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狠手辣丝毫不亚于黑社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24日，江浙资本家张謇病逝，他生前有诗：“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他哪里知道，从他所待的“明年”开始，他的诗成了日后江浙财团民族工商业者在蒋家王朝统治下进退无门的悲惨写照。江浙财团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全国统治，除少数头面人物被安排在政府机构任务外，大多数人很快就自食苦果了。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虞洽卿深谙此中道理，所以他推掉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同是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静江的结局与他相比不免凄凉，这也是虞洽卿高明的地方。
张静江和虞洽卿一样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赚钱和用钱上，但他在政治方面比虞洽卿走得深。他早年凭借个人资本和经营的机智投资谋利，多用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晚年依靠手中的权力，敛财于民间，用于蒋家王朝的“建设”。1928年秋，张静江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由于他事事独断专行，蒋介石对他非常不满。张静江与国民党新贵之间的矛盾也开始表面化，政治地位不断下降，在蒋介石面前也逐渐失宠。由于蒋介石的疏远，张静江最终失去了权力，从此意志消沉，闭门谢客，吃斋念佛，不问政治。他逢人就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蒋介石在危难之时，全由他鼎力相助，到头来却落得如此冷落，以至于没有他容身之地，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客死纽约，不知是为纪念张静江，还是出于对张静江的内疚，蒋介石困守台湾之后，亲自为张静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而虞洽卿由于引身而退，避免了和蒋介石的正面冲突，最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虞洽卿虽然不愿当财政部长，但对不妨碍经营实业的名誉职位却很感兴趣。如1927年11月1日他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一年后任中央银行监事。蒋介石接管上海后，华洋交涉之事仍由虞洽卿出面，虞洽卿显得威风八面，气势非凡。
1927年7月1日，工部局纳税西人会决定加征二厘房捐，由于事前未经纳税华人会同意，市民一片抗议之声。虞洽卿一边批评工部局不该未经纳税华人会擅自决定，一边声称工部局预算入不敷出，增税实属无奈，两头不得罪。工部局原本骑虎难下，幸好虞洽卿及时递来的梯子，乐得借坡下驴，同意从第二年起恢复以往的捐税额，此后如有增加，会征得纳税华人会同意。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12月，虞洽卿担任纳税华人会主席，名正言顺地作了华洋纠纷的首席调解人，他偶尔会在具体细枝末节上为华人“请命”，实际上却不轻易得罪洋人，时常搞些联谊会，祝什么“中外合作之花欣欣向荣”。
1928年2月，荷兰银行特地为这位在华经理举办任职二十五周年纪念典礼，虞洽卿的胸前挂上了荷兰政府授予的勋章，他从荷兰银行总裁手中接过荷兰王宫收藏了二百二十年的自鸣钟。他当时感慨万千，仿佛看到了一艘从宁波方向开来的小火轮，舱中一个土里土气的少年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十里洋场：这就是大上海？多少人说过的乞丐成群、财神四处可见的上海滩？他得意地笑了。
4月16日，纳税华人会宴请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员，作为主席的虞洽卿讲话：“前此双方虽已经误会，略有芥蒂，顷已渐归消灭，拨阴翳而见青天……吾人种族虽异，而爱和平、尊公道、安居乐业之愿初无不同。”他把五卅惨案及赴日参观时猛烈抨击西方列强侵华的言论轻轻抹去，对工部局的希望仅是“容纳公众意见，节源制流”。真是“皆大欢喜”！
如果说江浙资本家吃尽了蒋介石的苦头，虞洽卿却是不尽相同，他尝到的甜头远甚于苦果。江浙资本家忍痛捐输，盼望着蒋介石能带来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没料到盼来的却是内忧外患和四大家族的巧取豪夺。
虞洽卿的企业也在劫难逃，军事当局以军情紧急为由，迟迟不恢复长江航运，使虞洽卿的轮船运输业受到沉重打击。他的三北公司营业大受影响，亏损累累，陷入困境。
1927年10月17日，淞沪卫戍司令部交通处租用十六艘三北公司商船，拖延了两个月，共欠租金煤款十四万元。虞洽卿恼火万分，要求白崇禧补付租轮垫款，放回征用船只。白崇禧知道这个“一品百姓”不好惹，下令归还三北公司的商轮，并命令龙华的参谋长保护船主利益。
1927年11月，上海商业联合会发表结束宣言，虞洽卿作为上海工商界头号大亨，在商界普遍困顿的情况下不得不有所表示，第一次率领上海商界谴责国民党政府。
