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出钱蒋介石出枪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善于穿针引线的虞洽卿筹集了近八千万元的巨款，帮助蒋介石站稳了脚根。蒋介石不仅想确立虞洽卿的商界至尊地位，而且想让他任财政部长，虞洽卿怕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委婉推辞，先后推荐张寿镛、钱新之任财政部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北伐，但囊中羞涩，为获得上海财团的支持，力邀上海总商会头面人物来广州参观。那个时候，中国财团主要有三个：一是江浙财团，二是北方财团（华北财团），三是广东财团（南方财团）。江浙财团源于浙江宁波周围七县的商人在上海的联盟，即宁波帮。此时的江浙财团以金融为中心，势力四通八达，在上海占着绝对优势。上海的金融业主要银行和钱庄共有三十五家，而江浙财团占了二十一家；主要纺织业工厂共有一百一十八家，江浙财团占了一百零三家；主要航运业共有十一家，江浙财团占了九家；主要铁业和铜锡业共有二十二家，江浙财团竟占了全部；主要制粉工厂共有六家，江浙财团占了一半。在1925年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花名册中，共有五百零五名会员，其中浙江籍会员计有二百六十四名。会长、会董共四十二名，浙江籍竟占了三十名。在上海资本中，除浙江系外，江苏排在浙江之后，占第二位。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虞洽卿、张静江、陈其采、叶揆初、蒋抑厄（浙江兴业银行）、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宋汉章等人。
如果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枢纽，那么掌握这个枢纽的人就是江浙财团。江浙财团通过控制上海经济控制着近代经济的所有领域，占统治地位。蒋介石由于和虞洽卿、张静江等人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自然把目光目光投向了江浙财团。
尚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正想和孙传芳唱对台戏，接到广东革命政府邀请电报后立即同意。方椒伯、陈光甫等人虽然倾向广州革命政府，但由于害怕孙传芳的势力，主张先探探虚实再说。于是，大家推出王晓籁、劳敬修、陈炳谦、陈良玉为代表。但四个人同样顾虑重重，害怕引火烧身。正值虞洽卿访日，此事暂时搁下来。
但历史总是有意巧合，就在上海总商会改选的6月，国民党也通过了北伐方案，紧接着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这让世人不得不怀疑，以虞洽卿等人为代表的江浙财团在里面做了什么文章，因为北伐所要讨伐的对象恰恰包括孙传芳。虞洽卿访日归来，见四个代表迟迟不愿成行，就出面极力促成王晓籁赴粤。
虞洽卿道：“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叛乱，消灭了陈炯明，锐意北伐，我们如果不接受邀请，北伐军届时打到上海来，就不好交代了。”王晓籁道：“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合力击败了冯玉祥，士气正盛，恐怕北伐军以两广之地对抗全国，心有余而力不足。”虞洽卿道：“三个人看似齐心，只是一时之计。孙传芳从来都是见机行事，北伐军不打他，他绝不会主动出击。这样，吴佩孚首当其冲。北伐军解决掉吴佩孚，沿江而下，再讨孙传芳。张作霖实力虽然雄厚，但势力远在黄河以北，他只会坐山观虎斗。孙传芳独力对抗北伐军，焉是对手，还不乖乖地滚蛋！”王晓籁道：“光吴佩孚就够北伐军对付了，何谈北伐军来打孙传芳？况且，孙传芳有五省之地。”虞洽卿道：“照你这么说，人多、地盘大，就能打胜仗了？”王晓籁道：“不错。”虞洽卿道：“那大清朝为什么会灭亡了？你当时相信辛亥革命会推翻大清朝吗？”王晓籁道：“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历史不会重演。”虞洽卿道：“当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把大清朝推翻了，现在他们有了根据地，力量胜于当时十倍、百倍。”王晓籁道：“这太危险了”虞洽卿道：“你不去，我去！”王晓籁道：“孙传芳正盯着你。你一去，不就把我们都露出来了吗？不如我去。”虞洽卿道：“这可是你说的。”拍了拍王晓籁的肩膀道：“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见王晓籁心动，道：“不是我催你去，这可是大家的意思。你是众望所归，事成之后，大家都会知你的情。”王晓籁道：“广州方面北伐的消息可靠吗？”虞洽卿道：“宋子文亲口说的，已经联系好多次了。如今是大势所趋，北伐势在必行。”低声道：“神不知，鬼不觉。”王晓籁勉强答应道：“我先处理一下浙东的灾情。”
这个王晓籁生于1886年，是虞洽卿的甬人同乡，浙江嵊县人。王晓籁自幼以“神童”著称，其父王芷湘是当地首富，痴望儿子仕途成名。但王晓籁并不安心举业，只爱舞枪弄棒，议论时局，后来加入了光复会，是光复会在当地的第一批会员。1907年初夏的时候，徐锡麟、秋瑾等人准备反清起义，王晓籁等光复会员从家乡出发，连夜赶往绍兴。半道上听说秋瑾已经被捕，而革命党人撤出了大通学堂，又急忙匿身家中。王晓籁的岳父楼映斋是一个富商，混过上海的十里洋场，早想让女婿作他帮手，见王晓籁全家吓得六神无主，正好借机带王晓籁来到上海。之后，王晓籁渐渐展露头角，受到陈其美、沈缦云、李平书、沈联芳、虞洽卿等人的重视。
