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重建中文之美书系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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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领衔:李鸣生(8)

记得我们在原始森林中跋山涉溪,走了好久,来到一个原始味道很浓的湖边时,军旅作家与地方作家不知怎么居然分走在不同的两岸,我从这边眺望对岸的他们,呈一种队列行状,被幽静的湖面映衬出非常美的倒影。李鸣生的倒影就在其中。

我等于是先认识了李鸣生的倒影,而后才与他有了正面接触。他习惯性地上仰着面孔,尤其是坐着思考的时候,那种面部的表情有种穿越时空的庄严神圣之感。这种神态要是蓄上一撮倔强的胡须,差不多有屈原的《天问》风范;若是束发为冠嗜酒狂饮是不是也有李白的狂态?他在少年时,居然跑到杜甫草堂去气杜甫:“‘诗圣’何足哉,今朝更为雄!”此乃一牛人也!

解读李鸣生的仰脸姿态,仰视着天体而不关注脚下,不知这与他的航天报告文学系列创作是否有关。他以瘦小的身材执著于仰视高远浩瀚的天体之奥妙,望月球,望星空,望飞船什么的,独自在做他的《千古一梦》。首先是他自己当兵时在大山里挖洞渴望着看到飞船,开始了飞天之梦,才会有对于中华民族这种千年之梦的不解情结的深刻理解。不过,他的这种神态也很容易给人以错觉,让不了解他的人,见面后的第一感觉是此人甚牛,清高,傲慢。他说,他从小学五、六年级起,至高中毕业,期终评语一栏中的缺点始终是两个字:清高。“我第一次见到‘清高’两个字时,什么意思都搞不懂。后来‘清高’演变成了‘骄傲’、‘狂妄’,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吃了不少苦头。”

李鸣生吃过不少苦头这我相信,但李鸣生得到不少甜头,这也有目共睹。他一直仰天写作,一部一部地抛出那么多的长卷四部曲、五部曲、六部曲的,简直是上天啦!可以上天的人,有一个牛的神态怕什么?管他狂不狂的。

鉴于差不多的成长年代,差不多的心性与嗜好,还有差不多的缺点——尽管,我们身穿不同衣着,也尽管我们分别行进在神农架古湖的两岸,似乎难有默契感应。然而,当我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机会时,却一下子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我感觉他哪有什么架子,哪是什么恃才傲气、牛气。他很率真,快人快语,是个直肠子,也是个性情中人。甚至出语中偶尔还带有粗话,再偶尔还会骂娘。

2007年的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深圳采风,我与李鸣生住到了一个房间。他的健谈、雄谈,令我难忘。他语速奇快,带辣味儿的沙哑发音,似子弹扫射到沙滩上。他思维敏捷,谈话与写作风格一致,从他身上确实能够感觉到“文如其人”。但,你又会感觉文与人之差异,且悬殊得惊人。

比如,他的文章布局周密,思维严谨,尤其写到航天的科技方面,细节精致、准确,数据缜密,分寸把握十分精到。如果仅从文章上看,可以将精细、谨慎、儒雅等词汇赠送他。然而,你跟他走近了,了解了他的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你却会得出截然相反的印象。

比如,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编辑找他索要我的电话,由于我在北京临时使用的手机回来后,换回到以前使用的号码,而且这个号码我曾给过他,结果,他一直在打北京那个临时手机号。打不通,他就在伊妹儿上让我将电话号码告诉他。我不知为何,竟然回复电子邮件时漏掉了一个数,他回信说:你这是一个骗人的号码,十位数怎么打得通呀!我马上用手机给他发短信,他大笑说我居然跟他一样:居然会出现漏掉一个数的笑话。他在嘲笑我的时候,也在自嘲。他说他以为只有他会粗心大意干出这种事儿,不想我也会这样。

他写的那些天上的高科技题材,挺吓人的。而生活中的他,却对科技东西讳莫如深。比如手机。他一直不会用手机发短信,五年当中,他一直想换个能够直接写汉字的手机发短信,但是,他以为一旦换了手机,手机号码就要改变,而一改号码,那就得通知很多朋友。为了省却这一麻烦,他忍了五年不换手机,也忍了五年不会发短信。结果,忽然有一天,不知道哪位高人让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道理:更换手机是无需换号码的。他这才有了自我发现的豪迈宣布:“2007年,我实现了两大人生突破:其一,学会了发手机短信;第二,学会了开车!”