1928年6月，工商界代表应邀出席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虞洽卿等人趁机提出：保护关税，整理金融，整顿交通，提倡国货，保护商人财产，整理劳资纠纷等。全国经济会议通过了削减军费百分之二十六，全国军费每月四千万元等措施，实际上无异于一纸空文。会后，虞洽卿四处游说，呼吁实施此议案，自然没有丝毫进展。
8月4日，虞洽卿致函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和闸北商会，公开责备国民党政府内政失修，导致商业疲敝，民生困苦，目睹种种弊病，“殊觉不寒而栗”。他号召上海各商会联合起来，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请愿，“一方以国民资格向五中会议陈述国民厌乱望治之切要，求一心一德，共谋国事；一方以团体代表资格向政府请愿，务将全国经济会议通过各案，分别缓急，一一见诸实行。”
虞洽卿素来擅长以此制彼，此次借工商界的要求，只为加重自己在蒋家王朝统治中的分量。而且，他素爱出头，此举也关系到他切身的利益，因此非常卖力。
工商界同仁早有同感，一直敢怒不敢言，经他一挑头，积愤难以抑制，都愿意追随他到南京请愿。
上海商界请愿代表六十余人陆续到了南京，南京总商会会员十多人也自动加入请愿团。
8月11日上午，虞洽卿率领代表团成员径直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二届五中全会请愿，要求面呈请愿书。要知道，沪宁工商界巨头闹事，犹如财神爷闹事，国民党政府无法用机枪、水龙头对付，只得让李协和代表全体委员出来接见。
虞洽卿当即发表演说，陈述所求：颁布约法，监督财政，永保安宁，裁减兵额，财政统一，整饬党纪，关税自主，免除杂税，劳资合作，恢复交通。
国民党政府对这些要求本来不屑一顾，但大火烧到了家门口，确实有煞风景，只好想办法平息请愿风潮。
不料，虞洽卿魄力惊人，整个代表团为之大受鼓舞，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他们甚至决定于12日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听说后颇费了一番心思，心道：“这个老家伙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盘根错节，难以动他。他从来都好这一手，而且吃软不吃硬，不妨给他点面子。我就不信他真想闹到底。”
蒋介石决定先拖一下，让虞洽卿等人消消火，他派副官对虞洽卿说他有事赴沪，将于13日下午6点在总司令部款待代表团，请大家有什么建议在宴会上说。
代表团本来一肚子恶气，没料到蒋介石笑脸相迎，也不好闹事了。事实上，虞洽卿早算透了蒋介石的心思。
12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在汤山别墅款待代表团。宴席之后乘着雅兴参观了中山陵和明孝陵。
13日，代表团这才去总司令部赴宴，受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殷勤接待，愤愤不平的情绪消退了大半，毕竟还拿他们当自己人。
虞洽卿闹够了，假装认真地向蒋介石提了些不痛不痒的建议。要知道，虞洽卿不提头，谁敢生事。
既然虞洽卿不生事，气氛自然欢洽。
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军费在整个预算上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等《整理军事案》，算是给代表团一个交代。代表团得到安抚，大有颜面，不再较真，心安理得地返回上海。
蒋介石送走了这帮财神爷，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虞洽卿喜欢无事生非，多给他一些甜头就不会带头闹事了，段祺瑞就是这样做的。
于是，没过几天，全国交通会议聘请虞洽卿为航政股正主任，急请他审查议案。虞洽卿一高兴，自然没心思理请愿团的事情了，兴冲冲地返回南京。
他不愿当财政部长，为何单单对航政股正主任感兴趣呢？
原来，当财政部长就要为蒋介石筹钱，弄不好了还要自掏腰包，而当航政股正主任可是个挣钱的差事。
自此，虞洽卿虽然有时候仍作出一副义正辞严的面孔，但只是摆摆架子而已。除非关系到他个人的利益，否则轻易不出头。
1929年10月，中日两国修订通商行船条款。虞洽卿以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写信，要求收回领海和内河的航权，维护本国轮船航运业的利益。事实上，这些利益是和他的利益休憩相关的。为了收回日本在华的航权，他甚至不惜批评国民党政府，他领导的航业公会对国民党政府都非常有意见。
此时的虞洽卿已经年过六十，精力大不如前，无意于政治活动，而是把赚钱视为第一要务。这倒不是虞洽卿不重视争名了，而是他苦求一生的名似乎也到头了，没什么可争的了。后来，傅筱庵又回到了上海，但对虞洽卿的地位已经构不成威胁。
傅筱庵回沪还有一段小小的内幕。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傅筱庵恳求孙传芳向张学良进言，请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撤销通缉令。蒋介石已经统治天下，不必和他纠缠，但为了让他知道厉害，故意拖了几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默认下，虞洽卿做了个顺水人情，以宁绍同乡会名义请求撤销通缉令，蒋介石复电照准。1931年10月16日，流浪四年半的傅筱庵怀着复杂的心情重返上海。傅筱庵回来后，虞洽卿没有痛打落水狗，反而显得十分亲近，颇得宁波同乡赞誉。
