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迪大声说：“孩子别怕，妈妈在这儿。”她看到孩子的嘴唇青紫，眼睛无神。她知道，凯拉这时可能会因脑缺氧而引起脑损伤，所以必须立刻打电话呼救。她转过身，游过15英尺宽的池子，到达对面丈夫托她出水的地方。她用胳膊和胸部使尽全力扭动着身体往上爬，终于把双腿拖了上去。
这时，凯拉正在对面的池边大声啼哭，辛迪害怕女儿再次掉进水池，便快速在水泥地上朝着女儿爬去。过了一会儿，终于爬到女儿身边，她紧紧地搂住女儿。她已太疲劳了，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
辛迪把孩子放到后背上，带着她往院子里的草地上爬去。突然，她注意到地上有血迹。她立刻检查了凯拉，看见孩子没有受伤，发现血是从自己的脚背上流出来的。她的脚已被水泥地磨破，双手也被划破了。
爬到草地上，离水池远了，辛迪这才放下女儿。她知道，自己不坐轮椅能够快速找到的电话在卧室里，她又爬过院子，爬到卧室里。抓起了床头柜上的电话，拨打了911。
辛迪紧张地对接线员说：“我的孩子掉进了水池，我已经让她开始呼吸了。她现在正在哭。”
接线员问：“你住在哪里？”
她说：“灰山路。”
接线员说：“我们马上派救护车来。”
辛迪接着又给丈夫打电话，告诉他：“女儿出事了！她掉进了水池里。”罗恩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凯拉的哭喊声，他告诉辛迪别着急。罗恩赶紧给邻居休·布朗打了电话，幸好这位邻居在家，他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辛迪家。
这时，凯拉和辛迪都冷得浑身发抖。布朗抱起凯拉，脱去她的湿衣服，用毛巾把她擦干，然后放在床上用被子盖好。接着，布朗把辛迪也抱上床，等待救护车来后送她们去医院。
她们被送进医院后，辛迪的手和脚都被包扎起来。医生对她说：“凯拉的情况不错，她没有因为缺氧而造成后遗症。”尽管医生们一再保证凯拉没有事儿，而且称赞辛迪勇敢地救了女儿，可是她的情绪还是很低落。这时，罗恩来了，他走进病房，一把抱住女儿，问辛迪：“凯拉好吗？”辛迪点点头。丈夫又问：“你好吗？”辛迪又点点头。罗恩紧紧搂住了妻子，说：“辛迪，你是好样的。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的。”
辛迪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这是感激而又欣慰的泪水。
圣诞节的母亲
［美］约翰·杜尔
杜尔从小在芝加哥长大，寒冷的冬季让他想起一些圣诞节的情景。时间回到1925年，当时妈妈带着他和哥哥过着困苦的生活。
爸爸当时已经过世三年，留下坚强不服输的妈妈和两个孩子。
哥哥纳德比杜尔大四岁，已经上学了。妈妈必须带着杜尔去上班，她是一名清洁工，那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那个时候的工作机会非常少，工资更是微薄。杜尔记得当时看着妈妈跪在地上不停地擦洗地板与墙壁，在严寒的天气里坐到四层楼高的窗台外面擦玻璃，而薪水一个钟头才25美分！
杜尔永远不会忘记1925年的圣诞夜。妈妈刚从诺赛德附近干完活，他们搭乘一辆街车回家。妈妈工作了9小时，总共赚了2美元25美分，另外雇主还送她一罐番茄酱当作圣诞礼物。杜尔还记得妈妈将他高高举起，放上街车后方的平台，然后从她仅有的钱币里找出5美分的铜板付了车费。他们握着彼此的双手，一起坐在冰冷的座位上，妈妈轻轻握住杜尔的手，但是她粗糙的双手割痛了他的手掌。
杜尔知道那天是圣诞夜，虽然他当时只有五岁，但是据他以前过圣诞节的经验，他的直觉告诉他，今天除了加点儿菜、到玛莎百货公司看橱窗内栩栩如生的娃娃、雪景，以及其他小孩兴奋的模样之外，别期待任何别的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杜尔心里有一股温暖的安全感，因为妈妈握着他的手，还有一个名为“善心兄弟”的慈善团体也送了一篮食物给他们。
街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路旁的伟伯兹百货公司准备打烊了，最后一批顾客也纷纷离去了。杜尔和母亲坐在行驶的街车上，即使隔着冰冷的车厢与行车的嘈杂声，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些人欢乐的过节气氛，也能够听见他们愉悦的欢呼声。但是当他抬头看妈妈时，他感觉到她身上的痛苦。泪水从她干枯的脸庞上滑落，她紧握着杜尔的手，然后松开，再用她那粗糙龟裂的手，擦去脸上的泪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那双手：肿胀的关节、扩张的血管以及粗糙的皮肤，那显示出她为他们做出的牺牲。
他们下了街车，踏上已经结冰的积雪街道，寒冷的空气刺痛了他们的脸。
妈妈大步向前走着，她没戴手套的一只手紧拉着杜尔，另一只则拿着一个购物纸袋，里面装着一罐番茄酱和她那套脏污的制服。
他们的公寓位于街区中段。理发师尼克每年圣诞节都会在他理发厅旁边的空地里贩卖圣诞树，往往圣诞夜还没到，圣诞树就已经销售一空，只留下满地枯黄或残破的断枝。他们经过那块空地时，妈妈松开了他的手，拾起一些废弃折断的松树枝。他们那两层楼的小公寓里没有炉子，只有厨房煮饭用的火炉。他和哥哥到附近的铁路边上去捡火车上掉落下来的煤炭，还有在隔壁巷子里找几个木制的水果箱以作为炉火的燃料。对他们而言将所有能够燃烧的东西带回家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登上既肮脏又没铺地毯的木制楼梯回到了家里，他们打开进入客厅的大门，屋子里面冷得跟冰库一样，屋内好像比外面还要冷。