怎么可以想象,能够批量抛制出《中国863》《国家大事》《走出地球村》等别人不敢企及的高科技题材长卷的人,以如此精致的头脑,居然玩不转手机与号码的简单更换。我曾跟他打趣道:你只能适应做天上的大事,对于地上的琐屑之事,就留给我们这些俗人吧。

由于突发的汶川地震,把李鸣生从天上震到了地上。他是个军人,是个没上过战场的军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踏上了故乡那片惨烈的土地。在他的家中,他打开电脑,激动不已地给我讲着他在震区的所见所闻。他说,震中不在汶川,震中在人心!他说他从未搞过摄影,但是,他给我点开了一幅幅他拍下的惊人照片。印象极深的有这样几张:废墟边的空地上,新挖出的两排大小一样,深浅一样的长条状坑,他取的标题:“学生宿舍”;一处倒塌的房顶,一个酷似人形端坐的残骸,被钢筋斜刺里扎穿,标题:“川人不倒”;一个老人在喂一只小猫,香肠,小猫不吃,老人将香肠嚼碎再喂,猫还是不吃。李鸣生解说:当地有个风俗,人死后要三天不吃肉的。小猫的主人死于废墟,小猫严格地恪守当地这一风俗。他一边给我看照片,一边讲,讲得相当动情。他讲一只狗如何面对一条红领巾守候着,一动不动;讲废墟里的一个活生生的肉体怎样被压薄得只有十公分。他讲一只雪白的乳房如何明晃晃地挂在了乱七八糟的废墟上……

“第二次进入灾区,奔走了十天十夜。两次行程近七千公里。”李鸣生口若悬河跟我倾诉,“我曾强行冲进北川,遭遇过6.4级余震;我在四台推土机的夹缝中躲闪拍照;我两次进入成都军区陆航团,四次进入成都市儿童医院,五次进入成都市精神病医院,差不多走遍灾区重点倒塌的学校,在弥漫着尸体腐烂气息的废墟中掏出一个个打满红钩和一百分的作业本……我录下了一百二十多个小时灾民的哭泣与诉说,拍下了五千余张现场真实的照片……尤其当我置身于一所所倒塌的学校,面对废墟上血迹斑斑的书包与课本、钢筋与砖头、衣物与尸骨,以及无数号啕大哭、悲痛欲绝的父母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凄惨,什么叫悲伤,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悲痛欲绝,什么叫万念俱灰,什么叫生不如死!于是极少流泪的我,每天总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甚至有一次竟陪着数百名学生家长在废墟上流了两个多小时的眼泪,以致回到北京,采访本上依然可见斑斑泪痕。”

李鸣生有着悲悯的人类情怀,有着大气的写作,大气的人生,在这一切得以彰显之时,我也注意到了他平常生活中的情感触觉,那是父子之情,那也是一种流泪:

“2002年8月上旬的一天,儿子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儿子和妻子打电话联合将这一信息告诉我时,远在成都探望母亲的我,流泪了。”(李鸣生《爱是一种痛》。)

“父亲不准我上学,要我就业。为了能继续上学,实现当作家的梦想,我偷偷发动全家替我说情,并有意在假期用我十五岁的肩膀到工地挑运上百斤的砖头,一天挣回一元钱!这才感动了父亲,同意我继续上学。”(李鸣生《狂点又何妨》)

上天入地游刃有余的人,大悲小情都有泪可流的人,最精确与最马虎的人呵,李鸣生——你这个牛人,时逢牛年,你会仰出一个文学的牛市来,天上地下的人民都会期待着你。

让读者和历史检验

李鸣生姚雪雪

姚雪雪:您二十年前就开始并一直坚持“航天文学”及其他高科技题材的创作,被称为中国作家“航天文学第一人”,您的“航天五部曲”《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澳星风险发射》、《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最新联合出版的《千古一梦》一书,延续了您的航天美梦,是一部充满了浩然大气的发轫之作。这部新书与前五部书的关系是什么?

