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重建中文之美书系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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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领衔:李鸣生(9)

姚雪雪:您的成功,固然因为选择了航天发射这样的重大题材,使作品首先在题材上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意义。在核心事件确定后,您的思维和表达是十分自由理性的。既注重报告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又看重对人物不同性格、命运,不同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表现,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思考正是依附于这个重要载体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了作家对题材的超越,看到了作家个性化的主观意识表现。您认为作家的个性对作品起到多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报告文学作品?

李鸣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一个作者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本身就是思想、文化和审美眼光的体现。题材不决定作品,作品的个性也不取决于题材。但作家的品质与个性,一定决定作品的品质与个性。作家的个性是天生的,对作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姚雪雪:我很赞同您的“作家个性对作品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那么报告文学与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文体相比,您觉得哪种文体相对而言更能充分自由地展示作家的个性特质?您在写报告文学时会感到有所约束吗?

李鸣生:一个作者适合于什么文体,或说主要适合什么文体,取决于天生的性格和气质,在娘胎里就基本定型了。有的人喜欢舞剑,有的人喜欢耍棍,刀枪棍棒各有所好。但喜欢不等于适合。重要的是要找准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文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难题。我年轻时为此深感痛苦困惑。我写过话剧、诗歌、小说、影视剧本,后写报告文学,现在又想写别的,甚至有时妄想自创一种文体,所以至今也不知什么适合我我适合什么。其实在我看来,文章本无文体之分,是文人自娱自乐没事想出来的;真正的大家脑袋里是绝无文体概念的,一如真正的武林高手从来不用刀杀人一样。事实上刀枪棍棒本无高下之分,关键看你能否“杀人”。鲁迅一辈子没写一部长篇小说,但鲁迅还是鲁迅;有人写了一辈子长篇小说,自以为高雅,但还是不是鲁迅;甚至有人挥舞了几十年大刀,到头了也不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是一个习武之人。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确有约束,我深受其约束之苦。报告文学本身是真实的文学,说真话的文学,但可悲的是,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真实、完全说真话。不是做不到也不是不说,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说,说了也白说。比如我说了你给发表吗?从这个角度讲,是影响作品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仅在理论上谈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没意义的。对我而言这种约束是最大的约束,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挣脱或逃避。我现在就准备转向别的文体创作,比如电影、小说、随笔、杂文或者博客。写博客是什么感觉?自由、洒脱、痛快,不想打标点就不打标点,不想空行就不空行,不想揭露什么就不揭露什么,不想骂谁就不骂谁。虽说没稿费,却不受“三婶”“四婶”的管束啊!当然话说回来,没规矩不成方圆,没约束就没艺术。约束即艺术。分寸即艺术。无限的艺术魅力往往就在约束的分寸之中。也许正因其约束,才显其魅力。所以关键不在于文体是什么,而在于你能表达什么。比如手机短信,人人都会,人人都能,是什么文体?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的短信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凭这一则短信,便可打倒中国至少90%的作家。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有了,作家的个性特质自然而然便出来了。一个高超的芭蕾舞演员可以在极小的舞台上尽显绝技,一群蹩脚的足球运动员在宽大的球场就是不进一球。而同样是球,在巴西球员的脚下似跳芭蕾,在中国球员的脚下却沉如磐石。你说为什么?

姚雪雪:您对略萨说过的一段话格外赞赏:“文学首先是对社会发言,然后才是文学本身。”这是否表明,您更在乎作品表现的内容,其次才是表现的形式和方法?

李鸣生:内容与形式我同等重视。我赞赏略萨这话,主要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忧虑。我希望作为知识分子一分子的作家们在当下能先对现实“发言”,而后再“唯美”。我知道民主的进程与历史的进步哪怕推进一点点都很难,但惟其如此,更需要作家们以笔为旗,以良知为剑,呼唤正义,鞭打邪恶。即便不能大踏步地推进,一步步,甚至一寸寸地往前挪动,总比倒退或停滞不前好。

姚雪雪: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和它所承载的内容,对作家提出了非同一般的要求。《千古一梦》呈现的是一种大气魄、大感动,特别能展示您吞吐和消化宏大题材的能力。在《千古一梦》的创作过程中,您感觉最艰苦的一件事是什么?

李鸣生:载人航天七大系统,七大领域,内容庞杂,问题如麻,人物众多(大小几百个),时间上纵接千古,空间上横跨全球,涉及中国乃至世界近半个世纪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与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棘手,主要人物都是大专家。最苦最难的,一是采访,二是结构。

姚雪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史志性报告文学”这一新的形态,往往专注某个领域或行业地区,作历史和现实的纵深比较和文化透视,结构从单一到多元,中心人物与群像相结合;在广阔背景下,展开宏大叙事,将当下与历史相观照,涵盖的生活面更广;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融入,具有学术性、资料性、文献性等特点。您的航天题材报告文学是这一新形态的代表之作,这一评介对您今后的创作会有一些影响吗?

李鸣生:这一概述很准确,也很有意义。自90年代来,我一直坚持事件、人物、问题糅合在一起,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思路。可惜这方面研究少。我的创作不会受影响。我写作,是完成一种自我生命的表达,不受外界左右。其实我的创作早就越过了航天,比如《全球寻找“北京人”》、《国家大事》、《中国863》、《与智者聊天》、“李鸣生专访系列”以及写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人心》都不是航天题材。

姚雪雪:报告文学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文学形式,已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个人认为,“新闻性”强调“外宇宙”,“文学性”强调“内宇宙”。两者有矛盾的成分,甚至写法上都可能完全不同。处理不好,像铁轨的两头,越走越远;处理得好,可能走出的是一个圆弧,最后彼此汇合相拥。您在创作中有没有遇到如此苦恼?