穿过客厅就是卧室，卧室在厨房旁边，里面也温暖不到哪儿去。厨房的门是关着的，这样好让浴室、厨房里面保持温暖。整间屋子除了两张床铺、一张破桌子和四把椅子之外，并无其他的家具，地上也没有铺设什么东西。
纳德将炉火生了起来，然后紧偎在火炉旁一边取暖一边专心阅读着过期的《男孩生活》杂志。妈妈帮杜尔脱下外衣，让他也坐在火炉旁，然后就去准备圣诞大餐。
这是一个与欢乐、施予、接受和爱有关的节日，所以他们并没做太多的交谈。除了拥有彼此的爱之外，其他圣诞该有的气氛都没有。他们面对着那小小的火炉，吃着火腿罐头、蔬菜和面包，炉火将他们的脸烤得发烫，他们的背部却被风吹得冰冷。
那时杜尔心里唯一盼望的就是晚上早点儿上床，因为房间里没有暖炉，所以冷得要命。
像平常一样，他们洗漱完毕，便回房间睡觉。杜尔像母亲腹中的胎儿一样蜷缩在两条被单之间，既没有脱袜子也没有摘掉帽子。一阵冷风灌入他的背部，因为他身上那件单薄的旧内衣有一颗纽扣掉了。至于能否收到圣诞礼物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杜尔被街上的声音吵醒几次，紧接着又睡着了。
天还没亮杜尔就醒过来。他没有听到送牛奶的人在巷子里走动的声音，也没有瓶子撞击的声音，他知道他还可以睡几个钟头。
但是当他把脸转到妈妈这边时，突然发现妈妈根本就没上床，他的脑子突然变得很清醒，想着妈妈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她终于觉得受够了，抛下他和哥哥走了？他躺在床上，越想越怕，却不敢去证实一下自己想象得是否正确。这时他听到从厨房传来一种吱吱轧轧的摩擦声音，那声音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停几秒钟，然后再继续发出声响，然后再度停下来。虽然杜尔非常害怕面对真相，但他知道还是要去看妈妈到底在干什么。
杜尔一进入漆黑的客厅，就看到厨房里微弱的灯光从半开的木门下流泄出来。他越靠近厨房，那种吱吱轧轧的摩擦声音就越响。他看到妈妈背对着他，呼吸时嘴里吐出白气，用一条毯子裹住头部与背部以抵挡寒冷的空气。
右边的地板上放着她最喜欢的扫把，可是扫帚上方的握柄已经被削掉了。她在破旧的木桌上工作着：他从未看过妈妈如此专心努力的态度。妈妈面前的东西似乎是一棵尚未成形的圣诞树。杜尔敬畏地看着她做出的物品。她用破损的菜刀在扫把的把手上挖出洞来，然后把她从空地上捡来的树枝塞入洞里，它马上就变成了杜尔生平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圣诞树。那些不规则的洞无法有效地支撑树枝，她就用一条绳子固定住。
这时杜尔看到她的脚边还有两条毛巾，上面放着玩具：一辆是掉了两个后轮的消防车；一辆是掉了很多个轮子的旧铁制火车，车顶的中段是弯曲的；一个玩具箱，里面的玩偶没有头；还有一个娃娃的头，但是没有身体。这些都是妈妈没睡觉出去捡回来的。此时杜尔心里的寒冷、痛苦与恐惧消失了，他的内心升起一股最温暖的爱。他静静停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流了下来。
杜尔悄悄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回房间，妈妈则继续进行她的工作。杜尔这些年来也收过一些精美的礼物，但是都无法跟这份礼物相比。杜尔永远不会忘记妈妈，以及1925年的圣诞节。
我那顽皮妈妈的爱
李开复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但和许多母亲严厉管教的做法相反，妈妈不但容忍我的调皮，而且还特别疼爱我这个父母的老来子。我做一些调皮事的时候，母亲总是微笑地看着我。甚至，有时候，妈妈和我们玩起来比我们还要顽皮得多。
一个暑假，我写了一本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全是我的家人，我还把小说录音做成了“广播剧”，并用刀叉配音；此外，我还拍了一本相册，里面是我和我的外甥装扮(有些还是反串的呢)的妈妈最不喜欢的演员、球员、广告角色等。可这本相册缺了一个封面。既然都是妈妈不喜欢的东西，我就想拍一张妈妈生气时的照片做封面。为此，有一天我把电梯按住，让妈妈等了10分钟，然后我在电梯的另一端准备好相机捕捉她“生气的瞬间”。至今，我的武侠小说和相册还被妈妈放在床边。我想，只有像我母亲那样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才会容忍甚至欣赏孩子的调皮、淘气吧。
想来也是，我的调皮应该是遗传自我的母亲。我父亲不苟言笑，但母亲却常常和我们“打成一片”。有一次，哥哥和母亲两个人玩水战，弄得全家满地都是水。最后，母亲躲在楼上，看到楼下哥哥走过，就把一盆水全倒在他头上。
小时候，邻居夸口说，他的水池里养了100条鱼，我们全家都不相信。后来，几个孩子在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决定去把邻居的水池放干，数一数到底有几条鱼。经我们证实，水池里其实只有五十多条鱼。但经过这样的折腾，邻居的鱼死了不少。气急败坏的邻居到我们家抗议，妈妈却一面道歉，一面偷笑，因为“数鱼工程”就是她亲手策划并带着孩子们做的。
我在同龄人中，学东西算是很快的，当其他同龄的孩子还躺在父母怀抱里时，我已经会背“九九乘法表”和古诗词了——这主要得益于母亲的教诲。
