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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对调(3)

客观讲,焦哥的这段经历不算典型,我的亲友中还有很多不相识的迁徙者,他们路途之遥、受苦之重、累及子女之痛、年头之长(还有许许多多人因为人为因素和客观困难至今不能返回城市),焦哥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我当年在太行山某“小三线”企业上班时,碰到这样一对夫妇—我们住在一个叫井店的小山村里,我发现他们的言谈举止、装束都不像农民。有一次我们连长跟房东聊天,他说,夫妻俩原都在兰州市上班……说完扼腕长叹。后才了解到,这对夫妇从1952年就是甘肃某报社干部,做会计工作。1962年,领导通知他被确定为精简还乡对象,他哪能同意,领导便发挥思想工作优势,做不通,便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天天关屋里学习,被逼没法子了,只好携妻将雏还乡到老家—河北省涉县这个小山村。他的大儿子长到十八岁知道父母的经历后,非要到兰州闯闯,抱着寻梦的目的去了,中间回过老家两趟,再后来杳无音信了。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离开当地,他的家人仍未找到他。有的说1983年“严打”时被处理掉了,有的说出车祸没了性命。

于是我想搞清楚: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因工作变故造成两地分居的有多少?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查不到确切数据,有人估计在一千万人以上,总之数量极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和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刚缓解不久,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式提出要“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为“要准备打仗”伟大战略方针而准备的西南地区大三线建设、华北等地区的小三线建设以及西北地区的工程建设,“调整国民经济”,抽调大批企业从各自的城市迁出,大批职工干部离开城市,“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共投入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从各自的故乡出发,来到西南三线地区”(《中国新闻周刊》)。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市为例,“天津市为支援内地建设,1963年至1965年又有近四万职工迁出”(《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为解决国民经济困难,精简和动员职工和家属还乡生产,“据统计,1961年至1965年全市还乡职工达到215630万人,而且这部分人基本上是从市区迁出的非农业人口”(《天津简志》《中国人口·天津分册》)。后一资料还载明,“迁移变动人口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从1962年至1978年天津市共有41500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天津通志·人事志》)。相当多的知青后因回城、选调等造成夫妻两地分居。

还有缘于政治动因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冤假错案,以“文革”为高潮,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干部和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被当做改造对象遣返农村,“仅1968年一年,市区、郊区就遣返了17002人,其中市区占了94.3%”(《天津简志》)。

这庞大的人群中,只身一人从城市迁出有之,举家迁出有之,夫妻同迁出但与子女、与各自年迈父母长期分离更是不可胜数。这种从地域、职业范围、数量上说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造成徙民者众,造成普罗大众生活之大痛苦—首当其冲的是千千万万职工长期夫妻两地分居。

这种长期夫妻分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负效应是巨大的。试列举一二:

夫妻间爱情遭到破坏。夫妻因受空间阻隔长期不能一起生活,无法通过彼此关怀、帮助和爱抚加深爱情,相反与此伴生的诸多外在因素如家务劳动、亲属关系、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等矛盾,使彼此间心理距离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许多长期两地分居夫妻,其爱情就是随着彼此疏离感和陌生感的不断加深而出现危机,危机一旦出现,常常难以逆转。

由于无法满足正当性需求,使婚姻的重要功能失去意义。男女双方因性压抑、性饥饿,从而产生烦恼、焦虑、痛苦。焦哥说的话糙理不糙。基·瓦西列夫说:“长期节制‘下流的’性生活会使人智力停滞,精神受到创伤,如果再有其他因素,就会引起神经官能病症”。

家庭的诸多功能无法实现。比如抚育幼子和教育青少年的功能—夫妻分居实际成了单亲家庭,即便夫妻同迁者出于教育质量好的动机,多数也选择把孩子留在大城市。但由于得不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子女人生路上缺乏父母双亲的关爱和指导,使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诸如升学、就业等关键几步,常常处于劣势、被动,与机缘失之交臂,影响贻误了子女的大半生甚至一生。至于举家迁徙的,则更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文中方才提到住过同院儿的刘婶孙子“一端起书本就头疼”,奶奶气得说他“咋就烂泥扶不上墙”。初中没上完就上班了,进了区修配公司修上下水道。一晃二十多岁了,一表人才,却找不着对象。女方家长都嫌学历太低,说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怎么教育后代。后来母亲终于喜滋滋地告诉我—定亲了。大家都挺高兴,举行婚礼那天我正巧出差,还请母亲替我随了份子。不久却听说离婚了。

我在参加西部某地区散文笔会时,碰到一位天津老乡—确切说是天津老乡的女儿,一位三十多岁的乡村小学非编教师,她父母就是当年从天津和济南迁厂到这里的,她还有一个哥哥在当地上班,下岗了从农村趸点梨骑自行车驮俩筐四处叫卖。她在天津还有姑姑们和叔叔,住在河西区陈塘庄,她只回过一次老家,已经好多年不怎么走动了。她说,爹妈常背着我们,冲着故乡方向抹眼泪。说完望着路上四处乱飞的树叶喃喃道,爹妈就是一片落叶,飘哪是哪—这位小老乡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我动容,是啊,多少年来一般民众不就是一片片树叶,一阵风刮来,风头把他们刮到哪是哪吗?

