女提供了一间宿舍和每月100元生活费，同时，还为芳艳安排了两份勤工俭学的工作：在校食堂端菜和清扫9间教室。
每天傍晚，是芳艳和妈妈最快乐的时光。妈妈听着芳艳洗衣服、整理房间；芳艳读书读报给妈妈听，或讲学校里发生的趣闻趣事。有时，母女俩手牵着手，在校园里散步、晒太阳……
母亲的牙齿掉光了，芳艳毫不犹豫拿出辛苦攒下的200元钱，为母亲装上一副假牙。从医院出来，芳艳买来一个苹果，递到母亲嘴边。母亲慢慢嚼着、品着从未吃过的苹果，开心地笑了。“是我拖累了芳艳啊！”采访时，杜桂兰抚摸着芳艳的手，叹了口气。“妈，您看看别人，上大学都难得见到妈妈，我天天可以看见您，比他们好多了！再说，您是我妈，孝顺您是天经地义的呀，我就乐意做您的‘眼睛’和‘拐杖’！”刘芳艳偎着妈妈，脸上盛满幸福。
鸦鹊反哺，羔羊跪乳，刘芳艳的回答亦如此简单：生我是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