尽管虞洽卿支持蒋介石，但以他的经历和地位不可能完全倒向蒋介石，蒋介石需要更为听话的人操纵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个人出现了，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生于1888年，原住苏州高桥镇南十里的杜家宅。1902年，他的外婆求邻告亲，让十五岁的杜月笙投奔上海的远房伯父杜阿庆。这是杜月笙第一次来上海。杜阿庆是张恒大水果行的经理，对杜月笙很照顾。杜月笙也勤快，练就了一手削水果皮的绝技。但杜月笙喜欢与街上的流氓称兄道弟，赢了钱就请他们下馆子，输了便到杜阿庆店里做手脚。杜阿庆终于查出来，要杜月笙卷铺盖滚蛋。
杜月笙回乡后不久又返回了上海滩，他习惯了上海的生活，渐渐的，十六里铺一带多了一位小有威望的“大阿哥”，绰号“水果月笙”。
杜月笙的师父是十六里铺的青帮大亨陈世昌，经他搓合，杜月笙在黄金荣公馆当了一个跟班，很快讨得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的赏识。林桂生说服了黄金荣，让杜月笙负责公兴记赌场的治安。
杜月笙很快名声大振，成为上海滩的赌界大亨。之后，杜月笙自开了一家全上海最豪华的俱乐部。
后来，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等人合办了一家贩卖烟土的“三鑫公司”，财源如潮水般涌来，逐渐垄断了上海的贩烟行当。
经过四·一二政变，杜月笙仿佛跳过一座“龙门”，进入了他朝思暮想的“上等人”行列，在流氓短打形象的外面罩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尽管杜月笙不善经营，但他明敲暗诈，在金融界迅速打开了局面。之后，又把手伸进交通运输业，控制了长江下游最大的内河航运公司——大达轮船公司。
1932年11月，杜月笙成立了“恒社”，很快发展到千余人，威慑上海上层社会，一跃成为上海滩的头面人物。
虞洽卿和杜月笙显然是两个路数，但摊子铺大了，不可能不发生摩擦。虞洽卿无异于上海商界的“九朝元老”，但杜月笙本人自居为商界领袖，早在1930年，杜月笙就把目光瞄准了上海统一商会会长的位置。虞洽卿听说后只是一笑置之，他知道，眼前这个“小杜”，已经不服他这个“洽老”了，很有点他当年对付“朱葆三”的味道。
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统治，推出了一个上海统一商会，会长为虞洽卿。上海统一商会由上海总商会等上海所有商会统一而成，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组织。由于国民党政府头痛于国内商会林立的局面，想将其统一，便把商会改为官办。上海总商会邀集各地商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驳斥国民党的决议。国民党政府羞愤难当，于1929年4月指使国民救国会成员涌进上海总商会捣乱，致使上海总商会停止办公。上海总商会试图登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恶行，但所有报刊均不敢刊载，反而异口同声指责上海总商会停止办公，自然是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上海市长邀虞洽卿等人调解，虞洽卿又当了一回调人。
上海商业联合会自动解散后，虞洽卿时而代表民意，时而代表官意，其主要精力全放在航运业上。他从心里是支持总商会的，因此并不卖力。应付了几天，自然没什么结果，于是谢绝调停。
国民党政府于是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伧来沪，与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商界要人接洽，决定以“非统一商人组织，无由平息纠纷”为名统一上海商会。
5月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由虞洽卿等三十四人组成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任命虞洽卿为首席召集人，勒令上海各商会团体一律停止办公，所有会务交给商整会。接收工作非常顺利，与强行取缔没有什么差别，上海总商会的负责人冯少山因直言顶撞而被通缉。虞洽卿虽知道这是他炫耀身份和地位的机会，但不愿打击商界同仁，犯了众怒。统一商会取代了各类民办商人组织，不让商界人士享有独立的发言权，实为官办，操纵起来不方便，因此，虞洽卿一直没有积极性。从6月下旬起，他便不在统一商会活动中露面，而是将日常工作交给王晓籁等人。很快，全国各地商会均步入上海商会后尘。
1930年7月1日，在上海市特别商会执监委宣誓就职大会上，他低调地说：“敝人年迈事繁。留沪经商五十年，做过不少公益事业，近年来精神不佳，以致于参加外事活动甚少。因此外界有种种揣测之词，敝人特向各位说明。”他对市商会没有一句恭维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第二天，虞洽卿在五路复兴园设宴款待全体当选委员，表明他的不满不是针对市商会成员。这一举动既拉拢了商界同仁，又显示了他在上海商界号召群雄的地位。
虞洽卿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杜月笙。由于虞洽卿兼职过多，十分繁忙，管不了许多事，再加上对这个商会形式十分厌恶，会务实际上由他人代理。但年事已高的虞洽卿哪里注意到，他不感兴趣的，杜月笙反而异常关注。杜月笙越来越觉得统一商会会长更能衬托他的地位，无论朱葆三，还是虞洽卿，都是这样成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