“一般民众”这一称谓并非我的发明—最近天津最大的会展中心举办新一届“台湾名品博览会(展销会)”,主办方发布的广告词赫然写着:“×日至×日为一般民众参观日”。偌大的广告设置在一个个公共汽车候车亭内。

“公民还有一般民众、非一般非民众之分吗?”我说。

“‘一般民众’就是老百姓,这有什么可矫情的。”旁边我一哥们嫌我有点不认头发什么神经呢!

夫妻两地分居的大量存在引发和加剧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单亲家庭子女中的刑事犯罪率明显高于健全家庭。1983年集中统一“严打”及其后两次“严打”,其结果证实“从重从快”的对象大部分是青少年,而形成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如单亲家庭(包括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家庭)不能对子女进行很好家庭教育当属首要,在缺乏理性分析和关注民生前提下,由于“人治”,“说打就打了”,其教训是深刻的。

北京市某妇女组织1999年调查显示:卖淫女(20岁至29岁)中家庭处于非正常状态,即单亲家庭—单独与母亲或父亲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其比率高达22.3%。这种状况与她们在家庭中缺少亲情交流与行为上的指导,容易产生行为上的偏差不无关系。

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还为婚外性关系、嫖娼卖淫活动提供了一定条件。一是男女容易走上婚外恋道路;二是助长嫖娼、卖淫活动。据一些地区对嫖娼者的调查,一部分人就是离家在外的“寡男”,至于卖淫女,相当多的是丈夫长期离家外出的寡居女人。

两张文化宫活动票

焦哥仍沉浸在对那段经历的回忆中,看得出他心里不是滋味,我想把他思绪岔开,随便问:“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年给你印象最深,最让你忘不了的是什么?”

焦哥低头想了想:“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挺简单的。”

老张为我的调动费那么大心,给我说好话,给我多少次的联系上级单位、反映困难,跟踪“对调联系函”卡哪了,却没收过我一分钱,没吃过一次请。

那时我已经回天津上班了,有一天我听别人说老张到天津出差,住在南市一家小旅馆。我去找他,非要请他吃一顿饭,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不同意。我说饭馆都定好了,他就是不去,说不能让我破费,那是他应该做的。我给他买了点水果、两瓶酒,也硬逼着我拿了回来。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请上他。

“还遇上好事啦。”焦哥接着说。

我原来是电工,到了北郊区机电配件厂当仓库保管员,因为这个厂电工位置已满。可是厂里管人事的老顾始终惦记这个事。这时候,天津市文化宫恢复重建,需要一个电工、一个木工,请我们厂的上级单位市机电局支持。局里把这个任务派到我们厂,当然我不知内情。我和老顾家住得比较近,都在南市一带,每天上下班经常碰上,道远,骑自行车,在路途往返得用三个小时。那天路上他跟我说:“市文化宫需要一个电工,你要是愿意走,我帮你联系,你要是不愿意走,我正好舍不得放你。”

我求之不得啊,那时我小子才三岁多,闺女刚出生,家务事正多。这样我又调进文化宫,骑自行车十分钟就能到单位。

“行啊,焦哥,喜到门前皆是双。”我笑言。

“是是,这点白的,我全去了。”“这庆祝算是后着补。”我端起一碗啤酒也一气喝下。

焦哥边把一盘杂面下到锅里边说:“要是搁现在,这俩事至少花十万。包括从邯郸调回来,乐子剧团那两口子,帮我穿针引线当红娘,就是诚心诚意帮你。没有那种现在到处都是的骑驴得好处,没有。”焦哥语气肯定。

“就是一种淡如水清如泉的关系。”我自语道。

“对,对!我给老张送条烟,不要,请吃饭,更不去。他说应当的。”

“应当的”,这三字让我回味良久,因为他们心里有做人的标准,精神操守,人性—字典上说,正常的感情和理性—人性使然,为此他们活得内心宁静和坦然。

焦哥接着说:“只是我给他送过两次文化宫的活动票,他带孩子来玩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