王晓籁和虞洽卿有着相同的特点，谋商不在商，在于商政。王晓籁当时在上海仅算二流人物，正好借上海商界首席代表的身份提高自己。他之所以迟迟不肯南下，不过因为时局微妙，局势还不明朗。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7月11日，攻克长沙。广东革命政府几次敦请上海商界代表南下，虞洽卿急忙找到王晓籁，道：“不要等了。我让冠中陪你去。”冠中是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王晓籁见北伐大有起色，欣然南下。7月19日，王晓籁、盛冠中等人乘船抵达广州。这次访粤，为王晓籁步入上海闻人之列打下了决定性的基础，成为他日后进身的阶梯。
广州虽然连日暴风骤雨，但王晓籁兴趣盎然，几天内跑遍了广州著名的工厂、学校，并参观了北伐军部队出发的仪式。蒋介石也设宴款待他。
在两开间的小洋楼里，陈设简单而朴实，普通的家常菜，身穿军装的蒋介石与他边吃边谈。蒋介石问起上海各界的现状，尤其是虞洽卿近况时，王晓籁不禁叹气摇头道：“前几日总商会换届选举，傅筱庵仗着孙传芳的势，把虞会长挤下了台。”蒋介石气得一拍桌子道：“娘系屁，这个傅筱庵，敢和咱们叫板！”王晓籁道：“北伐愈快愈好，虞会长快成心病了。此次特派冠中我们前来。”蒋介石看了看盛冠中，道：“放心。”王晓籁道：“冠中此次代表虞会长前来，筹款的事司令大可放心。”蒋介石笑道：“有劳诸位了。”
蒋介石和王晓籁、盛冠中交换了意见。十几天后，王晓籁等人偕同邵力子、张群乘轮船返沪。王晓籁返沪后极力称颂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号召上海工商界全力支持北伐。此后，王晓籁更是频频出入虞洽卿、姚紫若、王一亭的住宅。在秦润卿、吴蕴斋、钱新之、徐新六等金融界之间传递信息，策划对付孙传芳、傅筱庵等人，并秘密为北伐军筹款。他还与闸北保卫团王彬彦、尹村夫等人谋划，准备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的事宜。
北伐开始后，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向吴佩孚发起总攻，攻克汉阳、汉口。孙传芳鉴于唇亡齿寒，乘北伐军与吴佩孚军在武汉相持不下之际，冒险助战，与北伐军会战于江西，连连惨败。10月10日，北伐军围攻南昌。这一天，经过四十天浴血奋战的北伐军终于夺下武汉，吴佩孚率残部逃窜了。很快，11月7日，北伐军又攻占了南昌，孙传芳精锐损失殆尽。
孙传芳为保住上海这个据点，严加监视上海工人运动和地方保卫团，他封闭了总工会，缴了保卫团的枪械，将“共产”、“赤化”的帽子安在王晓籁头上，发出通缉令。王晓籁只好避入法租界。输红了眼的孙传芳对虞洽卿更是恨之入骨，不利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劝虞洽卿暂离上海，以免遭遇不测。但虞洽卿笑着说：“就算他闯进租界来，我也不怕。我是老百姓，他有啥办法？”
正是旧中国枪林弹雨，上海滩刀光剑影，里里外外斗得相当热闹。上海的工商界也分作了两派：一派以傅筱庵为首，力量较小；一派以虞洽卿为首，财力雄厚。孙传芳一参战，傅筱庵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支援。傅筱庵调拨了九条招商局轮船，帮助孙传芳运送兵马粮饷。11月，孙传芳苦于不堪再战，与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合作，组成安国军。不久，安国军主力奉鲁军南下，准备将北伐军消灭在长江以南。
1927年2月，孙传芳和张宗昌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作军费。傅筱庵号召上海银钱业摊认，遭众人反对，无奈之下只好从他的中国通商银行拨出二百万元。这些钱并没有挽救孙传芳的厄运，2月中旬，北伐军攻下杭州，孙传芳被迫逃出上海。傅筱庵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联军司令，不禁潸然泪下。孙传芳后来投靠了张作霖，任安国军副司令，纠集残部反扑，重占江浙，但在龙潭战役和鲁西战役接连失败，避居大连、天津，皈依佛门。1935年11月13日被刺身亡。
随着傅筱庵对孙传芳财力支持的深入，虞洽卿根据形势变化，也加快了与蒋介石合作的步伐。当时，上海工人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又酝酿着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局势更加紧张，就像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一样。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的资产阶级染上了“恐赤病”，害怕工人运动会使他们的资产受到损害。蒋介石反共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而以江浙财团为首的资本家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转而资助蒋介石反共，双方一拍即合。他们在虞洽卿的穿针引线下舍弃了腐朽的旧军阀孙传芳等人，与代表他们利益的新军阀蒋介石握手言欢，以谋求到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
当形势完全有利于北伐时，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纷纷找虞洽卿来商量。其中跑得最勤的是四明储蓄会经理钱新之。钱新之道：“洽老，孙传芳已经完了。现在局势很明显，只要蒋介石回来，你就可以重新主持上海了。蒋介石会不会和共产党人继续合作？”虞洽卿道：“这个不用担心，他是一贯反共的。许多报纸都登过他的言论。”钱新之道：“武汉、九江收回了租界，上海如果也收回租界，我们去哪里？”虞洽卿笑道：“你的顾虑就是我的顾虑。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你们离不开租界，我也一样。”钱新之道：“我看早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免得以后有变。”虞洽卿道：“冠中他们上次去广州，已经谈得很明白了。蒋介石想支持我们，只愁没钱。”钱新之道：“我和陈光甫、叶琢堂、孙衡甫他们都通过气了，大家都说钱不是问题，就等洽老去落实了。”虞洽卿道：“好办！好办！”