李鸣生:这个观点很有见地。我认为报告文学作者大致可分为作家型和记者型,由此又可分为文学、新闻两种创作思维——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两类作者和两种思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作品优劣之别。我用的是文学思维,新闻是我的表现手法之一,是工具不是目的。事实上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报告文学远不止文学与新闻的结合,它是诸多艺术门类和诸多学科的集合体,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特文学内涵的“杂种”,一种集文学、科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为一身的或叙事或论述的新文体。它的文学性不是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性,更不是小说意义上的文学性。而应理解为一种综合素质,一种贯穿于思考与发现、人物与事件、问题与议论、整体与局部、叙述与角度、情调与语言等多方面的整体性的学识风貌。它可以有小说的叙事策略,诗歌的激情空灵,散文的真切自然,政论的慷慨陈词,杂文的一针见血。还可以有政治的高屋建瓴,科学的客观冷峻,哲学的意味深长,历史的深不见底,戏剧的矛盾冲突,影视的时空自由,音乐的行云流水,逻辑的缜密严谨,等等。总之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和各门学科的思想精髓,都可融入其中,自成一体。所以人们不应该用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理论去框架报告文学。若用小说的文学标准去评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无异于用篮球规则去评判足球一样荒唐可笑。

姚雪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这一方面是因为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历史悠久之传统文体相比,其内在建构与规范仍处在完善之中,文体的兼容和交叉又使得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存活的外部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对报告文学由名称到内涵再到艺术建构的非议、质疑、批判和否定之声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近年来,有批评者又一次对报告文学文体展开了否定的攻势,认为报告文学的叙事伦理(逻辑)不成立,“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您如何看待对文体批评的声音?您认为报告文学可以有虚构的描写吗?

李鸣生:我觉得“否定的攻势”谈不上,不过是有善意的批评家发出了一点真实的声音罢了。我的观点是:这是个很正常的学术问题。有争鸣有不同声音是好事,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哪个文体没争议啊?报告文学是个复杂的、新型的、另类的文体。我自1984年发表第一部中篇报告文学至今,二十四年来一直在认识与探索、肯定与否定之中。报告文学最终是崛起还是死亡,轻易肯定或轻易否定,恐怕都为时过早。

报告文学绝不可以有虚构的描写。其实,不管何种文体的作品,无非都是作家通过文字与自己的读者进行交谈,而报告文学则是最勇敢、最实际、最直接、最坦诚、最接近社会神经和人生本质、最具思想风骨、批判精神乃至摧毁力量的一种交谈方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报告文学是以真实性来支撑其魅力的文学,是借助生活的“土壤”来播种作者自己“庄稼”的文学。真实,是它独立的审美品格。其审美原则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客观生活本身蕴涵着巨大的表现力,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是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无法表现和穷尽的。因此,最大限度地开掘生活本身的表现力,揭示生活本身蕴涵的魅力,是报告文学特有的使命;而捍卫历史和生活的“原生态”即真实性,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遵循的铁的创作原则。当然,我个人认为在表达方式上可以有文学的想象——没有想象哪有文学?怎么文学?但想象不等于虚构。想象是表现方法问题,虚构是立场、品质问题。

姚雪雪:从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开始,您又拿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还获过三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作品奖、全军文艺奖等全国十余项大奖。是否满意别人把您称为“获奖专业户”和“主旋律作家”?

李鸣生:我的专业是写作和编辑。事实上我从2000年后几乎就不送作品参加评奖了。因其惭愧,也从来不好意思提奖的事。获奖不是我写作的目的。真正的写作者与奖无关。获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没获奖的不一定比获奖的差。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主旋律作家”,但很清楚我是什么作家,也清醒写的是什么,应该写什么。如果有人硬要称“主旋律作家”,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没认真看我的作品;要么看不懂我的作品。所谓“主旋律”在我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图解政治,演绎概念;一种是书写真正的崇高与伟大、英雄与壮美,比如爱国主义、勇敢精神、悲悯情怀、良知正义、大爱至美等。我的《走出地球村》,写中国科学家为了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而自身却背负着极“左”政治的重压、心惊肉跳地戴着镣铐跳舞的荒诞历史。写的是什么?《国家大事》通过写一个科学家打成右派二十年的不幸遭遇,剖析中国人才不幸命运形成的社会原因与自身症结,从而提出“人才问题也是国家大事”的命题。写的是什么?《全球寻找“北京人”》通过六十年来全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故事,呼唤到历史的隧道中去寻找湮灭的文明与失落的精神。写的是什么?二十年前写的《飞向太空港》,写中美科学家携手发射卫星,东西文化在发射场的冲突,其中一章的题目是“我们都是地球人”,题记是“献给创造空间文明、寻找人类新家园的航天勇士们”。写的是什么?现在写了《千古一梦》,请读者朋友看看写的又是什么?

姚雪雪:一个真正的作家,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希望《千古一梦》能给读者带来惊喜。

李鸣生:惊喜谈不上。只是做了我人生中应该做的一件事情而已。一切让读者和历史去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