母亲坚信我是个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我期望最高，管教也最严。我不用功时，母亲会生气地把课本丢到桌上；退步时，母亲可能会打我一顿；进步时，母亲则会给我奖励。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考了第一名，母亲带我出去给我买礼物。我看上了一套《福尔摩斯全集》，但是母亲说：“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着，随时都可以买。”结果，她不但买了书，还另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送给我。从那时起，我就整天读书，一年至少要看两三百本书。感谢母亲的支持，我才能在小小年纪就看了这么多本书，并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
我10岁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大哥回家探亲。看到我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承受着升学的压力，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大哥忍不住说：“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在父母的期待和鼓励下，11岁的我来到了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市。在这个只有两万人的小城市里，来自中国的小学生只有我一个。哥哥送我去了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小学。第一天入学，我就蒙了。虽然之前也学了不少英文，但我还是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们在说什么。母亲一直很担心，我能否跟上进度。
还好我还不是完全的哑巴。有一次在数学课上，老师问1/7换成小数是多少。我虽然不太听得懂英语，但还认得黑板上的1/7，这是我以前背过的。
于是我高高举起手，朗声回答：0142857142857……当时，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从不让学生们“背书”的美国老师也惊呆了，几乎认为我是“数学天才”。虽然我并不是数学天才，但是，当时年纪小，还是感觉很得意。回家后，我开心地告诉母亲今天在课堂上的表现，母亲显然比我还兴奋。因为我终于开始一点点地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母亲一直不懂英语，但她每年都会花6个月时间在美国陪我读书。在每年陪读的6个月里，母亲要默默忍受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生活环境；而在她返回台湾，与我分别的6个月里，她同样会为我的学业操心。
临走前，她又郑重地对我说：“我还要交代你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不可以娶美国太太。”“拜托，我才12岁。”“我知道，美国的孩子都很早熟，很早就开始约会，所以要早点告诉你。不是说美国人不好，只是美国人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都不一样。而且，我希望你做个自豪的中国人，也希望你的后代都是自豪的中国人。身体里流的是100％炎黄子孙的血……”
“好的，好的。飞机要起飞了。”
母亲拉住我的手说：“第二件事，每个星期写封信回家。”
没想到第二件事情这么简单，我爽快地答应了。
母亲走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变得特别想念台湾。我更想念母亲，常常想到我最喜欢的事情——躺在她的怀里看书。
我在美国接触到的教育方式以表扬和鼓励为主，这让我信心十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自信和果敢的种子。凭借着自信和勇气，我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两年后，在一次州级写作比赛中，我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当地的老师十分惊讶——这个刚适应美国生活的中学生居然还有人文方面的天赋。
我每周都写信把自己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告诉母亲，而且每封信都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是我答应母亲一定要做到的事。
后来，我终于明白，母亲临走时叮嘱我的两件事不单是简单地希望我娶中国的妻子，会中国的语言，更蕴含着一种浓浓的家国梦，深深的中国情。由于母亲的影响，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关心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母亲不止一次提醒我说：
“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刘心武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