虞洽卿心中早有主张。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是否是一路的，虞洽卿也作了慎密的判断。他还不了解蒋介石吗？蒋介石是个十足的大流氓，骨子里是反共的。
北伐军打到长江下游接近上海时，西方列强见孙传芳就要垮台，准备捧起一个新的代理人，这个新的代理人就是蒋介石。他们同样需要一个中间人与蒋介石接洽，此人选非虞洽卿莫属。
虞洽卿正是肩负着各方面所谓神圣的使命，于1927年2月来到南昌的。
蒋介石原本就与英美列强有勾结，尤其重视获取江浙财团的支持，虞洽卿的到来，使他欣喜若狂。此时，蒋介石已经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正在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党羽，以进一步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革命政府。
虞洽卿见到蒋介石后，开门见山地问：“蒋司令对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到底持什么态度？北伐军对占领上海有多大的把握？”
蒋介石和黄郛、张静江等人曾多次探讨虞洽卿提出的这些问题，此时正好把讨论结果说出来。蒋介石的回答基本上解决了以虞洽卿等人为首的江浙财团的顾虑。两人暗中达成了默契，北伐军只要不过分刺激上海的西方列强势力，保持上海市面的稳定，上海的资本家就愿意在财力上支持蒋介石。
虞洽卿道：“上海谣言四起，工商交困，闾里不安。孙传芳势力仍盘踞上海，实乃一大隐患。共党势力在沪日长，影响颇大。如今又酝酿起义，如其得手，工商两界必遭破坏，还望蒋司令早日光复上海。”
蒋介石道：“洽卿兄放心，我军不日即到上海。”此后，蒋介石下达密令，把“打倒帝国主义”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放弃激烈的革命姿态，同时表示国民革命军是西方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将扫除一切“阻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
事实上，蒋介石真正决定绞杀革命，并在上海举起屠刀，正是这时下的决心。
虞洽卿返沪以后，施展两面手法，一面四处秘密联络，为蒋介石筹饷，准备迎接蒋介石，一面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及学生联合会代表继续暗中联系。
1927年2月18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仍未成功。北伐军紧紧包围了江苏和上海，只等发动最后的总攻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已经不可避免。
3月中旬，北伐军开始向上海进攻。3月20日，占领苏州；3月21日，抵达上海龙华。上海的军阀乱成一团。这一天，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罢工人数达八十万！在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员会的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罢工转为武装起义。
3月22日下午6点，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均被起义工人占领。同日，资本家们密谋已久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宣告成立，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任主席，名义上是三人轮流执掌会务，实际上由虞洽卿一人操纵大权，对外函电一般只署他的大名。虞洽卿等资本家借商业联合会另立山头，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以免“赤化分子”独揽上海大权，同时准备取代傅筱庵领导的上海总商会。
3月23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上海。在工人起义胜利的基础上，市民代表大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工人代表占半数以上，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成立，提出了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主张。白崇禧、钮永建、虞洽卿、陈光甫、汪寿华等十九人为临时政府委员。
资本家害怕“劳工势力支配”上海以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即使最支持临时政府的王晓籁也说：“吾人所最怕之事，即共产。”他盼望蒋介石“肃清共产分子”，甚至愿与孙传芳“释嫌修好”。绝大部分资本家主张镇压工人运动，甚至有人公然宣布，“工潮不决，纷扰无已”，“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难治安。”当时的民族本家之所以和工人阶级合作，主要是“现在民气之盛，远非昔日，恐压力愈重，反抗力愈大。”