李鸣生:“航天文学第一人”可能是某位记者为了新闻效应而戴的一顶帽子,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不过1990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确实与江西籍的著名军旅评论家、现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谈论过“航天文学”这个观点,后来朱向前专门著文对“航天文学”做了精到的阐述,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航天文学”的概念。这是朱向前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贡献。其实什么文学都是文学,“航天文学”只是一种题材上的区分。“航天六部曲”是我近二十年写的主要作品。前五部写的是中国航天的几个里程碑。《千古一梦》写中国人飞天的悲壮历程。接着第七部叫《发射司令》,已写一半,通过一位发射将军的传奇故事与跌宕命运来揭示中国航天历史的另一面。航天系列七部,独立成篇,互有继承,彼此关联。

姚雪雪:您最早涉足“航天文学”的起因是什么?

李鸣生:我一直固执——也许是错误——地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和能写什么,是上天注定的。我涉足航天题材原因有三:一是我十几岁当兵,人生的第一站就是发射场,在原始的大山沟里呆了十余年,每天除了抬头望天,无任何可看。后来到了北京又接触了中国几乎所有航天专家和别的不少科学家,与天结缘,与高科技结缘,便成自然;二是当时考虑科技是中性、世界性题材,受政治束缚可能相对小;三是中国文学书写人类陆地历史的多,表现人类空间文明的少,所以想到了所谓的“航天文学”,想斗胆为中国文学这个大花园增添一棵小草,或者说凑点热闹。

姚雪雪:报告文学创作所选择的题材一般都很重大,作者背负的压力很大,对作品负有责任和使命。您所关注的航天题材,与航天事业本身所具有的科学尖端性相符,一般作家很少涉及也很难涉及。这不仅需要民族的忧患意识和道义精神,还需要对素材有极强的挖掘力和整合力。是否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您在中国文坛的崛起才显得格外耀眼和引人关注?

李鸣生:航天领域的写作的确有难度。第一,要熟悉这个领域,学习、研究、搞懂诸多科学理论,再转化成文学叙事;第二,题材重大,主题敏感,都是国家大事,很棘手。除科技外,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及世界航天的历史与现实等;第三,保密性强,审查严,创作空间受到限制。中国过去有位老前辈徐迟写科技,1992年我们在北京相见时,他谈到了写科技之难,后来年纪也大了,便摊上我这晚辈了。

姚雪雪:评论界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李鸣生的创作不仅属于文学史,而更应当属于国史的一部分,所鉴不仅是兴亡,更是对国家高层决策人物的“正心”之作。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李鸣生:国史谈不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有这么点意思。我的报告文学确实不仅属于文学,涉足学科较多。我希望为当下和未来的批评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等提供一个参考,留下几块“标本”。事实上我的主要读者都在知识阶层,普通百姓不会读我的书。我想让作品有点史诗品格,生命力能长一点。虽然达不到,追求总可以吧?比如《千古一梦》。人在地上跋涉尚且不易,飞天之难可想而知。而要写出中国人从地上到天上这段奇特的历史,同样难于上青天。但一个民族总不能缺了这段历史吧,于是历史一不小心便撞上了我,而我身不由己也选择了历史。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史不是目的。我希望国内外读者和后来人还可从中读出点别的什么,比如人挣脱地球束缚的悲怆与酸楚;从陆地走向太空的灵魂阵痛与精神重负;美好梦想与现实冷酷的绝对矛盾;科学真理与世俗权力的暗中博弈;美好生命与残酷毁灭的不可逃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